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因“醉驾”被判拘役六个月的导演高晓松首次披露狱中生活，坦言并非冤案，更遗憾错过女儿半年的成长。
高晓松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出身良好，衣食无忧的孩子；是个个性突出，快意恩仇的少年；是个才华横溢，又富思辨的诗人；是个无酒不欢，游历四海的流浪汉；还是个毫不掩饰对女人的欣赏，也不隐瞒在婚前“平均每三四年一个(女友)的”情圣……这些评价放在他的身上，既非奉承，也非贬损，而是事实。才气使得他傲骨嶙峋，也注定了他的落落寡欢。长在天子脚下，他从小便有一份独大的民族文化自信抑或说，自大；而出身清华的家世，又让他在个体意识觉醒后，自觉地面向西方文明，求索普世价值的光环。生在现代社会，他有着上古侠客的承担与肝胆；活在儒家文化圈，他又有着高扬个性、口无遮拦的牛仔范儿。如果他与屠格涅夫结伴，那便是后者笔下的“罗亭”；如果康梁“公车上书”找到了他，他亦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好汉。
他是后现代社会自慧而反智的书生，批判现实不疏离于现实，看淡物欲不拒斥于物质。他是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难得的是，他同时又保持着自省与自惭。听听他博客播放器中置顶原创的《杀了她喂猪》，说唱间十足的调侃与戏谑——那更像是一份与“上流社会”的绝交书。
双重人格、两面性格，收纳了他身上的种种矛盾，也解释了他过往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如何深入他的内心世界？过往人们往往忽略了曾自退清华，肄业北电的高晓松的“做科正行”，导演本就是他的正行。由“一切作品皆是自传”的文艺理论做诛心之论：他大抵有向风车挥动长矛的浪漫——看看《我心飞扬》，如戏台上穿红挂绿高呼革命的军人，那是他反思又礼赞自己年少轻狂的宣言；他八成有着顾影自怜的羞赧——看看《那时花开》，夏雨(微博)饰演的高举怯懦地迷恋，鸵鸟般自慰，你又何尝看不出高晓松气恼又偏爱的“少年情怀”？眼下这部《大武生》是他在不惑之年后的作品，以电影产业宏观寓目，当视作当下纷乱影视圈，架构于好莱坞制作模式下本埠商业类型片的一次探险。于“文本”之外，我们可亦可将其视作时代洪荒巨变下，一个中年愤青在困顿与挣扎后，对工具理性的重拾与个人身心的自洽——“晓松的变化出现在05年以后，之前坐一块他说的还是那些‘飘在天上’的故事，后来他去了美国，每次回来就感到他的变化，就是他对美国电影文化的吸收，起初是不解，但到了前年基本就开始给我们讲美国制片人怎么收拾导演，以及一个剧本怎么从头到尾去改写。”杜扬说。
如果没有了囹圄的四壁，高晓松恐怕不会对素未谋面的笔者敞开心扉；如果没有监狱的去现代化规限，高晓松也恐怕不会用纸笔来书写下这一段段感怀。鉴于BQ同他约定在先，我们将不去展示沾有他手泽的纸片。“这是我第一次书面回答记者采访，客观原因不说了。主观上我也开始喜欢这样，一是因为很多年没有记者认真问我心灵的问题，我愿意认真回答。二是我是个肺指挥嘴，心指挥笔的人，用嘴说出的是肺里话简称废话，用笔写出的是心里的意思简称心意。”
这份“心意”写在笔者收到纸片的开头，以下便是我与他隔空对话的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