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雷迅马
基本信息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页码：369 页码
·出版日：2003年
·ISBN：9787801097026
·条码：9787801097026
·版次：2003年8月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16开
内容简介
在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和学界的相互联系与支持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时，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了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通过细致深入的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揭示了：第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第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却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
作者简介
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现任纽约福海姆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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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在此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是美国新锐历史学者、福海姆大学副教授雷迅马(Michael E．Latham)的新著。该书原为作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被选入美国冷战史领袖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教授所主持的“新冷战史”(New ColdWar History)系列丛书，经过作者修改，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译者在尚未联系好出版社的情况下已断然着手翻译该书，因为相信它对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其他许多研究领域都有重要的价值。翻译完成后，译者收到作者寄来的一些材料，看到《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z A ffairs)、《外交》(For-eign Affairs)、《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等八家非常重要的学术期刊都发表了对该书的介绍和评论，纷纷予以高度评价，更感到自己最初对其价值的判断是不错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冷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美国确立了它的“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中的“技术治理”(technocracy)深化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学界的交往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而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停滞衰败、智力和文化发育不良的“落后民族”施行经济援助和“发展指导”时，拥有宏大的知识和政治抱负的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可以说，在美国对外政策诸领域中，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是受学院社会科学影响最大、最深的领域。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
肯尼迪政府高扬美国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精神旗帜，将美国推动和“指导”第三世界发展／现代化的热情和海外发展援助活动推向巅峰，其短暂的“一千天”比战后其他时期能更充分地展现作为整体的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要素和特征。通过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要揭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两点远远超越了肯尼迪时期：(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却成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式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这项杰出的研究还向我们中国历史学者显示，批判的精神和跨学科的文献与知识基础是如何增强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经验深度和理论力度。
对于国内的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这本书显示出，就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是合理、可行而又必要的；这本书还提醒我们，对于显性的和潜在的以“国家利益”和“权力”为出发点去看待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老式“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我们至少应该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因为意识形态随时随地在支撑和塑造着“权力”，而且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规定着历史活动主体对“利益”的认知、选择和追求。而对于国内纷纷涌向“现代化”的题目之下，对这个“概念箩筐”在学术史上的复杂意义以及它天然的缺乏必要的体察的各种研究而言，本书中有许多内容和讨论应该能够引起更多的反思，从而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复杂精致、更具有历史主义气质的现代化观。基于本书的主题和内容，想必它对美国史、社会科学思想史、拉美研究、亚洲研究等领域也有相当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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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和学界的相互联系与支持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时，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了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通过细致深入的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揭示了：第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第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却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
目录
译者序
中文版序
加迪斯序
作者致谢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问题的由来
第二章 美国社会科学、现代化理论和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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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帕森斯的观点在他的书初版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是他认为自由价值有内在力量能够对有凝聚力的、健康的民主制度提供保障，这种乐观的结论对他学术上的迅速成名起了作用。在战后这样一个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国家，他的理论路径似乎再恰当不过了。帕森斯在1946年就任哈佛大学新成立的社会关系系主任，掌管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其目标是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各学科的学问见识结合起来。在获得了新的制度平台、在专业领域内也确立了正当性之后，他将注意力由理解人类行动的问题转向勾画作为社会整合之必要条件的基本社会结构上。他和爱德华·西尔斯一样，都认为建立严密精确的新科学门类的关键不在于纯粹的经验主义，并且很快把他的这位同道从芝加哥请来参加一个新计划。他们都认为社会学亟需分析的力量，而他们的项目正是要给社会学以分析的力量。①
他们合作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帕森斯的理论偏好所驱动。无论是对于社会学后来的总体发展，还是对于后来很快以“现代化理论”为人所知的那个研究领域，他们的工作都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帕森斯和西尔斯把他们的研究框架建立在“功能运作系统”(functioning system)的基础之上，进而指出，在每一个个体人格中存在的角色范围(range of roles)与不向的社会结构相互关联。当社会系统的结构适应变化着的个体需求，并且与文化理念形成互补关系，则这样的社会系统就处于完善的、以共识为基础的均衡当中。对资源和角色的配置要与共同价值的整合潜力相适应，而当时的美国看来正是如此。然而，如果这些力量之间失去平衡，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那样，则失调和失序就会导致动荡、暴力和镇压，并最终导致社会控制加剧。帕森斯指出，在德国，凡尔赛和平产生了严酷的经济后果，随后工业、技术、城市化和职业流动性等方面的迅速变动滋生出社会混乱，这些都动摇了整合性制度，导致。激烈的极端态度”。与国家社会主义现象相关联的，是德国议会制度的弱点、独立的法律系统的缺乏，甚至还有性别关系的形态．德国的性别关系使妇女非女性化，提倡对好战而友爱的男性青年组成的集体的崇尚，“有时甚至以同性恋(至少是潜流)相伴随”，由于丧失了基本的社会稳定，“德国社会极端根深蒂固的浪漫主义倾向”被迫服务于“一种具有疯狂进攻性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又与一场反对西方世界的整个理性化潮流、同时也反对其最深层的制度化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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