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陈立旭
基本信息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页码：415 页码
·出版日：1999年
·ISBN：721301918X
·条码：9787213019180
·版次：2000年8月第2次印刷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32开
内容简介
当市场经济成为一个社会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之，这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显然便有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生作用。在中国，文化面向市场曾激起了层层波澜并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文化和市场”问题的争论，其中有代表性的砚点有两种：一种是主张把文化生产部门推向市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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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文化的变革乃是历史足迹的记录。20年来中国历史变迁的基本内容，集中表现在由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换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全面转型这一千古未有的社会大变局之中。经济体制转换和社会转型，不仅导致了社会利益群体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而且导致文化领域由单一化走向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格局。在新的社会场景中，主流文化仍然居于文化话语体系的中心地位，但已不再是僵化的独白话语，其内容和形式以及传播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人文文化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大众文化则在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勃然而兴。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文化领域呈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且也使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生活于一个如此急剧变化的社会中，这是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殊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其他时代人群不能看到的东西，同时，也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深重的负担和责任，因为时代总在不断地要求我们回答。在文化领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可谓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然而，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谁，想要发明一种万能的、一次性将所有问题包容无遗的阐释模式或灵丹妙药，显然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奢望。因为我们所处的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所以，面对文化领域纷繁复杂的问题，选取一个有限的视角，进行一种尝试性的观照，可能更加明智和理性。在本书之中，我试图着重就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当市场经济成为一个社会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之后，这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显然便有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生作用。在中国，文化面向市场曾激起了层层波澜并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文化和市场”问题的争论，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主张把文化生产部门推向市场，将其变成“文化企业”，并断言文化市场化是繁荣中国文化事业的根本途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市场化，提倡文化生产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文化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绝不是“并行不悖”，反倒是格格不入的。我认为，文化的市场化是否应该以及在逻辑上是否可能，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而只有从根底上理晰市场机制的品性、逻辑(即其“所以然”)与文化的品性、逻辑的内在关系，才能对上述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
考察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这是因为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相伴而生的。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本身，与交流的国际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市场经济不仅有一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有用的体系”的内在驱动力，而且也有一种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今天，当金融市场占据支配地位，银行控制着逐渐与实体经济脱离联系的金融领域时，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也正逐步变为支配投资和贸易的跨国公司。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正让位于一种由全球经济参与者所构建的“世界市场经济”。这一基本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对社会诸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像在资本领域一样，文化的“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可见，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之溢出国家民族和地域界限即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化领域的运作机制和运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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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经济成为一个社会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之后，这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显然便有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发生作用。在中国，文化面向市场机制曾激起了层层波澜并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文化和市场”问题的争论。本书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从计划走向市场
一计划体制及其文化形态
1．计划体制的设计与人性假定
2．计划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
3．计划体制下的思想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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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在近年关于“文化和市场”的讨论中，有两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主张把文化生产部门推向市场，将其变成“文化企业”，把文化生产活动变成盈利性的经营活动，并断言文化市场化是繁荣文化的根本途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市场化，提倡文化生产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文化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绝不是“并行不悖”，反倒是格格不入的。我认为，文化的市场化在逻辑上是否可能，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而只有从根底上理晰市场机制的品性、逻辑(即其“所以然”)与文化的品性、逻辑的内在关系，才能对上述的问题有一个较深入的理解。为了便于分析，在下文中，我们将把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文化区分为大众文化与高雅的严肃的文化两个部分，并将从市场之品性、逻辑与这两部分文化之品性、逻辑的不同关系上分别考察它们市场化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探讨市场机制对文化发展的正面作用以及功能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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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1
布迪厄认为，不仅各种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的，而且资本与资本之间还有强弱之分。正如前述，布迪厄将场域比喻为游戏’这样，在场域中卷入地位、资本之争的人就可以称为游戏者。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游戏者的形象就好像是面对一大堆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她所拥有的特定资本，与此相应的是她在游戏中的相对力量，她在游戏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她对游戏所采取的策略性取向，这些都是我们在法语中称她‘参加游戏’的意思；她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不论是不惜冒点风险还是多少有些小心谨慎’是颠覆还是守成，都既取决于她手里符号标志的总数，也取决于这堆符号标志的组成状况，这也就是说，取决于她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①布迪厄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不同的场域之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不同类型的资本的价值与等级是不同的。决定一个人在游戏空间中的地位与游戏策略的不只是他(或她)拥有的资本数量，而且还要看他(或她)拥有什么性质的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在特定时间中的比值或兑换率。在一种特定的场域中显示较高价值与有效性的资本可称之为“强势资本”，其余则
为“弱势资本”。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以儒家道德伦理学说为核心的文化资本显然是一种强势资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资本之所以成为一种强势资本，科举制这种“游戏规则”无疑起丁关键作用。一方面，科举制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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