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邵培仁
基本信息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7309029747
·条码：9787309029741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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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就有关于传播的概念，关于传播活动的评价，关于传播技巧与传播思想的论述。但是，正如国际著名传播学家余也鲁教授所评价的，一个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一直没有人在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下功夫，实
在令人诧异。
20世纪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最为迅速、影响力最大的100年。当我们立足新世纪去审视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走过的风风雨雨的历程时，不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虽历经艰难却不断前进而感慨万千，也为我国新闻与传播学学子虽遭困厄，却“操持不苟”，“日穷万卷”
而自豪与骄傲。
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传播业是在西方传播业的影响下，在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重压下缓慢发展的。1949年后，中国新闻与传播事业曾稳步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有过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与国际新闻传播业距离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文革”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惨遭劫难，新闻与传播事业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新闻与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拨乱反正，逐步走向法制的轨道。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专门研究是从新闻传播史开始的，有近200年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记述和探索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的论文。20世纪初叶，已有关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著作，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1949年前影响最大的新闻传播史论著。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新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的1978年后，新闻传播史研究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最活跃、研究队伍最大、成果最丰富、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据不完全统计，仅最近的20多年，中国大陆就出版了100余部新闻传播史研究专著与教材，发表了5 000多篇论文。
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起于近代报业出现以后。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是迄今所能见到的较早的理论研究文章。1918年蔡元培先生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徐宝璜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新闻传播理论著作《新闻学》。20年代后，列宁的报刊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研究列宁的报刊思想和新闻传播理论。总体看，1949年以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无大的建树。1949年后到“文革”前，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虽有进展，但成果不多。我国大陆的现代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首先是在清理“文车”的破坏和干扰，从新闻传播理论的ABC开始的，这不能不使中国的新闻学子的心灵受到震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新闻传播理论如此之滞后。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逐步开展，并有实绩。80年代初就有几部理论著作先后出版，但大体上仍未摆脱“左”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虽受到多方面的干扰，但研究成果已颇丰，水准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真正取得突破性进步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我国大陆先后出版各类新闻学著作、教材和普及读物达2 000余种。
……
目录
总序
上编 宣传学部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1949年以前中国的宣传学研究
第二节 1949年以后中国的宣传学研究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中国台湾地区宣传学研究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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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有了人便有了历史，有了人，便有了传授经验、交流思想的需要。同时，一部分人总有支配另一部分人的欲望，或者是权力的支配，或者是思想的支配。宣传便成了达到这一切的重要方法。尽管，在人类历史源头，人们对宣传的认识还很模糊，但甚至最原始的人，也懂得设法显示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希望别人承认自己，服从自己，并最终取得某种支配权力，有号召力，即使人服从。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军事斗争激烈复杂，因此，古代的宣传活动也丰富多彩。戴元光主编的《现代宣传学概论》中的《历史上的宣传理论与实践》，对古代宣传学情况作了比较简明，但却清晰的叙述。
中国的宣传活动开始得肯定很早，在上古时期，就有太皓(传说中东夷首领)画八卦、造书契和仓颉造字的传说。这可以说是古代文化宣传教育的雏形。
在母系社会，少数人不但拥有大量的生产工具，而且还拥有精致的装饰品，甚至拥有较多的绿松石制成的珠坠、石环、陶环以及玉璜、玉玦、珍珠等物，这是显示主人权力和财富的宣传。有的部落则悬挂其琢磨精致的饰物，以吸引另一部落身强力壮的男性和年轻美貌的女性，这是吸引人才的宣传——恐怕是我国最早吸引人才的宣传了。至于当时在河岸边、海岸边出现的类似鱼的图像，在丛林附近设立动物的图像表示危险或猎区)等等，大概已是较为普遍的宣传方法。
在父系社会里，直接的权力象征是死后由俘虏或奴隶随葬的风气，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以及其他象征财富和权势的器物用于随葬，就更为普遍。而在同一墓地群，随葬晶的多寡，除了反映了当时贫富分化的现象外，还能起到明确身份、象征权力、显示权威的作用。这是以随葬品的多少向社会显示地位的宣传。
父系社会确立后，以权力为中心的部落群体逐步扩大。同时，私有制也不断发展，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为维护部落的团结和稳定，特别是加强部落间的联系和协作，部落首领开始用宣传偶像来作为统一力量、维护统治的手法。在古代传说里，少皓氏(传说中古代东夷首领，亦作少昊，以鸟为图腾，以鸟名作官名)的赢姓部落里，有四个部落群：重、该、修、熙。重以改制农具为主，称为勾芒，被奉为“木正”；该以金属加工为主，称之为“薅收”，为“金正”；修、熙治洪水为主，扩大了对湿地荒野的垦辟，称之为“玄冥”，奉为“水正”。此后，少皓正是通过宣传四叔，通过对“木正”、“金正”和“水正”的崇拜，创造了东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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