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日，日坛医院按预定计划，给陈毅做了胃肠短路吻合手术。手术是成功的。麻药的效力过去以后，陈毅的自我感觉良好，胃部的饱胀不适感也已消除。
一天后，陈毅高兴地告诉查房医生：“早起放了一个屁!”
这个喜讯使大家高兴万分，这说明经过短路手术以后，胃肠吻合很好，上下完全通气了。
一两天来，陈毅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直都为这事悬着一颗心：他毕竟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这不是一个小手术，万一发生粘连或梗阻什么的，可不得了。
现在上下通了气，完全放心了。
但是，日坛医院吴恒兴院长和给陈毅做手术的主刀医生们，内心却异常沉重。
他们在手术过程中发现，陈毅内脏的癌细胞已有广泛转移，胃肠吻合手术只能救一时之急，与阻止癌细胞转移毫不相干。
这时，他们为回天乏术和不能阻止癌细胞的无情扩散而深感苦恼，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尽量延长陈毅的生命和减轻他的痛苦。
胃肠吻合手术以后，为了防止伤口感染不能很快进食，得靠输液来维持生命。
这样，陈毅能用来输液的血管几乎扎遍了，鼻孔、胆囊、胃里都插了管子，一插就是连续十六七个小时，连起坐翻身都十分困难。
如此日复一日，给陈毅带来的无穷痛苦是难以想像的。
但陈毅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这一切，从不叫苦。
一天清晨，夜色尚未褪尽，四周黑沉沉的。一直陪在父亲床边的珊珊听到一声微弱的声音：“我要吃面条!”
珊珊心细，揉揉睡眼惺忪的双眼，证实是父亲在对她说话，随即回答：“爸爸您等会，我就去端来!”
珊珊好不高兴，多少天来爸爸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滋味，今天主动提出想吃面条，难道不是一个好征兆?一碗热汤面端来了，陈毅眼里闪动着欣喜的光芒。
珊珊搀扶父亲半坐起来，用筷子一根一根地喂着。
她看见父亲的食欲并不好，吞咽困难，但终究还是吞下了好几根面条，心里比蜜还甜。
这天医生查房时，陈毅眼里放着光，吃力地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我要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
所有在场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珊珊这才明白，父亲是为给毛主席吃寿面才吃面条。
更使她难以理解的，父亲卧床两个多月，病房里既没有挂历，也没有人提醒他，他是怎么知道这天就是12月26日呢?这说明他在心里一天天地计算着日子，无须人提醒。
其实，这天是12月24日。
可是谁都不忍心纠正他，权当他提前为毛主席吃寿面吧!珊珊看见父亲病成这样，还想着为毛主席吃寿面，使她一时无法控制自己，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
陈毅病危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许多老同志的不安和关注。
周恩来不声不响地走进病房，搬把木椅紧靠陈毅坐下，像亲兄长似地款款细语。
眼睛失明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进病房，用手抚摸着陈毅的脸和手，互相说着勉励的话。
朱德夫妇、聂荣臻夫妇、李富春夫妇也来了。
王震怕陈毅在病房寂寞，经常带着小孙女一起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叶剑英几乎天天都来。
他怕陈毅说话多了吃不消，总是稍坐一会儿便退出来，一趟又一趟地在病房外来回踱步，久久不肯离去。“珊珊，几点了?”
这是陈毅第三次问时间了。
他的病情还在加重，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出现了呼吸困难。
珊珊知道，这是父亲等着会见乔冠华。
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完联合国大会的乔冠华，刚刚来了电话，说一会儿就到。
当乔冠华准时出现在陈毅的病房时，陈毅抬起身子，伸出双手表示欢迎，显得格外激动，连声说：“伟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啊!”
乔冠华泪光闪闪，久久握着陈毅伸出的手。
他动情地说：“在联合国遇到许多外国朋友，他们都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他们都十分想念您。好几位非洲国家的外长，都请您病愈后再去访问。”
他还说，美国总统国家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带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中美两国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
陈毅难得这样长时间处于清醒和兴奋状态，脸上出现少有的红晕，多次听到他说“谢谢”，“很好”。
由于长时间陪护危重病人，操劳过度，尤其精神上负担过重，张茜也日渐虚弱，最近连续咯了两次血。但她从不在人前示弱。苦些累些她不怕，看见丈夫疼痛难忍，一次又一次昏迷，却难以忍受，不止一次偷偷落泪。
在儿女面前，在所有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面前，她始终是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使他尽可能少受痛苦，她已经作了而且心甘情愿作出任何牺牲。
一天，张茜领着儿女，带着一卷珍藏多年的字轴来到陈毅的病床前，陈毅看见妻子今天满脸堆笑，精神稍稍振作起来。
张茜要儿子配合她把手中的字轴展开来，一代宗师、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画家、书法家齐白石1957年93岁所写的条幅，立刻展现眼前。
陈毅一向对字画感兴趣，他微微抬起头来，不禁两眼放光，想不到这幅字画是白石老人当年录自他本人早年的旧作《赠同志》。
张茜一看丈夫的眼神，对他这时的心思完全心领神会，便饱含感情地读出声来：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陈毅脸上浮出了微笑。
这首诗正是他此刻心情的写照。
时令正是严冬，但他已感受到了春天的脚步正向他一步步走近。
他怎能不高兴呢?他强打精神说：“我会好起来的!等我手术伤口长好后，我还要站起来，我还要走路，还要做些工作!”
张茜被丈夫的坚强意志感动了，频频含泪点头。
1972年元旦在凄惶不安和担心受怕中度过了。
陈毅曾几度昏迷。
第二天午后醒来，陈毅额头上、身上热得烫手，一量体温又发烧了。
这天下午3时，李先念来到病房。
陈毅的耳朵还好使，听到老战友到来，还是费力地睁开眼睛，缓慢、艰难地说：“谢谢你了，老同志了……我不能多讲话。”
在陈毅的病床前，李先念默默地停立良久，当他离开病房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他是流着眼泪走的。
这天深夜，陈毅总算缓慢退烧，神志少有的清醒。
几天前，周恩来特地关照过日坛医院：陈毅同志神志清楚时，须随时向他报告。
当天夜里，周恩来接到医生的报告，立即从人民大会堂坐车赶往日坛医院，直奔陈毅病房。
两人久久地闭门长谈。以后几天，陈毅又几度昏迷。
一天，陈毅从昏迷中苏醒，认出身边有大儿昊苏、女儿珊珊，嘴里说着什么，好不容易辨别出几个不连贯的句子：“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1月4日，陈毅极度虚弱，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张茜领着儿女们守候在丈夫身旁，默默地祝愿丈夫平安，祝愿他尽快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早日康复。
或许是精诚所至吧，陈毅的眼睛动了一下，一会儿慢慢睁开了，嘴唇嗫嚅着，喃喃有声。
他认出了守候在病床边的妻子和四个儿女，显得颇为动情。
珊珊眼尖，知道父亲有话要说，赶快把耳朵伸到父亲嘴边，终于听明白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1972年1月6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陈毅逝世后，围绕对他的评价问题展开了一场斗争。
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一伙，在陈毅追悼会规格问题上硬要压低标准，仅按军内职务军委副主席安排，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出席，对陈毅的悼词也大做手脚，在那份不足600字、简历就占了一大半的悼词中，硬要塞进“有功有过”几字，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周恩来处境困难，也不时受到这伙人的无端攻击。
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尽其所能据理力争。
陈毅作为开国元勋、人民军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共和国元帅、驰名中外的外交家，仅按军委副主席一级安排追悼会，不但是对死者的大大不恭，而且受规格和人数的限制，陈毅生前许多亲朋好友和国际友人都将无法出席。
周恩来为无力改变这一局面而苦恼。
对陈毅的悼词，周恩来为改掉“有功有过”的提法煞费苦心。
在审定悼词初稿时，他斟酌再三，从他处境来说，他无力抗拒江青一伙定下的调子，只能委屈求全地求其次，尽量争取多改一点，改好一点。
他提笔加上了一段话：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送审时，他特地附信强调：“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周恩来实在是用心良苦，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使周恩来感到莫大安慰的，是毛泽东了解陈毅，不赞成对陈毅作有功有过的评价，使得这一有意诋毁和贬低陈毅的图谋得以最终破产。
毛泽东审阅这份悼词送审稿时，冷峻的目光停留在有关功过评价的这段文字上，凝思片刻后提笔划掉了这段文字，随即写了如下批语：“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