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泽东写律诗吊挽的军人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毛泽东评戴安澜
戴安澜
毛泽东一生诗词甚多，但以律诗吊挽将军的，只有两首。能有幸享此殊荣的，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另一位享此殊荣的，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有趣的是，这两首律诗押的韵是一致的。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原名戴衍动，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心中十分难过，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他正式改名为“安澜”。
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有25岁。
第200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从"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戴安澜作为统帅的这个机械化师的年轻将领，不会不给军事家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就共产党的军队而言，当时甭说军队中的机械化装备，就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专用的小汽车，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步行。1940年5月，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时送来了两辆小汽车，本打算分给毛泽东、朱德一人一辆，毛泽东还没有要，而是把汽车给了延安的“五老”。
机械化部队是近现代军事历史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它的出现，必将给作战样式和作战理论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把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算做是中国军队早期机械化发端的话，说起来，这个“铁甲车队”还是1924年11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来的呢！一年之后，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出的一部分人员作骨干，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起家的本钱。
国民党军队机械化的过程比较缓慢。早在1932年就成立汽车训练班，请了德国顾问皮尔纳父女二人做教官，皮尔纳教授各种车辆驾驶、修理和战车战术；他女儿教授数理化文化课程，学员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第8期毕业生挑选，为建立机械化部队准备人才。那时的装备，不过是普通汽车加装钢板，号称“装甲汽车”，以及10余辆摩托车和一辆奔驰履带拖拉机，并无真正的战车。
1934年11月，孔祥熙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从英国购入32辆“维克斯”型战车和若干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的“哈雷”牌两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在南京编成战车营。人们给装备了16辆“维克斯”战车(重6吨半)的第1连起了个代号，叫“虎”连；给装备了16辆水陆两用战车(重3吨半)的第2连起了个代号，叫“龙”连，单从名字上看，就够威风凛凛。1935年夏，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组建了交辎学校，自兼校长，还是由德国顾问皮尔纳教授机械化部队的战斗、战术及战防炮使用。一年后，该校改组为辎重兵学校和机械化学校。自此赔养机械化兵种的专门学府才正式诞生，机械化兵种也正式成为独立兵种，其军衔自成体系，用银白为底色。
1936年5月，以新近购买的德国“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毫须”式装甲车为基本装备，蒋介石又在南京方山扩建了陆军装甲兵团，其它兵种的团长都是上校，惟独装甲团的团长是少将，由蒋介石的亲信杜聿明担任，足见重视程度。
淞沪抗战，杜聿明曾率战车部队参战，配属给第87师攻击杨树浦，然该师步兵从未进行过与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在战车进入街市内时，步兵任战车在前突击而不加掩护，战车被日军击毁3辆、击伤8辆。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陆军装甲兵团避战，陆续撤退到了湖南湘潭。
1938年初，苏联以换货形式援助中国的T-26战车和自意大利购入的“菲亚特”战车、德国产装甲汽车、奔驰柴油卡车、美式福特卡车、意大利产摩托车数百辆陆续输送至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仍由杜聿明任师长。1938年4月，200师的搜索营出动装甲车12辆，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担任搜索警戒任务。
戴安澜与昆仑关战役
1938年10月，200师扩编为新11军，1939年改称第5军，扩编后，部队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担任中将军长。
戴安澜出任师长之后的第200师，只是第5军的一个步兵师，第5军除军直属的战车团外，其它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的虚名。
1939年9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的最主要补给路线。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运进中国的补给物资的85%经过此线。日本认定，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
日本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日军桂南战役的主力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号称“钢军”。
昆仑关战役，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蒋介石决定投入他的老本。
1939年11月16日，蒋介石调其最精锐的第5军归白崇禧指挥，投入昆仑关战役。
11月25日凌晨，由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600团团长邵一之、团附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此次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12月1日中国军队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
昆仑关，位于广西南宁东北50公里的昆仑山上，虎踞于曲折的柳州、宾阳至南宁的公路，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山岭延绵，无论往北往南，均为平坦地势。东面2公里处有653高地，西面2公里处屹立445和441高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历代兵家必争战略要地。早在宋朝，狄青征南时此处便成了著名战场。
12月7日，蒋介石决定反攻，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以北路军第5军主攻昆仑关。
12月16日，第5军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制定了“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命令以戴安澜第200师、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主攻昆仑关；邱清泉新编第22师为右翼迂回部队，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彭璧生率第200师两个补充团侧击昆仑关之外，堵住其退路并阻击援军。
18日凌晨，战斗打响，中日两军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
防守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以炮火和飞机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炮火延伸后，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几个高地；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19日中午，日军再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第21旅团的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夺回昆仑关。
昆仑关得而复失。21日，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进展缓慢不满，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调拨给第200师指挥的荣一师第三团团长郑庭笈，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敌军官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的。
12月23和24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2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攻击受阻。
战斗空前惨烈。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于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不怕牺牲，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
12月31日，中国反攻军队肃清了昆仑关全部残敌。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帝国皇军第5师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日本战后公布，在昆仑关战役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包括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大佐、第21联队队长三木大佐以及第1、2、3大队的长官，该旅团班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士兵死亡4千余人。日军统帅部收到的报告中也称：“在昆仑关地带，中国军队比任何方面都空前英勇，值得我军敬意。” 战后的日军战史也称，昆仑关战役是：“中国事变以来，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
昆仑关战役使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中国军队虽然伤亡14000余人，但基本干部仍健全。中国军队能全歼日军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其各级指挥官，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涂上了一笔浓彩。
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战功卓著，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会战中，中国的战车部队在与步兵的协调配合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会战后，戴安澜在上报的《陆军第200师攻略昆仑关战斗详报》中，总结了战车战法：“敌常设各种侧防潜伏机关，攻击前应以小战车一辆先行搜索敌战防炮之位置，继以我战防炮及重炮兵器破坏之确实，将其消灭始可攻击前进。否则既不能发挥战车之威力，反遭无益之牺牲不若不用。例如，此次敌人在昆仑关作战不敢使用战车。战车使用无论攻防应构筑工事，以减少损害。”
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同年3月，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
第5军装甲兵团为保护战车寿命和军事秘密，所有战车均用汽车载运，但当时的汽车载重量一般只有4吨以下，且从昆明到畹町的一些桥梁负荷量不到10吨，只有“菲亚特”、“雷诺”战车抵达前线参战，T-26战车只能分拆成3辆车运输，因此没有来得及运抵前线。
1942年2月19日拂晓，当最后一批英缅败兵涌过东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桥，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先遣营刚好赶到大桥北岸，与日军前锋部队相遇，军配属给200师的骑兵团装甲车也向日军发起冲击。3小时之后，先遣营向师长戴安澜发来首战告捷的捷报：击退日军一个大队，歼灭一小队。局部胜利对战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戴安澜的第200师来说，面临的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仰光陷落，缅甸国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英军一触即溃。
蒋介石单独招见了戴安澜，询问第200师能否在东瓜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甘立军令：“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东瓜。”
东瓜是南缅平原上一座小城，又译作同古，人口11万，距仰光260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还有一座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著名的东瓜大战就在这里拉开序幕。
东瓜正面之敌为日军第55师团，西路为33师团。另有两个增援的主力师团正从海路赶往仰光登陆。
戴安澜在战前宣布：
“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1942年3月20日，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日军第55师团在东瓜城外发生激战。
在东瓜城外竟遭到缅战以来最为猛烈的抵抗，实出日军意料之外。一连三天，第55师团第143、第144两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疲软势头，不得不调另外两个联队投入战斗。
日军空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东瓜进行狂轰滥炸，投掷燃烧弹毒气弹无数。但是第200师的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城内中国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
24日下午2时，昂山将军领导的“缅甸独立义勇军”也及时赶来为日军助战，加入了对第200师进攻的行列。日军在缅甸独立义勇军带领下经小路迂回到城北，与正在破坏铁路的工兵团猝然遭遇。日军一个冲锋就打垮了工兵团，而后进袭机场。
机场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残部退回城里。日军占领机场，切断第200师退路，把东瓜城团团包围起来。
永克冈机场失守，工兵团李树正团长被军法处判处枪决，就地执行。
东瓜战场的戴安澜第200师的将士，在强敌面前表现了罕见的战斗勇气和高度的牺牲精神。他们凭借简陋的工事和武器，始终拒敌于城外。城市被夷为平地，阵地断粮断水，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每天都有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敌人恼羞成怒，竟向城内发射糜烂性芥子毒气弹百发。所幸适逢旱季，毒气多被季风吹散，中毒者十余人。
入夜，日军偷袭戴安澜的指挥部。激战通宵，通讯联络一度中断。戴师长亲自掌握一挺机枪与日军战斗。拂晓援兵到，方告脱险。至29日，日军攻势渐呈衰竭，前线阵地出现少有的平静气氛。
正在这时，在缅甸的英国军队在尚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仓惶撤退，把戴安澜部的侧翼暴露给日军，而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已经星夜兼程赶到东瓜！
戴安澜紧急之中，给杜聿明发电：
杜军长副司令长官台鉴：
敌与我接触战自十九日，激战至二十八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二十四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日军第56师团是一支主力部队，于29日晚投入对东瓜的进攻。
3月30日，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突入东瓜城内，并从南北两面将第200师分割开来；另一部日军占领锡塘河以东阵地，掐断了200师往东突围的最后一线希望。
戴安澜亲自指挥部队在城内各交通要道修好坚固的堡垒，轻重武器机成交叉火力网，打退日军进攻。他和参谋、后勤人员也拔出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当日下午，日军再次逼近师指挥部，戴师长指挥特务连与之激战，傍晚始将其击退。当日傍晚，杜聿明命新22师的两个团，配属3个战车连，向包围东瓜的日军进行攻击，救援戴安澜部突围。3月28日，在战车的配合下，中国远征军一举拿下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并摧毁日军炮兵阵地。3月29日，戴安澜率200师趁势突围。这一天夜里，枪炮声彻夜不息，双方在黑暗中混战。战到次日凌晨，中国守军大部分渡过锡塘河，跳出日军包围圈。
至此，东瓜保卫战终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此役戴安澜率200师孤军奋战，毙伤日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
东瓜保卫战，日军只获得一座空城。撤退前，戴安澜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对日军实施佯攻，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日军。最后牵制日军的小部队也安全渡河，全师而归。
东瓜保卫战展示了戴安澜的指挥能力，中国远征军既然不能适时集中主力与日军决战，那么予日军一定打击之后，主动放弃东瓜，保持战力，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
东瓜保卫战也为戴安澜在盟军中赢得声誉。美国军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英国的《泰唔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国内的舆论也对戴安澜赞誉有加。蒋介石把此次战役称做是“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4月24日，戴安澜所部在奉命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随从副官受伤，一名卫士牺牲。战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报传来，不仅使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戴安澜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各家报纸上。
毛泽东在挽戴安澜的诗中，也盛赞了这一战斗：“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1942年5月10日，戴安澜率领第200师官兵安全渡过了南渡河。
这是杜聿明命令第200师立即放弃棠吉，迅速向密支那、八莫一线集结，然后夺路回国之后，撤退路上遇到的第一条大河。
腊戍被日军占领后，军委会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曾电令戴安澜率师改道东进，渡萨尔温江，至景东一带，与甘丽初率领的第6军会合，而后退往西双版纳。这是条近路，沿途日军兵力单薄，有友军掩护。
但戴安澜没有往西，而是往北撤退，即使要穿过日军的重重包围，也要和正在危难之中的军长合兵突出重围。
渡过南渡河，部队进入缅北热带丛林。官兵们在阴暗闷热的密林里，艰难行军。
日军电台不断广播：“要奠定东亚和平，非消灭第5军，尤其第200师不可。”
5月18日黄昏，第200师官兵隐蔽运动至腊戌西南侧的朗科地区，离国境线只有一百五六十里，回国的路程十分已走完九分。
夜里11时，部队隐蔽接近腊戍西侧细包至摩谷公路。这是归国途中要穿越的最后一条公路。突然，埋伏在这里的日军突然开火。据幸存的戴安澜少校作战秘书张家福回忆，突围时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战士们跟在后面。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他们，戴安澜师长腹部连中三枪，倒在草丛中，流血不止。身后的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会日语，他和日本人喊话，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才得以突围。
5月下旬，已是缅甸的雨季。终日大雨滂沱。林中满地沼泽，道路泥泞，行进尤为艰难。
部队不仅断粮，更没有药，连块干净的绷带也没有。连日大雨，加上蚊子叮，蚂蝗咬，戴安澜身上那两个大伤口，感染、溃烂、化脓，还长了蛆。
5月26日，第200师残部行至缅甸北部的茅邦村。此地离国境不过三四十里地，可戴安澜已经心力交瘁，几次昏厥。他已经感到生时有限，于是吩咐卫士整理衣冠。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
戴安澜在写给妻子的遗书，说：“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官兵按照戴安澜的遗愿，将他的遗体轮流抬回国内。不久，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一路上，官兵们把军装脱下来裹在他的遗体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6月2日，官兵终于通过了中缅边境的国境线，回到祖国。
中国远征军1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入缅甸，作战不足两个月，逃亡几近三个月，死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作战伤亡仅为1万余人，有近5万人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生还者仅约4万人。戴安澜第200师9000人，战斗死伤人数为1800人，撤退时死伤人数竟达3200人！
6月27日，第200师官兵余部到达云南腾冲，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戴安澜的遗骸。在腾冲附近，官兵们买来一口棺木，把戴安澜遗骸重新装殓，由200师副师长高吉人率兵护送灵柩去昆明。
路过安宁县时，戴安澜的灵柩停放在一位老华侨家里。这位老者献出了为自己百年之后备下的楠木棺材。
两侧挂着戴安澜将军的4件血衣的灵柩，经过昆明、贵阳、桂林，最后运抵广西全州第200师，这里是第200师的发祥地。灵柩转运每到一地，家家素烛鲜花，人人挥涕执绋。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的香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国葬仪式。
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李济深主祭，全国各地的各界代表以及当地军民一万余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李济深在悼词中说道：“戴故师长为国殉职，其身虽死，精神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也纷纷送来挽诗、挽联和花圈，对戴安澜的以身殉职给予极高的评价。
在重庆的蒋介石献赠挽联一幅，祭奠戴安澜：
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黍；
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撰写了本文开头的那手挽诗，遥祭壮士英魄。
朱德与彭德怀共同署名挽联祭奠戴安澜：
将略冠国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周恩来在送的挽词中写道：
黄埔之英，民族之魂。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罗斯福，向戴安澜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戴安澜将军的遗孀王荷馨夫人代表丈夫接受了勋章。罗斯福在签署颁发勋章的命令中写道：
“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在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国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同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南京忠烈祠。
1943年的秋天，戴安澜的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他的故里——安徽芜湖市赭山公园的小赭山南麓。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同年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