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的理念与经营思想
21世纪知识经济论坛第三十期
时间：2000年12月23日下午
地点：浙江图书馆报告厅
作为一个学者，我不是来卖弄嘴皮子的。借助这个讲坛，我认为各行各业对知识的接受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近的过程。通过交谈，让大家了解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科技知识。作为普通学者，我要讲的是我们这个会场的设施三分之二是用高分子材料做的。什么叫高分子？就是指纤维、家具、彩电、塑料还有橡胶，包括人体的90％都是生物高分子。所以，我将在演讲的前半部分先介绍一下我所从事的学科与日常生活中有关知识，后半部分则谈谈我作为搞自然科学的学者的一些看法。
什么叫高分子？就是我们吃的盐、糖、水叫小分子，不叫低分子，用化学键也好，用一根绳也好，把这些分子串连起来，就叫高分子了，现在，用高分子做的材料，包括塑料橡胶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通过合成化学反应的方法，做一些高强度、高韧性、高耐热的功能性的东西。“高强度”——比如塑料的椅子，要让它的强度高，不会坐塌；“高韧性”——比如现在的撑杆跳高运动员再也不用竹竿了，而是用复合塑料的材料制作，以前用铁竿时，运动员一跳下去，铁竿就砸到了头上，是很危险的，再比如高尔夫球拍；“高耐热”；比如神州号宇宙飞船，导弹、卫星等要突破大气层的高温炽热的灼烧，得用高分子耐热层，刷一点油漆；“功能化”——比如人工器官的很大一部分要靠高分子来完成，如美国在女性人工乳房的再造，臀部整形等方面，每年的收入都是300亿美元。高分子符合了精细化工的一系列要求，像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大家在用的塑料袋、编织袋都叫通用高分子。但是，有毒的都是属于小分子，大分子则是无毒的，因为越小的东西的活性越高，就像一个人的行走是自由的，但是当一个人与另外几个人串成一串时，就不易行走了。
白色污染不是科学问题，也不是材料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整个社会素质问题。中国的塑料消费远远不及国外，但中国的白色污染却是全世界第一位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了乱扔东西。我就曾经提过：是否应回到李玉和时代，上火车时拎个铁饭盒。现在彩电都是用塑料外框，能用铁框代替吗？不行，这就相当于“吃着肉在骂娘。”
有个政治笑话：“抗洪救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草包不解决问题，土包也不解决问题，唯有高分子解决问题。没有塑料编织袋，大坝就堵不住。高分子实际上是在自古以来的衣食住行中就存在的：衣——古代的蚕丝就是高分子；食——吃的淀粉，人的一生85％的摄入量是碳水化合物，也是高分子；住——所有的家具、皮革、门等都离不开高分子。人类从玉器开始，经历了铜器、铁器、合成材料到先进材料都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是以材料为背景来划分的。
作为一门科学，德国的斯道丁格尔在1932年提出了大分子的概念，英文叫macromolecule，到目前为止，已经有６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今年（2000年），日本的白川英树就获得了诺贝尔奖，由此可见高分子在科学界所占有的地位。
三大高分子－－橡胶、塑料、纤维是现在整个化工建材的支柱。新兴的高分子有天然的高分子、有高性能的高分子复合材料、有高分子的精细复合材料，还有生物医用高分子。现在，我们中国人生活好了，要考虑自己的健康和寿命，在吃药上能否将三次吃药合为一次吃，能否让药物在人体停留的时间更长些，这就需要用高分子作载体，让药物在胃、大肠、小肠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这种载体就是目前时髦的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另外，在治疗癌症上，化疗对人造成的痛苦很大。比如，在颈部长了肿瘤，但吃药却是通过胃和肝脏的代谢与血液循环，在药力到达颈部时，浓度已经很低了，对身体造成了伤害，怎么办？现在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一定的药物处理，让药力全部集中在病灶区，把药物处理成一种磁性的东西，从静脉注射后，同时在外面加一个磁场，当磁场运动时，里面的药物就跟着外加磁场运动，停留在病灶区，而不流动。这样，就能高浓度地对病灶进行刺激，这也是一个很新的领域。
现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委托我们在搞这样一个课题：现在已经发现测谎仪不准，有的人说谎话心不跳脸不红，就测不准。但是，人在紧张或心理变化时与眼睛的瞳孔变化尺度有关，这是很准的。大家知道，判断人是否死亡，只要打开眼睛看看。同样，说谎与眼的瞳孔的微小变化有关。现在我们在做一种对视角器官敏感的材料，从而能够测出瞳孔的变化尺度，这些都是很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为什么说塑料好？为什么说高分子好？因为高分子材料的耗能只有钢铁的60％－80％，铝材的35％－50％。用塑料门窗代替金属门窗来采暖，可以节能30％－50％；用塑料门窗代替金属管道来输水，可以节能50％，因为热水用铁管来输送，散热非常快，铁管外面要包水泥、带子等。聚氯乙稀的管子都是非常新的东西。再比如，最近几年出现了ＰＰＲ水管。我们发现把大庆油田、新疆油田的原油输送到东部时，原油会凝块，并含钠，需要在中途有一些热电厂用锅炉将原油烧热再输送，这就是原油的凝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已发明合成出一种高分子的油田输送器，加几个ＰＰＭ（注：为量度单位：１０的６次方摩尔），然后就可以把原油输送得非常顺利，这就为我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以塑代木，以塑代钢”是否是个好口号？当然是个好口号。我在前一个月考察了韩国、日本，我发现现在韩国和日本的牙签都不用木材制作了，而是开始在用塑料。说明人家的环境保护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木材特别珍贵，而在我国还是随便取用，我们做的牙签、筷子耗用了很多木材，所以这个发展方向，在未来的很多年，我们都是要不断努力的。
高分子的资源是原油，如果原油用完了怎么办？到目前为止，环境污染的第一号杀手是用原油制成的汽油，也就是说，烧汽油是把做高分子的原料烧掉了。高分子将汽油之类的合成出塑料，几年以后就没用了。这就好比是谈恋爱时评价女朋友很漂亮，但结婚５－６年后再评价老婆却是丑了，——这就是喜新厌旧。
农民把农膜埋在地下说是长不出庄稼，那么请问考古工作者，在埋有几千年的瓷罐、铜罐的土壤上面能长出草吗？显然长不出。高分子在土壤里分解的速度是50－60年后基本完全被土壤吸收。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概念的错误和诱导的错误。
从合成材料的发展速度来看，1965年合成材料的生产量不到钢材的30%,而1998年则是钢材的１.3倍，可以这样说，经济的全球化与信息化，产品的高科技与环境问题，资源与能源的短缺与开发等等，都给了高分子科学或材料科学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或挑战。现在，在这几个领域中，环境友好是人类对自己的最好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做出来的高分子是对人没有害的、对环境没有害的，——这就是“环境友好高分子”。
现在的聚氯乙稀已应用于电导、光导、医用、液晶、离子交换。比如窗帘是为了遮丑，日本已开始在一块窗户上根据不同时间通过调节电钮，将窗户颜色变成深蓝色、紫色、茶色、黑色，而不用挂窗帘。再比如空调，为了冷气或取暖而将壁机挂在房间的墙上，很难看。现在浙江省科委国家“863”支持我们100多万元研制加热的高分子材料的磁砖或墙体，像墙纸那样贴在墙上，通过调节电源的加热，让材料自身发出热量，且这种热量是一种均匀的热量。
我们知道秃顶可用章光101生发剂擦，但美国的外科大夫现在已经不用这些东西了，他们认为人的头发少几根看不出来。美国的一位外科医生发明了一种外科整形方法，叫做“膨胀法”，就是将头顶周围的皮肤膨胀一点，长出一点多余的皮肤来，将中间的秃顶就盖上去了，其实，单位面积的头发数量并没有增加，而是稀疏了。但这并不影响美观。他这种方法的启示来源于女性怀孕，人的皮肤可以缓慢地膨胀很多倍，这个概念已被应用，这个材料就是一种新兴的高分子材料。
现在中国的整个塑料制品与国际上的差距太大，从每人每年所耗用的塑料量来看，美国是143公斤，日本、德国是94公斤，而中国连10公斤都不到，这就是差距。塑料用于什么行业，可从我提供的表上看到：家庭生活、国防各个领域等无处不在。比如：隐形飞机，坦克——用塑料制作，不反射，等等，预计我国要在今后几年才有这个生产能力，我这儿都有数据。
大家知道ＰＥ就是聚乙烯，聚乙烯里有很多事可做，聚乙烯做食品包装是好的，聚乙烯本身没有毒，但在我国的生产工艺不过关，聚氯乙稀里面残留有氯乙烯，把氯乙烯聚集起来就叫“聚氯乙稀”，它是由小分子得来的，而小分子是有毒的，对人体有害，所以，对食品包装袋要注意，这就是ＰＰ改性。ＰＶＣ今后就叫聚氯乙稀，它有一个好处：硬、耐热，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绝缘材料是用聚氯乙稀来做的。现在很多轴承是由尼龙来做的，它的润滑性能非常好，这些都是一些新事物，大家有所了解即可。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我国目前都不过关。
塑料的降解大家也已有所闻，降解就是埋在土壤里被土壤分解掉。
在座的是否有搞化工，建材的？现在的化工、建材领域是个增长点，我国这些年发展很快，太需要化工，建材了，这是个薄利多销的行业。但是环保等部门经常找你们，说你们污染环境。你们可以解释：高分子是污染的，而低分子不污染。我是材料化工学院院长，负责教学改革方向，经常有同学有转系，去学计算机，说高分子、化工有毒，父母不同意学此专业，我就来个现身说法，而且，在我从国外回来进浙大的这五年中，高分子专业的教授没有一个去世的。另外，全国高分子界有１３个院士，其中有７个是毕业于浙大的，都长寿，现在身体都很好。所以，健康和长寿与接触什么无关，什么化学药品都不接触，光是受气不也会气死吗？
纳米是一个尺度概念，是一个物质长短的概念。最近全国各地围绕着纳米，很多人一窝蜂地在学它，听说浙江也是个学纳米大省。我们高分子领域也正在搞纳米，主要是把一些纳米材料加入高分子中，起一些特殊作用。纳米的好处在于：第一，它的运动有个量子尺寸效应；第二，是宏观量子的隧道效应；第三，是换效效应，即它在一定数量时特别稳定。这些都是概念，大家有点印象就行了。制备纳米则比较复杂，工艺要求较高，就不多讲了。
纳米由于小了以后，它的表面要进行一些改性。下面我要专门讲纳米的陷阱。作为一个学者，我经常提醒在座的各位：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目前，纳米的制备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关，就算把纳米加入高分子做成新材料，但是，这个新材料已完全不是纳米了。为什么？因为越小的东西比表面越大。比表面是指物体的容储量与自身占有体积相比，其表面比大球大得大。比表面越大的东西，表面自由能越高，能量越高，表现为越容易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要将这个物质分散就非常困难了。
最典型的纳米材料是蒙托土——埋在土壤里的高龄土的物质，就有纳米的味道。现在，土都卖钱，搞研究需要大量的土都得去向农民买。实际上，有时候所买的土壤就是“纳米材料”。
以上是介绍一些概念。下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提出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我国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与攻关，在几十个工业门类中，到底有哪几个是属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或者可以称为自己的工业的？到底有哪几项科研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经常出国，每出一次国，灵魂就受到一次洗礼，就巴不得在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中小学讲。为什么？就是感到紧迫的压力和羞愧，特别是去了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同属于东方国家去了之后，感触更多。
下面这四个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厉害的。先说超导，这也是从美国人开始的。我是一个教授，在浙大当老师，浙大的“求是”是个无价之宝。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缺陷，更不愿意自己说自己的缺陷。我今天就愿意来揭揭自己的短，面对产业家，我更应该说实话。中国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踪”，这也难为中国的教授，因为日子过得较苦，没有钱，加上很多领导同志本身也没有知识，为了蒙领导，让他们拨一点钱，总得把一些文章、报告、口号写得越高越好。比如，现在教育界号称“建世界第一流大学”，教育部跨世纪发展计划中定的10所大学，现在已选定了９所，第10所还未选出。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永远要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追求这样虚幻的目标，去呼这样的口号，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现在的几个行业也是前几年套着中国科技产业目标走得几个方向。像纳米，它只不过是一个尺度概念。各种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处，比如，为什么要把泥土拿来做成砖，砖的尺度比沙泥要大得多，因为小的沙粒没有强度。我们怎么能把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只说成是一个纳米呢？所以，谁都没有注意是谁提出的这个口号的，其实我们又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与军备竞赛是一样的。超导中国科学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纳米全国在搞，连工厂技术员也在搞。刚才何祚庥先生讲的悬浮列车，不要以为上海的高楼大厦与东京、大阪一样，中国就现代化了。修一个房子、修一座桥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国民素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日本大楼里走出来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我们上海的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却都是些腰缠万贯的文盲！怎么能说国家已经现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贸会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如果西溪河能出现小鸟、天鹅，杭州就现代化了，这不是一个穿一件衣服的问题。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摆样子！我们应该关注我国的哪几个方面？这是我的一些建议，提出的一些口号，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科学家说，纳米无所不能，这一说，大家就都去搞纳米了；老板说：纳米商机无限，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因此，宁波想干，诸暨想干，天台也想干，大家都来搞纳米。科学家知道纳米不稳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产业家并不知道这一点。有人说，纳米这么好，我们都变成纳米人多好，但高的篮球谁打？篮框得降低了。纳米人的作用可否用在脑血栓治疗上，不用吃药，脑袋上挖个小孔，让纳米人钻进去清理一下就行了。这些东西可能只有我在说不好。纳米在最近的一二个月里在浙江炒得很厉害，什么“纳米冰箱能防霉”，我就不明白：一个是生物学与卫生学的概念、一个是材料尺寸的纳米怎么会防霉？所以，要千万注意，无知的人骗起人来不得了，因为他胆子大，什么都敢说，所以说：“无知才无畏”，我们懂一点的就不敢随便讲，这是误导！
现在，让科学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许多与纳米研究无关，不具备纳米科研的单位都在上纳米项目，开设了许多新的战场。作为商界的人士，这个投入是风险投入，所得到的绝对回报是非常危险的。越是高科技的东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场回报，这个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
新闻界的人在干什么？新闻界的同志喜欢写一些新东西。我知道，没有新东西写起来不精彩。误导与新闻界有关，新闻界听到一点就是一个片，如此描述宣传以致于浙江的报纸整版整版地写纳米。我特别地告诫大家，这是把整个一个学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下面我谈谈科技问题。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极其脆弱，这几年我在日本商店购物，日本的袜子、手巾、低档毛衣、低档服装全都是中国产的，这是否感到光荣？其实，我们所谓的外资合营企业，所引进的东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极少，这就是我们的天真，就是我们领导的天真！比如，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全部的电视频道就只有６个，杭州有多少个？这是很清楚的。拿什么钱吃什么饭，我们现在是在吃国家的饭，所以，开了这么多频道不怕赔也不怕赚，而日本就不能这样。我在日本１０天，没有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这也是中国人的天真。广岛亚运会在日本召开时，有哪一个中国人得金牌的镜头能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得到？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但他不知道聂卫平是谁。我国现在是需要国际化，但国际化了以后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连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说，改革开放２０年，我们到底在经济上，科技上得到了什么？好的是有的，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要深思：我们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么？日本、韩国、美国基本都是把国内不能生产的、低价的东西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来生产。你并没有得到高科技，你以为他会给你高科技吗？不会的！比如汽车，我们联营了这么多家，但日本的汽车技术，比如丰田，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之前的，他不会给你先进的！为什么现在柯尼卡、柯达、富士在中国“大跳水”？就是要挤跨乐凯，这个中国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国产胶卷！等哪一天乐凯垮掉了，国外的胶卷就会全部涨价！现在在中国卖的进口胶卷比日本、美国的都便宜，这就是倾销！这一点中国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排不进前200名？因为规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论文才能进入前200名。为什么浙大好不容易搞了10年的科研却没有钱？教授的论文写得少了，平均一个教授没有一篇，像我这样一年能 写５、６篇的很少。为什么？中国的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平均只有1500元，相当于170美元；美国的教授拿多少工资？他的一篇文章值多少钱？可见中国教授便宜了！美国教授成本高！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再过５年、10年，你到底还有些什么东西？这样恶性循环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了！我不赞成“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过若干年再看看，将会是什么样子？
下面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第一，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为什么？企业的科技人员辛辛苦苦地搞一个技术革新，只要区里的计委领导、省里的计经委领导哪一天带着人到美国去考察一下，买来几个电器产品，跟他们签个协议，然后再到美国去培训10天，引进一条线，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国营企业打跨，这就是现实！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关于电信的事，我只跟电信部门这样说：这点电话费我付得起！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从自己的这个角度赚了消费者的钱，但消费者里面有大夫，你电信的人就不生病吗？你若进医院，他给你卖高价药行吗？我开玩笑：“你别看我是个穷教授，赚不了钱。我今天回去就去查名单，看我这个学院、我这个系的学生有多少是你们电信部门的子女，到了下个学期全部不及格！若要及格，每分交5000元钱。”但我决不会这么做！若这样做，这个世界就乱了。作为社会成员，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我们这个国家也同样。但是很多人只考虑自己，只要自己赚钱而不管别人怎样，若那样的话，明天就可能得到报应。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下面这几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
教育、学习是为了什么？最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饭店、各个厂矿企业等单位都邀请我去演讲，这是我应该为社会做的，是我的本份，加上我身兼数职：院长、系主任，所长等，他们开口就要找博士。其实，这需要共同语言受教育的层次、人格的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人对学生的教育没有注重这个方面。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那层楼的孩子都在弹钢琴，我就听到二楼的一个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妈。爸爸妈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音乐家。这么好的太阳，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这是何必呢？幼儿园３岁开始学英语，我这个观点不知你们是否赞同，我在学校讲课时，学生们听了觉得我所说的正符合了他们的心意。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比如，我３５岁开始学日语，我现在的日语是顶呱呱的。但是，我在国内进修一年，派日本教授来教我，可我就是学不好，非常紧张。因为年龄较大了，学得我白天的语法都错了，晚上做梦全讲日语，且这时讲的语法都是对的！到了日本后，我是在实验室工作，而打工的人２个月学的日语就比我学得溜，这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环境。所以说，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等下我要讲一下人才使用问题，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在厕所里讲英语？需要吗？要计算机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可是，浙大搞计算机的就特别敬佩我、巴结我：“郑强，你材料搞得这么好，我给你点计算机，你去用用玩玩，今后搞材料与我们合作合作，我们也可沾点光。”物质世界不是算出来的，算能把肚子算饱吗？现在我国搞了点软件，很多精英——年轻人都跑到计算机行业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荣得很！我们浙大就一个计算机院士潘云鹤，浙大的计算机在全国排在第几呢？浙大最好的学生都去学计算机了，我经常呼吁：这是在害人！我的同学现在在美国都在卖菜、卖中药，成不了材，他们现在倒是非常羡慕我在国内搞得这么好。他们的钱是稍微比我多一点, 但是我现在在中国过的日子比他们在美国过得好！由此可见，这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到日本留学时受了许多苦，这次我到英国大学见到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向我诉苦：每天只睡４个小时！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两个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孩子却在美国。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几年扭曲到什么程度了！外国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人有病：为什么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国外、一方和孩子在国内，中国人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国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为了撑什么面子？！中国穷得这副样子，我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这次是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的——因为我在日本留了这么长时间的学，在日本，我只能请他吃一碗面：一天晚上，请了８个教授一个人一碗酱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币！所以，我在日本就呆不住，像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就不愿出国，去１０天可以, 去１个月我就受不了！言归正传，现在的孩子学英语，但父母都不会讲英语，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在美国学了英语，回来就忘记了，这就是语言的特点。语言没有环境，就学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级，让孩子们放松；第二，大学一年级开始的三个月像军训那样突击一下英语，马上过关，然后就任其自然。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 ，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学三年级时有42名学生，毕业时只剩15人了，其他人全部不能毕业。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学里玩。这就是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我们系有个男生，跟四川一个女孩谈恋爱，前几天班主任向我汇报，上个月跑回去20天看他女朋友，这还得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从小教育的结果！我的儿子在班上就有６个女同学有“记录”的特权，记录哪个男同学动了。有了６次记录后，男同学就得写检查，家长也要跟着写检查。我第一次写时很难受，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后来就习惯了。到了星期五就问儿子：“这个星期要不要写？”反正脸皮也厚了，写就写吧。问题是，实际上他只违反了一次纪律就同时被６个女孩子看见了，这也算６次！但是，我并不为我儿子担心，我认为：他受这点挫折也好、压抑也好，对他一生的成长有好处；而我恰恰担心的是那６个女同学，以后怎么能够经历得起打击和挫折！这样的教育是很令人深思的。所以，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我从来是看人不看学历的，学历不等于能力。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就是要批判这样做。
我提出一个命名，叫“消费学历”——就是滥用学历。现在提拔干部也同样，不看他的身体，到了60岁，有些身体特别棒且有能力的人也要让他退休；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得了肝炎，还得让他干，这就是“一刀切”。招聘时也总是看学历。学历是指一个人读书还可以，并不能代表他能够当你的经营人员、开发人员。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三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现在浙大有规定，有博士点的，留校就必须全部留博士生而不准留硕士生，这样，仪器就没有人去操作。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反之，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组织部长、人事处长在干什么，真的是在“选女婿”吗？找这么高学历的人干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大学提出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说这话错了，中国现在教育特点应该是让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去培养少数的专门人才。
上次全国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杭州举行，是浙大主办的，学校说来了这么多高校的人挖人才，浙大也要派人去挖，于是派我去了。我去讲了话，我毫不客气地说：进这扇门，我的心情是又高兴又沉重。你们把孩子们搞坏了！为什么？我国搞奥林匹克竞赛——中小学叫奥赛班是举国体制，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荣誉！而在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就只有一个学校，叫“Play- again”就是搞着玩的。难道有一个学生得了奥林匹克的冠军，就说明中国的教育好吗？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国的真实情况。在那些非重点学校里，有多少孩子在外面赌博、打游戏机！这就是我国教育的一种误区。我指出：如果作为一个教授来做这样的事，在座的人都感到心痛！作为父母，我们绝不能这样宠爱自己的孩子，把这些孩子当宝贝一样。化学的奥林匹克竞赛，清华、北大的教授来了一大堆，我们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我的话讲完后，主诗人要下面哪个大学的教授接着讲，他们都不敢上台讲了。请扪心自问：我们这样做对吗？奥林匹克竞赛的结果在浙大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学学得好的、保送的，到了大学三年级成绩都降下去了，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分等级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成长的路程还长得很，后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始终对孩子、对学生都是鼓励的。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我看到她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那个高分数、为了得到高额的奖学金，我感到很痛心！我说：你这是在用青春买荣誉、买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到创伤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从第１名掉到第２名，后年从第２名掉到第３名。我这个老师当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我这是在救她！昨天，我的孩子参加环湖跑，我对他说：“你不要去争第１名，慢慢跑。”不是说我不要孩子上进，而是这些老师在干什么？让５-６岁、７-８岁的孩子跑4000米，为了争得那个第一，把孩子的身体都跑坏了。我之所以长的矮，就是因为我在５岁时早晨起床跑步，骨质过早钙化了。现在懂科学了，就知道了，小孩子不能随便大运动量地运动。可是求是小学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就是把全校的孩子弄到街上去跑步，刚刚吃了早饭，能量还没有发挥，能量是要用到脑子上的，要上一天的课。可早上的跑步就让能量消耗了，这不科学！还有，沿着马路跑步，汽车尾汽对孩子的健康是很有损害的。这样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敢讲一点：我们浙大有很多教授就被小学老师教育得像儿子一样，小学老师每次开会的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家长同志们：孩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每次都讲这些话，然后就说：“你们不懂科学、不懂教育。”我心里就在想：孩子都是你们教育了送到我们手上来的，我就非常担心，孩子的心灵从小让你们这么一整就麻烦了。我觉得我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我从小干部当惯了，一直在管人，到现在我心里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那时被我管过的这些同学，不管他们现在是在开出租车还是在干啥，都非常有成就。所以，怎样把孩子培养好，从小让他有一个健康的心理，这比成绩还重要。何况各位家长，你们由于自己的学历低些，总是希望孩子出头，我也知道有些家长在双休日的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安排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把孩子完全拖垮了，其结果孩子是要厌恶的。过早弹钢琴的人，除非他真正是个音乐家，十有八、九到了中途都会厌恶，这就是逆反心理学。所以，你们不能这么干，这么干是摧残人才，这是我今天讲的，为人才的培养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现在在日本奖学金最高的是美国人、欧美人；第二是韩国人、台湾人；第三是巴基斯坦人、马来西亚人；第四是印度人、非洲国家的人；第五才轮到中国人。我就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日本人不知道龙井茶，而只知道乌龙茶，就因为旭日升乌龙茶的广告宣传。日本人在开始做乌龙茶广告时找了6个最漂亮的中国女孩，日本人就从这个广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女性的漂亮是因为喝了乌龙茶。所以，日本人特别崇尚乌龙茶，而不知道龙井茶。日本就是崇尚欧美，谁能讲英语，谁就是老大。日本首相森嘉郎不会英语，但为了表现自己会英语，就叫秘书安排了一套程序，准备在冲绳开政府间合作会议时，见到克林顿用英语问候一下。但是日本人讲英语很糟糕，森喜郎见到克林顿，将“How are you!”说成了“Who are you?”，克林顿以为这是森喜郎在跟他幽默：我明明是美国总统，他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还这么问我？我今天也跟他来个幽默：“I am husband of Hilary.”（“我是希拉里的丈夫”），森喜郎不管克林顿怎么说，就忙按照程序回答：“Too me.”、“ Me too.”，克林顿想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老婆怎么变成你老婆了？这在日本就成了个大笑话！
最近，我们在办高新科技园区，就国家的投资而言，我们的领导的意见往往是去追世界潮流：想去建世界一流的国家，达到一流的水平。我非常惭愧地向大家谴责一下自己：我们中国的教授很多拿了国家的钱就像小孩搞家家一样，把钱用完了，就写点文章，塞在抽屉里，一点用都没有，就向领导报告：我做完了。这很对不起国家的钱！说实话，应该弄清楚哪些是搞着玩的，哪些是对企业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好。日本、韩国的科技进步就是在于针对性非常强。
现在有一个现象：所有的企业家到了浙大就问我：“郑教授，现在有什么能赚钱的项目？给我们吧！”其实，你们太不了解了，教授是完全是远离市场的，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他只是在搞游戏，玩家家，想一些新玩意，不要以为教授什么都有！当然，这不能怪你们，因为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让我们的老板们具备很高的意识。刚才何先生就讲得很好，在目前的阶段，中国还有假货的话，就不能指望做假的人有什么超前的科技需求，他赚一把是一把。但是，当中国的经济秩序真正完善以后，造假绝对活不下去！现在在日本就没有人敢造假，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造假，马上就完蛋。中国总有一天要进入到有序的阶段，一有序，造假的人肯定活不下去。企业能不能生存，说到底就是看你有没有绝招。这个绝招，第一是产品的特色；第二是科技的含量。上次我毫不客气地对张德江书记说：浙江要建经济大省，文化强省，但是“大”不等于“强”，“民富”不等于“国强”。科威特有的是钱，伊拉克要打垮它就打垮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我说：经济强省应该有下列标志。我问张书记：第一，浙江省现在的经济总量中有多少具有科技的含量？第二，浙江省目前的经济有几个是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民生的、大的工业？第三，浙江的经济真的有一天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能抗得住吗？这些浙江省都有问题。浙江的市场发育得很完全，但如果我是外省人，如果哪一天我自己那里方便了，我为什么还要跑到你这儿买？现在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浙江市场里卖假货的很多，要么走私、要么卖假，这几年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再过几年，辽宁的人要货在北京买就行，何必再跑到你浙江来买，如果不到你这儿买你怎么办？现在浙江称为塑料大省，全国三分之一的塑料制品产在浙江，上次在余姚，就召开过塑料科技大会。浙江的西服很多，像杉杉西服等，还有娃哈哈。但是，请各位注意：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计！千岛湖的农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没有？这就是问题。另外，温州经验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可不会在全国搞温州经验。温州经验说到底是民族经济全部被国外吃掉。你的资本算什么，温州老板的那点钱与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钱，马上会被吃掉，而且技术含量极低。我去了温州好几次，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厂，与现代企业能比吗？此外，把西部的博士挖过来，用高薪养起来，这些都不能算是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这些都是危机！但是我们却尽唱高调。那天，我最后是带着感情与张德江谈的：我是爱浙江的，作为一个教师，我教育学生习惯了，我认为对待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教育的角度讲他，而不是去夸他“长得好”、“今后要当科学家”，这都是害人的话。所以我愿意对张书记提点意见。
再进一步，老板会提问：“郑教授，我现在做的这些，你看看结合你的知识能否给我改进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是最好的。上次我们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台是个穷地方，前面11个教授都讲IT产业，讲得那些企业家第二天都要来搞通讯行业了。我最后发言：前面的人讲的话又把你们害苦了。你们这么穷的地方怎么搞得过宁波、杭州？你们应该把本地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改造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在下次见到教授时提出这类问题，你们就进步了。真正的科技产业进步的源泉在你们，而不在教授。当你们有钱了、有产业规模了该怎么办，就应该学学日本。
我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软件搞得这么红火，但我们并不需要软件。其实，我们现在的软件搞不过印度。美国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从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国防部长常常惊骇这三、四年来与中国的差距——他是从奥运会得了一块金牌谈起的，国民总产值才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与中国差不多，而粮食产量却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有，我这次到韩国看了真是痛心，在韩国的街上见不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绝对没有！我又听说现代企业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所有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这些部分却全部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自己的。人家想做什么，什么都能做好，我们却是想做什么，什么都做不成。归根结底，不是靠我们的软件，搞计算机的人什么都会玩，上次到天台演示房子设计的动态，把房地产公司的人看傻眼了。其实，这都是哄人的，房子要造起来还是要靠材料，靠造房子的人。现在我国在这两方面是最薄弱的。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买来的时候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是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我们国内的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国内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钱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两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纳米”。说到底，这都是些表面现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我们现在想的只是“卖得越多越好“。
这次校长、书记在日本，见到东京名古屋大学的校长，他提了个问题：我们都属于东方文化，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怎样保护东方文化，保护东方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生物是多样化的，世界上若只有美国人就没有味道。日本人说：“我们培养的很多人也到美国去了，当是他们很惊讶，你们的7位中国校长一致认为这种现象没有关系，这是国际化。”日本人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中国没有一点本钱来谈我们的人才储备敢与日本比，但是，我们所表现出了一种莫明奇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得到许多捐款，就是因为捐款的人对母校有感情，对社会有报答。哪一个日本大学为日本的财团或企业输送的高级人才越多，所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现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你们体现出这么一种胸怀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为日本大使馆面试的中国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当时在四川只选了我一个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坂大地震时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就因为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把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到白宫，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当找美国人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连“劳动模范”都没给人家，你怎么能让你的国民爱这个国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怎样建立一个科技体系？在国外，这个部分不是大学办的，我坚信，目前“教授＋商人”的这种状态，过20年后会改变。在国外，没有哪个教授是既当公司经理又当教授的，这种现象极少，只有中国有！这就算是国情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办公司，又要当教授，能当好吗？我不否认有这类特殊人才，很少见。关键是把大学教授神化了，让他们全部面向产业界，缺少了中间地带，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省里的研究院，部里的研究院一事无成，为什么？他们是官僚，是企业出钱养的官僚！我认为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他们直接作为企业法人结合在一起。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备最好条件的研究院，他们不发表文章，就是专门做能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这是一句口号：“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业正在干的；“端着的”－－产业开发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东西、超前的学术研究让大学去做，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我认为财团和经营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让这些信息能够互通与共享。
浙江的企业家现在在做什么？上次省委领导谈话时，我提了个口号：现在是“千载难逢”。我们浙江有一个优势——有钱，如果浙江的老板们有一点前瞻性的话，你们应该考虑到科技的投资和投入，就是为你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做这个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了一点，但也许在5年、10年后你就会看到实效，这就是怎样确立一种“高瞻远瞩”的观念。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技术越新越好？今天谈的就都是提醒大家的。大家注意：大学教授可以玩这个，但企业家就不能玩这个。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即使何先生在我也要说，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日本的住宅还没有声控电灯，而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走得够快了，
大宇汽车公司的倒闭给我们中国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丢掉了特色。我们的老板不要包里有了钱就想膨胀，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实际上是投机心理在头脑里作怪。你们就不自信：害怕哪一天吃不上饭，先找个尾巴、抓根救命稻草。这个心理要解决，为什么不自信？你现在的东西是否在全国属于数得上的特色？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没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闭得上眼睛听出这是谁的歌声，这就是特色了。这一点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定不能丢了自己的特色去学别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项！嘉兴的老板找我说：给你20万，你帮我上马。我想这还得了，排队的就已经有这么多了。这些都不对，一定要有“特色”这样一个深刻观念。
我讲这些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我刚才讲的是机遇，就是我们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储备后，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个投资。我只告诉大家：人活在世上，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学科在全国的13个院士中有7 个是从我们浙江大学高分子学科毕业的。这次我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准备在浙江大学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楼。校长批给我800万，让我去捐300万，我立刻就从海外的华侨、华人那儿捐到了。这次我不是为钱，而是想在世纪来临之际立个丰碑，这也是通过省委宣传部同意的。这一次他们说我把浙大的牌子给卖了，且卖得太便宜了：一个人捐1000元钱就可以刻上名字，刻个墓碑都不值这点钱，北京大学100年校庆时，在一把椅子后面刻个名字还收5000元钱。这次新大楼修好后要刻个碑或在墙上刻名牌，个人收1000元，单位收5000元。对此，潘校长就很赞成，这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浙江大学，对全国教育的一种支持。这件事现在搞得很热烈，杭州有好几个企业都是20万、20万的。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钱，我们只需要体现浙江的企业家对浙江人才培养的一种真正的观念上的变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把自己的儿子、孙子的名字刻上了，他这么做自有理：“你的名字已经留在浙江大学了，你要努力学习。”我也赞成这样做。今天，我就借此机会把这件事向各位通报一下。
我今天讲的，一个是高分子的介绍，另外是把我对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的一些思考奉献给大家。主要是跟大学一起交流，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同志、各位企业家、各位领导对我批评指正。希望大家加强联系，谢谢大家！
郑 强教授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BS）,1988年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90年就读徐僖院士博士生。经导师与学校推荐，被国家教委录取为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培养博士生，1994年12月获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获浙大“竺可桢”优秀教师和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和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