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宣传部强部长,没有把自己所在的学校宣传为“最牛”的高校,却用很“雷人”的一段话———“我们马上要在网上公布消息,而且要占领天涯,占领你们所有得到信息的渠道。”“叫门卫把她(指记者)扣下来!我今天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来!我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在一夜之间,把自己宣传为“最牛的宣传部长”。
有人说强部长是“土霸王”,有那么一点点芝麻绿豆权,就这么嚣张;还有人说之所以大学宣传部会这么牛,是因为他们不怕学生,学业、文凭被捏在学校手中的学生,不敢造次。而在笔者看来,以上对强部长的分析,都不太符合当前高校宣传部长这个角色,而强部长这个“最牛”,也颇有些冤枉。
强部长的话很“雷人”,确实不假。但他这段“雷人”的话,想起到的效果,其实是想制止这名记者,对学校冒用学生信息办理上万张信用卡一事进行报道。这从他叫门卫扣下记者的行动中可见一斑。如果强部长真的“很牛”,他不会叫门卫扣下记者,也不会在记者面前叫嚷自己有本事占领天涯。以上这段话,恰恰表明,强部长已经充分认识到,学校冒用学生信息办信用卡,是错误的;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将是巨大的;制止媒体报道,是十分紧迫的。嚣张的语言背后,是他内心的不安,而他所没想到的是,自己不顾一切阻止记者报道的“努力”,给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学校,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强部长为何会对记者对此事的报道,充满“不安”呢?难道是他牵头把学生信息给了银行,办了信用卡?熟悉高校运作的人士,应该很清楚,办理银行卡这类学生事务,一般与宣传部没有直接关系。强部长在“卡门”事件中,更准确的角色,是充当消防队员,进行媒体危机公关。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摆平媒体”,防止事态扩散。
这就不得不说到今天国内高校对待负面新闻的态度了。近年来,国内高校每每出现校园安全事故、学术丑闻、师生冲突事件,普遍采取的办法,不是信息公开,坦诚以待,而是尽力回避媒体,甚至认为,只要媒体不报道,就可在内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学校宣传部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想方设法阻止媒体报道,如果媒体进行了报道,“事态扩大”,家丑外扬,责任就归学校宣传部门。在有的高校,学术丑闻的主角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而学校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却由于没有做好“媒体应对”工作而受到批评,并不鲜见。
如此情形之下,晋升、评价都掌握在领导手中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就只有听命赤膊上阵了,在不明事故、丑闻、纷争真相的背景下,要么拖(时间)、要么堵(报道)、要么编(故事),再就是吓(记者)。
并不是说强部长等就没有责任———他们的表现也确实拙劣,但是,他们的行为背后,是生产制造更多强部长的,只对领导负责,对既得利益负责,而不是对真相负责,认真处理问题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必然导致本末倒置的危机处理方式。于高校而言,这种维护行政领导利益的危机处理方式,首先,因为不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安全事故的调查、学术丑闻的公正处理、师生冲突的化解上,从而耽误了对问题的处理,使问题本身更为严重;其次,对事故责任的姑息、学术丑闻的纵容,进一步破坏学校的教育与学术氛围,影响学校的公信力,为更多事故、更多丑闻滋生提供土壤;再次,使事件处理本身,成为比原有事故更大的事故,比原有丑闻更大的丑闻。
无论是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杨帆门”事件,还是最近议论纷纷的北大“季老藏品外流拍卖”事件,都可以看到高校如此处理危机的影子:至今学校没有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此番西安电子科大,不过是为这样的“危机处理”增添新的案例,但愿,西安电子科大能从“最牛”宣传部长的“诞生”,马上吸取教训,公开透明地处理“卡门”事件,为学校赢得公信力。这也进一步警示其他高校,化解危机,最好的办好是公开、透明、公正,不要让处理事故、丑闻,生长出更大的“事故”与“丑闻”来。
当然,要让高校有如此危机意识,还需要根本的制度保障,一是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让学校有办学的竞争压力,有“生存危机”;二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自主办学的同时,坚持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而不能让行政力量在缺乏竞争、缺乏监督的环境中独大,使师生权益受制于行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