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户口，还要让漂泊奋斗的外乡人痛多久？
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韩光耀日前在北京科技周新世纪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论坛上发表的《取消户籍对人才流动的限制》的演讲，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户籍改革的讨论。
外地人心中永远的痛
户口，这道多年来横亘在“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鸿沟，让那些多年生活在北京却始终没有得到个“名分”的外地人心痛不已。
就职于某公司的李先生苦笑着说：“我可谓是北京户口的终身受害者。”
李先生的父母原是北京人，60年代大学毕业时响应“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主动要求去了新疆。艰苦的生活环境，落后的教育质量，让他的父母感到不安。“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李先生被父母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开始了借居借读的生活。
开始的时候，除了每学期要比其他同学多交一些学费外，李先生倒没有感到与其他同学有多少不同。中考让李先生第一次受到北京户口带来的伤痛。他的分数达到了重点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可由于户口不在北京，就连普通学校也不肯录取他。在家呆了半个学期后，终于有一所地处郊区农村的学校录取了他。难尽人意的教学质量使他的学习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成绩一落千丈。父母知道这些情况后，又把他带回了新疆。当时，李先生父母所在企业与北京某区教育局的三产有业务往来，通过关系，不久，李先生又回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学习。但没有北京户口就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他不得不再次回到新疆。来来回回的转学，不仅影响了他的学习成绩，也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阴影，李先生的性格也变得郁郁寡欢。
李先生后来考上当地的一所他并不满意的学校，现在说起这件事，他仍愤愤不平：“虽然成绩受到影响，但凭我当时的分数，如果在北京仍可以上一所满意的学校。北京的录取分数比外地要低几十分。”
户籍的限制给李先生在学业上、性格上、前途上造成的伤害都是沉重的，然而现在仍没有北京户口的他，在新疆工作几年后，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在北京发展。
北京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只要你有本事就能闯出一条路。正因为如此，李先生同众多在北京发展的异乡人一样，尽管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没名没分地漂在北京，尽管要面对没有户口带来的种种不便，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他们把一切都忍了下来，除了努力工作，他们别无选择。
李先生说，他80年代由于户籍原因的遭遇也许只是个别的现象，因为当时北京的外来人口远不如现在这么多；而如今大量的外来人口受到政策上的限制，已经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之一。
由于李先生和女朋友都没有北京户口，他们在工作选择上受到限制，单位不能给他们上保险，他们也不能买经济适用房，不能享受到住房公积金贷款……他们甚至没有资格去买一张北京的公交月票。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他们要比北京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金钱。
一掷千金为户籍
谈到北京的交通拥挤、物价居高不下、社会治安问题，一些北京人会认为，“都是外地人闹的”。
繁华的都市生活让北京人拥有了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感，悠久的文化、现代的气息，北京人的见识、接受能力都要比外地人强。北京的高校就曾经公开表示，愿意接收北京的考生，因为北京的学生接受能力要强于外地学生。
对于北京人来说，也许并不觉得户口有什么作用；而对于在北京漂泊奋斗多年的异乡人来说，户口就是一个标志，没有它就会觉得处处别扭。
据介绍，在北京的外地人是形形色色的，总体上分为三类：在北京的投资者，各公司内的高级打工者和民工。素质参差不齐，但他们都对北京的发展建设做着巨大的贡献。
据了解，对于那些高收入行业从业者、私企老板等具有相应经济实力的外地人来讲，千方百计获得北京户口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心病。据河北省的一家报纸报道，许多河北人为了让孩子拥有一个北京户口进而以北京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纷纷在北京郊区的一些小城镇投资买房，因为有可办北京户口的优越条件。但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他们需要购买价格在2000元/平方米的住房和投资50万元办企业。
在北京通州区买房投资从而获得了北京户口的浙江籍企业家周先生说：“这种投资是没有想到要回报的，房子买到手还可以再卖，最多赔上几万元钱，投资注册公司后，也可以逐步收回或撤回资金，权当给孩子买个北京户口。”
对于那些应届毕业的外地户籍大学生来讲，对工作环境、薪金多少、是否适合自己发展等的考虑，远不如能落户北京的诱惑大。
这就是为获得北京户口要付出的代价。
对于大多数外地人，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工来说，是没有这样的实力的。
北京规定了数十种不允许外地人从事的行业，以保证当地人的就业。然而事实上，在苦脏累险的行业很难找到北京人的影子。就连北京人也不得不承认：“离开了这些外地人，北京人的生活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杜小姐19岁那年来北京，从饭店服务员做起，10年后拥有了规模不算小的饭店，作为一个出色的外地在京人员，她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的众多媒体报道过。她一直想为家乡的同龄人提供来北京发展的机会，她饭店的员工都是从家乡招来的。可也正因为如此，每逢节日和有重大政治活动的期间，她的饭店都会成为清理“三无”人员的重点。一次，她认为执法人员的言行严重侮辱了她的员工的人格，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说起这些事，性格刚强的杜小姐显得无奈和不解：“我们本本分分做生意，为什么要排挤我们呢？”
户口的问题影响到了民工最基本的权益。据不完全统计，为了使子女能受到教育，北京已经出现了百余所简陋的民工学校。
外地人工作更努力更吃苦耐劳，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视，但仍有数百万计的外地人长期生活在北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忍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并且全身心地努力。
面对这些在各个层次都在不断走强的外地人，除了一个北京户口，北京人还有更多的优势吗？
户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据有关专家介绍说，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90条明文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权利；但到了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户口管理登记条例》，规定公民从农村迁往城市，须持有城市劳动机关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证明中的一种。于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公民居住和迁徙的权利就不复存在了。之后多次修宪，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目前有专家认为，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被取消、而建设市场经济后惟一没有彻底恢复的公民权利。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户政系刘宏斌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户籍管理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城乡二元结构’的管理，无形当中给户籍管理增添了某种附加效应，不仅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市场对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在客观上伤害了一大批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感情。”
专家认为，农村城镇化、农民居民化是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城市都是移民的结果。户籍管理制度不应成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障碍。
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韩光耀说：“现行户籍制度已成为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重要障碍，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曾经出现了许多关于改革户籍制度的提案议案。事实上，全国许多地方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尝试。上海1996年就率先在浦东新区推出“蓝印户口”政策；前不久，广西宣布，将以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管理制度。
北京在这个方面虽然也在尝试，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中国的开放、北京的开放是总的趋势，放弃人才、放弃资金就意味着放弃发展的机会，而户籍制度正是当前阻碍发展进程的最大障碍。
韩光耀说：“靠户籍管理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管理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这种做法出路会越来越窄，因为户口不可能无限制地迁入，户口的吸引力也不可能长久地存在。发展的方向不应是放宽迁移政策，而应是淡化户口的作用，淡化户口的观念。从实际上取消户籍对人才使用的限制。”
对于放开户籍的说法，许多北京人都表示担心：“目前大量的外地人的涌入，已经给北京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放开户籍，更多的外地人涌入，那么北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对此，社会学博士张玉林的看法是：不能因为承认了公民居住和迁徙的基本权利会带来一些麻烦，就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消除政策制定中的城市中心主义或城市保护主义的倾向，取消人为的藩篱，允许城乡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的合理有序的竞争。
他说，有些人只看见他们给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没有看到他们给城镇发展带来的贡献；其实带来的一些问题，你积极解决了，城镇就会获得新的发展。现在，有些城市的政府只对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居住、迁徙，实行宽松、优惠的政策，而对一般农民则严得很。搞“清退”，首当其冲的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这不仅侵犯了企业的用工自主权，而且是一种用工歧视。
他呼吁，在未来几年内，全国人大法工委应着手进行可行性研究，依照立法和修宪程序，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