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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泰玛·利贝斯
基本信息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页码:282 页码
·出版日:2003年
·ISBN:750803189X
·条码:9787508031897
·版次:2004年1月北京第2版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16开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其中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工。还有从两种主要类型的观众卷入模式的角度分析了小组的讨论。
作者简介
泰玛 利贝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曾是节目主持人。艾利休 凯茨,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传播学院荣誉教授,以色列应用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教导。
媒体推荐
前言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家们认为霸权信息在洛杉矶被预先包装,然后被运往地球村,最后在每一个天真的心灵中被解开。我们希望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而这要感谢安伦伯格学院与霍舒·邦克基金会的董事们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专项资金,使我们能够在美国、以色列与日本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
以色列本身就类似于一个地球村,而《达拉斯》是一部轰动一时的节目。在耶路撒冷市近郊,我们在阿拉伯人、来自于摩洛哥的老资格移民、从俄罗斯来的新移民以及聚居区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居民——他们都是《达拉斯》迷——的家中观看了每周播出一集的这部情节剧。观看结束之后,我们鼓动聚集在一起的家人与朋友们就节目进行了交流。我们将这些讨论与发生在洛杉矶(真正的“骚斯佛克”所在地)和东京——《达拉斯》在那儿遭到了失败——的类似讨论进行了比较。
每个文化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进行“协商”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读、不同形式的卷入以及不同机制的自我防御,而且每一群体都具有自己特有的弱点。我们发现几乎没有头脑简单的观众,同时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村民”。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伦伯格学院的院长彼得·克纳克先生对该项研究的信任。我们也要感谢苏珊·伊文思博士对洛杉矶研究小组下述成员的照顾:莉莉·伯珂、戴比·罗斯—克里斯廷森、维克奇·欧文思和艾瑞克·罗森布勒。莉莉·伯克也是我们第一份工作底稿的合著者o’安伦伯格团体的其余成员在最终文稿的撰写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他们是阿格力斯·犹伊、拉切尔,奥斯邦和卡罗琳·斯柏瑟。
在耶路撒冷,调查工作的组织者是盖比·道斯,艾兰·纳哈姆担任他的助手。访谈和编码的工作——在希伯来人、俄罗斯人与阿拉伯人小组的研究中——是由阿纳特·科亨、阿迪·马纳尔、吉尔·芬格曼、阿瑞勒·拉扎、里奥拉·西尔蒙森、犹夫·仙泽尔、佐亚·齐德金、阿布德·艾尔—萨拉姆·纳加、阿迈德·纳特、内哈姆·盖尔巴、纳奥米·莱瓦夫、加力·戈尔德等人进行的。文字处理工作是由以下人员完成的:纳奥米·米勒、里纳·拉维赫和雅厄·沃彦特。安德烈·古德福伦特帮助我们处理了翻译工作。修西·日尔伯伯格与瑞夫卡·瑞贝克在整个研究期间提供了自始至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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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其中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工。还有从两种主要类型的观众卷入模式的角度分析了小组的讨论。
目录
1993年版导言
前言
第一章 研究介绍:《达拉斯》的海外播出情况
第二章 解读电视:作为文本的电视与作为解码者的观众
第三章 研究设计
第四章 一个摩洛哥人小组:转录与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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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第二章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本章显示了通过要求观众以批评家的身份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所取得的成效:为什么我们对解读的多元性知之甚少(既包括批评家们,也包括观众们)?为什么关于观众解码的研究遭到如此严重的忽视?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该章还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第四章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度。
作为对社会构成机制的一种模拟的讨论小组有助于观众的理解、解释与评价,这是第五章的主题。该章还分析了将《达拉斯》作为一种对话资源而进行的使用情况。第六章举例说明了累积性的故事叙述的过程,它建立在小组成员们对我们的公开要求——就他们此前刚刚看过的那一集剧情,用他们自己的话进行重新叙述——的回应的基础上。这些小组由于具有不同的倾向,有的将这一集的剧情叙述成一个家庭社会学的故事,有的将其叙述成一个个性心理学的故事,还有的小组将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范例。
随着传播研究的发展,观众的地位不断地上升。在早期阶段,两个主要的研究流派——所谓的主流研究与批判研究——都把观众看做是无权的,容易受到商业与意识形态的代理机构的操纵。逐渐地,观众——实际上,也包括读者与听众——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随着满足研究的出现,与当初的假设相比,研究者们开始将观众看做是更具选择性的和更为积极的——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如此,即观众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能够行使选择权(卡茨,1986年);而且他们认为观众也绝非是孤立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最近也开始认识到,媒介不仅仅是以主导的方式被观众们消费的,观众们也可以用一种对抗的或者说协商的方式来使用它们(帕肯,1971年;霍尔,1985年;莫利,1980年),因此他们提出了自觉解码的主张,以之来反驳那种机械的和甚至是直觉式的解码的看法,这一看法与满足理论所隐含的观点是一致的。它表明了新近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发展过程:学者们放弃了那种关于读者被文本塑造成均质对象的观念;而赞成把读者看做是阐释性群体的成员,他们同时在美学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与文本进行积极的协商(费希,1980年;拉德威,1985年)。尽管看起来由满足理论家们所假定的这类读者是所有类型的读者中最有权力的因为他可以自由地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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