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高国抗
基本信息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ISBN：7501321736
·条码：9787501321735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0开
内容简介
本书是我社1989年出版同名书的修订版。该书出版十余年来已成为许多高校历史文献学专业师生的首选教材，具有较大影响。为适应学科与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组织专家对此书作了较大的修订，在保留原来许多优点的基础上，调整了原书的结构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修订后的版本，全书结构更为周密合理、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表述更为简明得体。在全面介绍和表述历史文献学基本知识、基本材料，反映学术界最新成就的同时，更注重指导读者了解和掌握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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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涌现。杨燕起、高国抗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经过十多年的检验，这部书已经成为高校教学中颇具影响力的基本教材。最近经过修订，又即将以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了。在新版印行之际，再次拜读全书，对其价值又有一些新的体会。
首先，是全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一个侧重点。上编为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扼要阐发。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时间跨度非常大，作者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得清清楚楚。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或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传注等若干方面的原理和内容。这样的篇章安排，条理很明晰，既有纵线条的描述，又有横切面的揭示，加上概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内容就显现出来了。
其次，是具体表述简要得体。历史文献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在教材中写什么，如何写，是不能不反复斟酌的。十分难得的是，各位作者对自己承担的章节，都认真下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工夫，尽量深入而浅出，写出要点，写出特色来。比如叙述近现代的历史文献学发展状况，对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介绍他们的学术活动，评价他们的文献学成就，可以使大家从这些时代较近的人物身上，感受到文献学的具体工作有哪一些，有的还可以继续去做，这对初学者的启迪作用相当大。又比如叙述文献学的现状与前景，强调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对青年学子来说，这是很迫切又很现实的任务，很能引起他们
的兴趣，促使他们走上文献学研究之路。至于文献学基本知识的叙述，各个门类都能在不太长的篇幅内讲得清楚明白，是甚得编纂要领的。
复次，是全书注重理论阐发，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三编之中，概论部分基本上是前人很少系统论述过的问题。如第二章《历史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文献学的繁荣、历史文献学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其他文化成就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加以阐发，能促使大家对二者的关系予以深思，将以往的历史文献学放到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把握。第四章《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则从历史科学研究与历史文献资料、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等四个方面加以阐发，给学科定位，这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是一次积极的探索。中编和下编中，也有不少过去为人所忽略的问题。如20世纪前期索引事业的提倡者与组织者洪业，是文献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以往未予充分注意，中编设专节介绍，使他在文献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在基本知识的介绍中，作者将史源学、藏书史等内容纳人大家的视野，也反映出这部书的学术眼光是很高的。
在上述长处之外，全书还有不少地方可以启人思绪，引导人们向深处开掘。如学科定义的确定性、研究领域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目的的多元性以及研究前景的广阔性诸点，便是我们近日拜读此书后，感到还可深人论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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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前言
修订说明
目录
上篇
第一章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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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信实，是为辨伪事。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历6年，口60，692，856。《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以迎合政治需要。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③这说明在2000多年前，我国学术界已经注意辨别文献中记事的真伪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治史日益深人，于是有考订史事的专著出现，如西晋谯周的《古史考》等。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其《疑古》篇对《尚书》提出10疑，《惑经》篇对《春秋》提出12条“未喻”，指出它们记事失实，而后人对《春秋》等经典的赞扬，则是“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是“虚美”。清时考据学大盛，专门考订史书记事的专著，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最佳。到了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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