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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余英时
基本信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508 页码
·ISBN:7563345043
·条码:9787563345045
·版次:2004年4月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16开
内容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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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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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历史研究者或以窄而精的专门研究见长,或以提纲挈领纵横捭阖的通论见长。比较而言,余英时是将历史的专论与通论结合得较好的一人。实际上,专门性的史论即使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内恐怕也只有少数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才会驻足,而真正在社会中引起反响、能吸引各学科读者关注的,还是那些能用明白的思路对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整体把握的作品。余氏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如《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都是这方面的论著。
目录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徘优”与“修身”
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士与中国文化》自序
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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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知识人在古代中国叫做“士”,而“士”的出现则是和“道”的观念分不开的,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但是“士”和“道”两个名词在孔子以前早已存在,其含义也颇有不同。让我们先简单地谈一谈孔子以前的情况。
商、周文献中常见“多士”、“庶士”、“卿士”等称号,这一类的“士”大概是当时“知书识礼”的贵族。商代卜辞中所见的“卜人”也许便是“士”的一种。《说文解字》和《白虎通》都说“士,事也”。因此今天不少学者都相信,商、周文献中的“士”,是指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事”的人。周代的教育以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主,受过“六艺’训练的人也称作“术士”或“儒”;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技艺而出任不同的“职事”。例如孔子曾为“委吏”,是管理仓库、核查出入数字的职事。这当然必须学过六艺中的“数”。孔子自己又说过:“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论语·子罕》)可见他也学过“御”和“射”。至于“礼”和“乐”,则更是孔子研究得最深的两门艺业。“礼”和“乐”在古代贵族社会中的用途最广,学了这两种知识技能之后,更可以有许多“事”可做,如各种“相礼”和“乐师”。所以,《说文》以“事”来解释“士”确是有根据的。
在孔子以前,“道”的观念大体上是指“天道”,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关于这一点,清代钱大昕已有很扼要的考证。他说:
古书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祸福而言。《古文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祸淫。《易传》:天道亏盈而益谦。《春秋传》:天道多在西北。天道远,人道迩。灶焉知天道!天道不謟。《国语》:天道赏善而罚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皆论吉凶之数、(《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道》)
春秋以前还没有《论语》、《老子》中所说的抽象之“道”;“道”字单独使用,其本义只是人走的“路”。故《说文》云:“道,所行道也。”
总之,古代的“士”是政府各部门中掌“事”的官员,所以顾炎武说:“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日知录》卷七《士何事》)另一方面,古代也没有发展出一种普遍而抽象的“道”的观念。春秋以前的所谓“天道”则是具体的,主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这种“天道”还没完全脱离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阶段。在原始宗教中,只有少数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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