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 钱颖一
硅谷这个地方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我从1990年搬到硅谷，9年间目睹硅谷的腾飞。硅谷的名声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房价也越涨越高，我对此有亲身的体会。硅谷是指从旧金山向南到圣何塞，大概纵深100公里的一块面临太平洋的平坦谷地。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的中心。就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1998年的产值大约相当于当年我国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么一块小地方顶我们3亿人左右的产值，真为可观。
硅谷其实早已存在。只是在过去几年中，特别是1996年以来，显得格外红火。当然主要原因是互联网在全世界的普及。硅谷最早的创业家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两个创办人。他们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白手起家，在一个车库里研制出了振荡器并创办了惠普公司。现在的惠普公司仍然是硅谷雇员最多的公司。在惠普的发展史上，也有过多次转产的经历，先是做精密仪器，后来又做计算机、打印机等等。另一个对硅谷发展有很大影响的公司是50年代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硅谷后来许多著名公司的创业人都是从那个公司出来的。有趣的是，当初他们离开仙童公司的原因，是不满该公司老板——因发明半导体而获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专横作风。他们后来自创企业，发誓树立新风气。
硅谷是什么？硅谷这块土地原以农业为主，特别盛产大樱桃，直到70年代还到处可见樱桃树。在外人看来，硅谷是高科技的圣地。但是从来没有人或政府定义过什么是高科技，或高科技含量。硅谷在不断的创新中变化，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又是软件，90年代则是互联网。硅谷是变化的。硅谷也有起落。比如房价的涨落就是明证。1991年买的房子到1995年房价大概跌了20％，近年来又涨上去了。所以硅谷也不是永远增长，整个创新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时起时伏的过程。硅谷是一个奇迹，一个资本主义的奇迹。之所以称它是奇迹，是因为它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不要说中国人，亚洲人，就是连欧洲人也都惊叹不已，未曾料想到硅谷的火热。有人把互联网看作是可与18世纪工业革命相比的又一次有深远意义的产业革命。我们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很多事情还看不清楚，无法判断。但是互联网已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对硅谷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还没有理论和经验数据解释它成功的奥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根据我对这些年对硅谷的个人观察以及同硅谷各种人物的交谈，来讲一个硅谷的故事。
“硅谷文化” 有一种看法，认为硅谷就是一所大学、一个科技园区，和很多的资金加总而成。这是一种机械的“三合一论”，与硅谷的发展事实不符。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 Lee Saxenian）写了一本书：《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该书比较了波士顿附近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公司与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附近有两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又有充足的资金——波士顿靠近纽约这一金融和商业的中心。在80年代前，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是80年代以后，硅谷超越了前者。对此连作者本人都感到意外。她很坦率地说，她在80年代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原来的主题是想论述硅谷为什么将走下坡路，因为那里的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硅谷的收益增长得更快。这引起她深思，她试图去解这个谜，于是写了这本书。
显然，著名学府和充足资金并不是造就硅谷的充分条件。那么，硅谷奇迹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硅谷人，还没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归因于“硅谷文化”。但“文化”一词太虚泛了，它可以把我们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装在里面。然而，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硅谷文化的重要成分是创业文化。那么又是什么构成创业文化呢？虽然我们还不能对此有准确的说法，但我注意到近年来硅谷人喜欢形容硅谷是创业公司的“栖息地”（Habitat）。用一个生物学的术语来形容硅谷文化，的确耐人寻味。
栖息地原指动植物栖生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还有许多我们尚未了解的因素。把硅谷说成是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说明其中层次复杂，难以用机械或电子工程的术语来恰当地形容它，最好用生物学的术语作类比。这一栖息地至少包括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因素：①硅谷公司的生产结构是开放型的。②硅谷人才流动频繁，跳槽的情况常有发生。③加州法律环境较为宽松，使跳槽变得容易。④硅谷人容许失败。⑤硅谷人的生活和工作观是“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而在其他地方，则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硅谷人是工作狂。⑥在硅谷工作的外国移民特别多。⑦美国的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只是对构成硅谷栖息地的不完全的描述。这些因素一起造成了一片新天地。人们对它的理解还刚刚开始。
企业家与企业公司
我们常常会把企业家和经理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英文里企业家是Entrepreneur，由此衍生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一词。经理是Manage。，来源于“管理”（Managing）一词。企业家开创从前没有的事业。新想法、新产品、新工艺、新人马、新市场，从无到有，弃旧从新。企业家与革命家相像，他们喜欢标新立异，甘冒风险，不喜欢四平八稳。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成功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再去创办另一家公司，以此为乐。企业家往往没有受过正规的商学院教育，所以没有现成的框框。但经理则不一样。经理的主要职责是要管理好一个现有的企业，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愿也不应冒大大的风险。经理往往受过正规的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有的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当然，企业家和经理之间有关联，也有先是企业家后又成为经理的，也有先是经理后来成为企业家的，或者一个人同时既是企业家又是经理。例如，惠普的两个创业者是企业家。但惠普成长起来以后，他们又是很好的管理者，很好的经理。但这不是通则。在多数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素质不太容易既适合做企业家又适合于做经理。一个很好的企业家可能是非常糟糕的管理者。比如恩科公司（Cisco）的创业者是一对夫妻，他们的管理技能就很差。这也就是为什么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往往后来会被股东炒就鱼。
在硅谷，创业是一种风气。其他地方人们多热衷于买卖股票。但在硅谷，人们想的是如何自己创业，乃至于发行原始股。 创业的两个最初的基本要素是人和想法（Ideas）。现在，从有一个想法到公司上市，大概需要18个月，而且这个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创业人发扬的是“延安精神”、“插队精神”。大家挤在租来的小办公室内，每天喝点可乐，吃点比萨饼，穿着随意甚至邋遢。近几年来，特别在与计算机有关的公司，创业人起初不拿工资。他们拿干股，等将来公司上市，或者卖给别的企业时发大财。因为那点工资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要发工资的话，还要筹这笔钱，成本会很高。比如Hotmail是一个印度人办的公司。他的公司从创业到卖给微软仅一年时间，以上亿美元成交。微软愿意出大价钱的原因是它拥有几千万客户，而Hotmail说，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资产，估价时可比照有线电视客户的价值。
企业家创业的公司，上市或者卖给其他的企业后，创业家就此大功告成。通常创业家不愿意在公司里继续干下去，而是另起炉灶。思科公司的创始人80年代在斯垣大学计算机系做工程师。在工作中，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在计算机之间加一个硬件可以使联网变得方便。他去找校方，但校方不愿意搞，他又问能不能介绍给其他大学，校方也不愿意。一气之下，他和妻子跑到旧金山，用25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取名Cisco，是旧金山英文名称San Francisco的最后五个字母。公司的标志是金门大桥。他们没有钱，就用信用卡上的一万美元透支开始创业，制造了第一台网络联接器（Router）。企业家不到万不得己不愿意去找风险投资家要钱。风险投资的资金对企业家来说成本高，甚至本人会被炒就鱼。此事就发生在思科公司，下面还会讲到。
创新与创业又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不相同的概念。创新（Innovation）可以在已有的企业中实现，也可以通过建立新企业实现。创业（Start－up）指的是在已有企业之外建立全新的企业。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创新不是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都很雄厚的大企业，而是产生在那些看上去既无技术力量，又无资金的新立小企业。 这不是一个简单易答的问题。它可能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激励。大公司无法给创新者提供足够报酬，因为风险太大，报酬要足够大。缺乏激励导致许多新想法无法在大公司中生长。二是约束。大公司内部创新往往会受到软预算约束的困扰：在一个大公司内部，停止一个项目或关闭一个部门是很困难的决定。而市场淘汰一家小公司则轻而易举。
我们看到，许多创新是通过创业来实现的。因此，现在一些大公司除了自己搞研发外，还去购买小的创业公司的产品或技术。
创业资本／风险投资
在斯坦福大学附件沿280公路，有一个地方叫沙丘大街（Sandhill Road）300号，那里有几幢小楼房。据说，大约美国一半的创业资本公司都在这里。这显然是创业资本公司的圣地。创业资本的投资风险非常高。但我们通常只听到成功的例子，那是因为或者失败的公司已经消失，被人们遗忘，或者失败者不愿意谈及失败的经历。事实上，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但有些成功的投资，回报是投资成本的成百上千倍。正是由于，高风险／高收益，风险投资多由私人而非政府进行。
风险投资公司有一套经营方法。比如KPCB是硅谷一家有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它当初投资了英特尔、亚马逊、苹果等等后来特别成功的公司。有人说这是世界第一风险投资公司。它有多少人呢？一共25个人，包括9个合伙人，四五个助手，加上几个秘书，仅此而已。举该公司投资亚马逊的例子。亚马逊的创始人在一个星期六来风险投资公司约见，说有一个想法，在网上卖书。公司留下了他的网址，并且约此人一个星期后再来。然后几个合伙人就立即上网订了几本书。书很快就寄来了。所以，很简单，一星期后就签约，这项投资就这么做成了。这一笔生意当然赚了大钱。那么他们的项目鉴定报告有多长呢？一共两页。在该公司，一个项目往往是一个合伙人主要负责，但最后9个合伙人要一致同意才能上。所以他们摸索了一套自己的办法。另外的公司可能是另外一套办法。成功的就生存下来了，输者被自然淘汰。
人们谈论风险投资，往往仅限于资金方面的作用。不错，风险投资提供了资本。但是风险投资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组织和改造公司的领导班子。所谓领导班子，指总裁（CEO）和主管财务、销售和技术的几位副总裁。世界上比资本更为缺乏的是好的公司领导班子。在美国，据说现在有150家大公司的CEO的位置找不到合适的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比别的强，关键在于它知道谁和谁能搭配在一起，不仅每一个人都要好，还要这几个人能在一起配合，这就难了。硅谷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人才，而风险投资家有广泛的关系网，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哪个风险投资家这方面能力强，它所投资的公司上市的时候，市场价值就高。
风险投资公司组织领导班子时，有时不得不把创业人赶走。企业家当然会很愤怒。乔布斯创建了苹果公司，后来被赶走了。最后又把他请回来，那是后话。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思科公司。这对创业者夫妻创业后，KPCB给他们注入了资金。结果怎么样呢？该风险投资公司派人来当总经理，因为它是大股东。结果有一天开会时，把女合伙人叫来跟她说，现在董事会做出决定，你被解雇了。之后，男的也离开了。这位女士像艺术家一样，管理毫无章法，跟其他管理人搞不合。而男的根本就是一个技术人员，对公司战略毫无感觉。夫妻俩一气之下，把33％的股票全卖了。当时他们的股票大概只值10块钱，现在超过100块钱。后来他们俩离婚了，这位女士跑到新罕布什不开了一家专门卖指甲油的公司，或许她会感慨思科公司已是硅谷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企业家把公司做大了，公司治理结构会有一个转变过程。企业从创业进入成熟后，需要不同的人才来管理。这个转变的过程需要有机构。风险投资家往往在其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与所融资的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从组织班子、参与管理、实行监督这一角度看，风险投资公司与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有重大差别，因为后者与他们投资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保持距离型”（Arm's length）的，他们的操作只限于交易而不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而前者对他们所投资的公司起战略决策作用。
“另类”大学
讲硅谷的故事不能不提斯坦福大学。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生产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即斯坦福的师生和校友创办的企业）的产值就占硅谷产值的50－6O％。斯坦福的科研实力很强，但这恐怕不是全部。波士顿附近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加起来，我想比斯坦福的科研实力更强。在旧金山东边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工程技术实力也不亚于斯坦福，但在它周围并没有类似硅谷的区域出现。
在某种意义上，斯坦福大学是“另类”大学。首先是校方对师生创业的积极态度。有时候一个人的影响力有特殊意义。30年代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就是这样一个人。正是他把已在东部工作的前学生Hewlett和Packard招回到斯坦福，从自己腰包里给他们投资了500多美元帮助他们开创了惠普公司。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笔“天使资本”（Angel capital）。天使资本是指个人（即天使）出笔小钱给萌芽中的企业。企业有了一定产品后才去找创业资本做风险投资。后来惠普公司对硅谷的影响有目共睹。特曼教授开此先河，开创了大学支持教授、学生创业的风气，一直影响到现在。
斯坦福师生创业是一种风气。硅谷的有些公司就是一些正在斯坦福就学的学生创办的。著名的例子是雅虎（Yahoo）。当时杨致远（Jerry Yang）和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搜寻器的程序，放在学校的网络上。虽然很受欢迎，但学校管计算机的人抱怨网络因此变得太拥挤。结果他们就自己出来办了个公司，取名雅虎，纯属玩一玩。没有想到一不留神赚了大钱。斯坦福工学院的一座楼里先后诞生了三家著名公司：升阳（SUN）、硅谷图文（SGI）和思科（Cisco）。升阳的英文SUN是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缩写。创业人是斯坦福的师生，当发明了工作站（Workstation）后，便自己出来办了公司。开创硅谷图文公司的是斯坦福的一个教授，这已不是他的第一个公司了。网景浏览器的前身Mosaic原是伊利诺大学的教授开发的。伊利诺大学是在美国工程科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学，拥有超级计算机。斯坦福的Robert Clark发现后，把他们整个科研小组挖到硅谷，创立网景公司，并开发了网景浏览器，从此改变了人们上网的经历。网景公司上市时极为轰动。类似的，UNIX操作系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明的操作系统，现在被广泛应用在升阳公司的工作站上。
需要指出的是，斯坦福大学并没有“校办工厂”或“校办企业”。它办的工业园区当年以象征性的1美元的价格出租给创业公司。它的技术专利办公室只是帮助教授申请专利。学校的几十亿美元的基金交给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做多样化投资以分散风险，其中只有很小部分投在风险投资公司。但大学不参加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并不“经商”。学校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校友和成功企业家对学校的捐赠。学校则以捐赠者命名建筑物和讲座教授的方式铭记这些捐款者。 硅谷以外的“硅谷” 那么，在硅谷以外还有哪些“硅谷”呢？在美国国内，有波士顿地区、休斯顿地区、华盛顿地区的北弗吉尼亚地区等等。在美国国外的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中国台湾的新竹、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其中中国台湾新竹和印度班加罗尔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与硅谷的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硅谷的延伸。
新竹的例子很有意义。我1988年访问中国台湾的时候参观过新竹科学园区，当时还不太成功。90年代以后，由于大量的留美学生回归，使得新竹成为一片新天地。六七十年代很多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公司工作，其中在硅谷的也不少。当时被认为是“人才外流”。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做到高层管理人员（总裁、副总裁、部门经理）和高级工程师的职位。到了90年代初、中期，不少中国台湾留学生回台湾办公司，有些还两边跑。他们创办的公司，多与美国和硅谷有密切联系——不仅在产品和技术上，而且在市场和想法上——结果信息非常流通。现在再也没有人抱怨“人才外流”了。实际上现在是人才国际大循环。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台湾的新竹成为在美国国外与硅谷最为接近的“硅谷”。这使我想起，微软的人在回顾他们的创业史时曾说，他们是骑在IBM这头熊的背上发展的（riding the bear），当时他们只能骑到IBM上。中国台湾新竹现在就是骑在硅谷这头熊上。
拿中国台湾与韩国比较更有启发意义。韩国有高科技发展上是另一个路数。它是购买美国技术专利最多的国家，买回来之后就自己开发，韩国强调自己的品牌。韩国也有很多人留学美国，但毕业后就回国，与美国企业的联系不深。至少现在看来，中国台湾的高科技发展要高于韩国一等。
近年来，印度的班加罗尔有很大的发展，原因是许多硅谷的公司去那里开公司。印度劳动力比中国便宜，而且工程训练和教育良好。另外印度还有两个优势：一个优势是英语是他们的母语。我们中国人太受语言的限制，特别是男同志，虽然工程技术可以，但语言能力普遍较差。这很影响软件的开发。有趣的是在硅谷的中国人开的公司多数是从事硬件开发的，而印度人的公司多数是从事软件开发的，这就很说明问题。语言能力影响人际交流，这就使得在美国的中国工程师比印度工程师吃亏，不太容易被提升。管理人员一天到晚大部分工作是交流，写电子邮件。我们中国人写的电子邮件，用词就不用说了，句子一看全是中文翻过去的。印度人的英语好，还夹有英国的韵味，因而更受美国人的欣赏，他们在高科技公司就升得比较快。
第二个优势是印度与硅谷有12个小时时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硅谷，如果一个客户有一个软件问题，晚上5点钟送到公司去，第二天上午9点钟就可以来取。因为硅谷的下午5点钟正好是印度的早上5点钟，所以一个电子邮件过去，那边晚上9点活儿就干出来了，正好是硅谷的第二天早晨9点。
由于印度的这些优势，使得硅谷的公司愿意去印度投资。
简要的结论：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
我们从硅谷的成功中看到的是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硅谷也不可能产生于僵化的体制。只有一种宽松的创业体制和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者的栖息地。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业和创业公司，是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主流经济学中，过去只局限于研究价格调节机制。在非主流的经济学里，特别是奥地利学派，则非常强调企业家精神。比如熊彼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活力是企业家的创新，他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奥地利学派的另外一个重要代表是哈耶克。他从根本上批评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的知识是分散在每个个人身上，而任何计划者都不可能把握所有信息。因此，只有发挥每一个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经济才会有活力。计划经济的失败，以及如今硅谷的成功，都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越是高科技越是要政府来管，因为市场会失灵。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的重要特点是不确定因素大，风险大。如果政府参与大量的创业投资，将会冒很大风险。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发钱”的话，白给的钱没有人不想要。更为根本的是，新知识来源于创造者，来源于老百姓，而政府的知识落后于在第一线从事开发的老百姓。等政府明白了，已经晚了。进一步说，政府某些官员的思路习惯，往往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和热衷于找灵丹妙药，也不利于高科技的健康发展。更值得担忧的是，政府直接插手投资和审批，对有审批投资权的官员则可能是大开腐败之门。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不是没有作为。政府应该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调动和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如，放宽政策，明确产权，允许技术入股，允许企业转让；搞好中国的NASDAQ，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放宽留学生回国政策，支持海外与国内的高科技合作等等。
我们中国人不缺少企业家精神。当前最大的制约因素还是在我们的某些传统旧体制上。还是那些老话，要“松绑”，要“放水养鱼”，要有“深圳速度”。试想一下，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当年有资格拿到我们颁发的工程师证书吗？他们的企业会被我们的“专家”们认定为“高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吗？我很怀疑，因为他们连大学都没有毕业，而个人电脑当时简直就是玩具嘛！归根结底，不是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而是我们的某些传统旧体制把企业和企业家都捆死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不松绑的话，不要说高科技，就是普通科技也没有希望。
深圳近年来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例。几年前我们还不能想象深圳会成为我国高科技的重镇。论科技实力，深圳远不及北京和上海。但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大胆实施了一系列利于创业的政策，比如深圳率先实行了技术入股和员工持股，调动了创业的积极性。深圳市政府注意转换职能，为企业提供高效率的服务。深圳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正是因为这种环境，一大批新兴企业在这里生根、成长。当我们讲了硅谷的故事后，再来看深圳的崛起，我们就不会大感吃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