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美在同一个时间，站在了不同的点上。
正当国人抱着对农业时代一个非现实的人物—小燕子的狂热，盼来《还珠格格》的续集时，信息时代的美国人，出于对“1998年发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所引起的广泛兴趣的一个回应”，由副总统亲自出面，发布了它的“续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II》。
《浮现中的数字经济II》的主题是：显示信息技术如何转型美国经济。报告指出，电子商务和IT产业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和变化，改变了美国人工作、消费、通信和娱乐的基本方式，并考察了这种发展及IT产业作为美国创纪录的持续增长、低通胀和高收入工作创造背后的驱动力。
同时，美国《未来学家》12月号《展望1999年》谈技术时的第一条就是：“今后30年将发生一场几乎会给生活的一切领域带来变化的技术革命。将会出现诸如供大多数人使用的个人数字助理等创新产品、消灭遗传疾病的基因疗法、器官克隆和机器人服务员。”
然而，与上述乐观声调不同的是，另一种“数字欺骗论”也在美国和中国盛行。
“数字欺骗论”认为，信息社会的说法纯属误导，代表是美国作家西奥多·罗斯托克的《信息崇拜》。这本书指斥信息乃皇帝的新衣——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崇。在国内，两种不同的争论在1998年年底、1999年年初之际，如火如荼地展开：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吕新奎在1998年12月指出：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其影响可以同二百年前工业革命的影响相提并论。与此同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王建则认为，美国IT股市的繁荣是虚假繁荣，并大胆预言年内泡沫必然破灭。
著名IT评论家方兴东则说：与其担忧互联网泡沫，不如勇往直前；与其怀疑互联网的真实，不如坚信不疑。因为在这场革命中，唯一的胜机就是赶上风头浪尖，虽然风险难度都极大，但怀疑、诅咒、墨守的人，必将一无所获。
站在世纪末的转折点上，人们不禁感到迷茫：互联网究竟意味着现代化的光荣，抑或只是乌托邦的梦想？
网络股飚升
相比口水仗，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更具备说服力，数字英雄们的崛起似乎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
7月13日，中华网作为中国第一支网络概念股，在纳斯达克上市；11月15日，由于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达成，当天，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华网公司的股票由58美元升至101．3美元，涨幅75％，第二天更是涨到了127．8美元；
4月份，作为国内第一家在美国OTC市场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中贸网公司（www．chinae．com），继1998年12月在美国上市后，又成功地在德国柏林的OTC市场实现了第二上市；
年初，新浪网宣布获得了包括高盛公司在内的海外风险投资2500万美元，这是当时国内高科技行业获取的最大一笔风险投资，它也拉开了1999年国内互联网公司大举进军资本市场的序幕。11月份，新浪网再次宣布获得6000万美元的国外风险投资，这次的投资人中有大名鼎鼎的Dell公司。
与此同时，搜狐刚刚完成第三轮融资，实华开已完成二次融资，总融资90万美元，并准备这年年底之前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瀛海威的融资故事无疑是1999年冬天里最富有激情的事件。曾经被无数新闻媒体爆炒，引发过无数是非的瀛海威终于在1999年11月融资成功，如果没有这一次，恐怕没有人再会提起瀛海威。1999年11月，瀛海威在与美国Prodigy, GTE、马来西亚茂禾机构、中策黄鸿年、善美集团丁谓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终于再次融资成功。瀛海威通信公司与外资投资公司合资成立新的瀛海威信息技术公司，在香港注册，并由它作为上市主体。老瀛海威最大的股东中兴发集团在新的瀛海威的股本份额被外资稀释而不再控股，但受外资委托管理资金，类似投资俱乐部的资金管理方式。
如果说在1998年，中国的IT创业者们对风险投资这个源自美利坚的东西还略感生疏的话，那么1999年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风险投资年。如果说在1998年我们的创业者们还是在梦想与失望的交替中倍受煎熬的话，那么1999年他们却在与风险投资的拥抱中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从那一天起，融资、上市、特别是在美国上市似乎成为众多网络公司的终极目标。这一年里大量海外风险投资的涌入，拨动着每一个创业者大干一番的热望，而在风险投资家们的眼里，也许预见了那些发生在硅谷的神话的中国版本。
中国的互联网从一开始，遵循的就是国外的融资体系，这固然与第一批互联网创业者很多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有关，也跟当时国内的风险投资体系与民营互联网企业并不匹配有关。以前的风险投资机构更偏重于有形产品的制造，对互联网公司的关注力度并不够大，这迫使互联网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融资的眼光转向了海外。
不过，当时国内互联网公司融资的政策风险依然存在，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在9月份之前，由于国内的信息产业部重申“禁止外商经营电讯网络及服务”的讲话，使得中华网的股票应声下落50％，好几家ICP上市的步伐都因此而推迟。
当时的实华开总裁在接受《互联网周刊》采访时，表达了当时民营互联网企业最迫切的愿望：曾强认为，Internet是社会财富的三维瓜分者，它会在更高的层次上，以更隐蔽的方式和更快的速度搜取财富。如果在这一轮的竟争中败北，则直接影响中国互联网在下一个世纪的生存状况。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信息产业部和国内网络公司通力合作，进行“民族自救”。当然，这种民族自救，是为了国内企业在与狼共舞中成长为身强体壮的猎手。
尽管政策的障碍依然存在，但随着11月份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协议的达成，外资进入ICP似乎看到了希望。当时的吴基传部长关于禁止外资进入中国电信行业的讲话以及石广生和巴尔舍夫斯基在中美双边协议上的轻松一笔，便把国内众多ICP动荡不宁的心绪驱散殆尽。“美国公司将获准投资中国的ICP”——这么简简短短的一句话给中国ICP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无论如何，网络股来到中国，让那些久慕华尔街“红色精灵”之舞(如Yahoo! ,Amazon)的中国人闻讯而喜。然而其所折射出来的，不过是当年风靡全球的全球网络股的一角：仅1999年上市的网络公司就有190多家,使得在股市交易的网络公司总数增加到了279家。由于投资者看好科技股,因此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中占一半以上的电脑和网络股,1999年的上升幅度高达103.8%。特别的是，1999年新上市的网络公司，在当年就创下7020亿美元市场资本总值的历史纪录，占了这个新兴产业市场总值的一半以上。
纳斯达克网络股的飚升对于国内网络股起到了明显的示范作用，人们对网络经济的前景表示了前所未有的青睐：1999年，继以往的“浦东概念”、“高科技概念”、“复关概念”、“资产重组概念”之后，中国沪深股市又出现一个全新题材：“网络概念”。确实，这一年无论在中国股民，还是各大业内外媒体间，尤其是专业的股评媒体，一个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名词“网络股”开始被热情地传颂着。
1999年3月28日，一些媒体首先闻出来这种“异味”，并告知大众，沪深股市已形成了一个数量不大的“‘网络股’群”。他们认为国内之所以还没有形成像美国华尔街那样的“网络股”板块和“网络股”热，是因为当前国内广大个人投资者对“网络经济”认识不深。然而几乎所有这些媒体都认为中国网络股前景美好，“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先知先觉的机构主力已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网络股上进行战略性建仓，一场网络革命将在1999年掀起”。
一切都充满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进入1999年以来，在诸多积极因素的刺激下，国内网民人数剧增，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210万，半年内增加一倍。尽管这个数目依然很小，但人们不禁做出这样的猜测：如果互联网用户继续以半年一倍的速度增长，会出现怎样的前景呢？微软中国公司一位负责人大胆预言：中国的互联网要赚钱，网民的人数至少1000万。当时的人们认为，不管是乐观还是保守，都意味着，只要再熬上两三年，一个具有真正商业价值的互联网市场将在中国形成；都意味着，领先公司将率先看到光明彼岸。
然而，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表达出对“网络股”虚假繁荣的担忧，一些媒体称，1999年以来共有50余家上市公司投资进入网络及相关产业领域，“但是，这一举措还刚刚起步，来自网络项目的利润还不足以构成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重要支柱”。6月9日，《北京日报》刊出的“网络繁荣”甚而戏侃道：“争先恐后地掏钱买一只不盈利公司的股票，只为看好它的未来，倒真有点‘我拿金钱赌明天’的勇气。只是不知道瞬息万变的明天又是什么样”。
1999年12月底，摩根斯坦利首席全球投资顾问毕格斯语出惊人：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科技、网络和电子通信股票已经高出其合理价格的45％到50％，他预言，科技股的泡沫终有一天要爆破，投资人对科技股的信心过高，科技产业的获利表现实际上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的预期——从美国资本市场上一脉传承的中国网络股无疑也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不幸的是，他们的担忧从某个角度来看，是必要的。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互联网冬天”，将很快在这虚假的繁荣上浇一盆冷水。人们很快会发现：中国互联网遭受考验的时刻到了。
外来者布道
然而，当时到底是“信息泡沫”还是“信息革命”的争论，远不像“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一类意识形态性质的争端那么激烈。“信息泡沫论”很快就在一群热血沸腾的实干家的行动中消散了声音：一件爆炸性的新闻搅热了当时的北京中关村，寒冷的冬天似乎也变得不那么冰冷。
1999年年初，美国的微软公司在正式进驻中关村，将它在亚洲的研究院驻扎在知春路上。新任院长是一个年轻的华裔美国人，他叫李开复。尽管他已经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当时在中国还不为人知，他在中国互联网的标志性意义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不过，这位年轻的领导者所树立的目标还是让人刮目相看，他对当时前来采访的记者宣称：微软将在今后6年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100个最优秀的研究员。
全球最著名的软件公司将研究院驻扎在北京。这显然是对中国“信息欺骗论”最有力的反击。此后的两个礼拜，关于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种种报道在媒体上大肆弥漫：“中关村又一次烽烟四起”、“中国硅谷‘人才大战’”、“一场跨国资本带来的‘技术圈地运动’，也即‘人才圈地运动’”、“数字化的背后是美国化”??各种煽情的标题和论调不一而足。
看好中国庞大潜力的并非微软一家。不知是巧合还是默契，世界计算机界风云人物在1999年频繁出现在中国。
3月，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第6次来到中国，盖茨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参加微软支持中国政府上网工程的签约仪式，通过这次签约，微软把自己和中国的网络发展更紧地绑在了一起。同一天，康柏公司总裁埃克·菲弗尔也来到北京，除了推销康柏的网络解决方案，他还出席了北京图书城上网工程、新世纪网络工程、政府领导者电子商务论谈等“网”事。
年初，《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庞帝也来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大饭店发表数字化中国演讲，这一次，张朝阳为他的老师与投资人充当了演讲的翻译。“数字化的大幅度增长，不仅体现在娱乐、教育方面，还体现在电子商务上。我预计到2000年，电子商务市场是个1万亿美元的市场，这个数目比人们估计数目多5倍。”这位中国数字化的布道者在演讲上这样说。
11月，英特尔公司总裁兼首席行政执行官克瑞格·贝瑞特博士来华，在IT界掀起一场风暴，特别是他对中国的警告，使人久久不敢忘记——“全世界都在发展这项新技术(电子商务)，如果中国不能跟上潮流，就会落伍，并可能会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如果中国想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现有的增长速度，就需要大力促进电子商务??这对于经济的增长非常重要，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在中央电视台与国内IT巨头的对话中再次表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清楚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在明白无误地发生一场大变革，利用电子商务的群体都可能从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