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没有施煜民帮助，记者很难接触到哈尔滨市同性恋这个群体，因为即便你知道了身边的某个人是同性恋者，也仅仅限于“知道”而已，你不会获得再进一步的信息了。在施煜民的引荐下，记者见到了老川和小清这对同性恋“夫妻”。目前他们在哈尔滨市经营一家酒吧，酒吧消费人群以同性恋者为主。
很难想象40多岁的老川有过的痛苦经历：有过传统的异性婚姻，成了一个女孩的父亲，又挣扎着摆脱掉“丈夫”这个角色，开始了自己的同性恋生活。三年前，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两个男人组建了一个“家庭”，开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采访中，老川从自己的钱夹里拿出了一张照片递给记者，就像一个普通男人给别人炫耀自己漂亮的女友一样。老川说这算是他俩的“结婚照”，两人坐在家里的床上，用相机自拍的。老川和小清的“日子”开始于三年前。小清来自五常，曾经是老川酒吧里的服务员，比老川小10岁。
他像常人一样顺利又平静地成长为一个小伙子，结婚、生子，也与旁人没什么两样。现在回想起来，他与前妻从恋爱到离婚好像从没有什么激情，他一直以为“平平淡淡才是真”，过日子就这样。直到1995年，他给一家夜总会做司仪时，接触了前来“走台”的一批同性恋者，生活彻底改变了。
“我的感情好像是山洪爆发一样，一下子就不能自拔了。我越来越迷恋这些人。几个月后他们离开了那家夜总会，我也离开了，没有他们，我觉得自己一点工作热情也没有。我曾经试图摆脱同性恋对我的困扰，但不论怎么努力也没用。那时我越来越讨厌我的家庭生活，到后来就是和妻子一个桌上吃饭都受不了，过年我都想尽各种办法说自己在外地，逃避那顿年夜饭。”
与前妻离婚后，老川开始经营一家小酒吧，也许是因为本身是同性恋者，不知不觉他的小酒吧成了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
小清与老川不同，从记事时起他就觉得自己和别的男孩不同。什么跳墙、上房这些小男孩们热衷的游戏从来就提不起他的兴趣，踢毽子、跳绳这些女孩儿的游戏他一直都是村里的“第一”。小清的舞跳得也好，他给记者看了一张初中时演出的照片，全身充满韵律，四肢张开，好像要飞起来一样。小清说他从来就对女性没有过冲动，他认为这“毛病”是从娘胎带来的。
小清最痛苦的时候是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还不到20岁村里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父母也开始催促他早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对女人“绝缘”的他只好选择了外出打工的方式从家里走出来，在哈尔滨一家酒店当传菜员。期间，他结识了酒店的保安陈明，陈长得高高大大，喜欢保护弱者，小清自然就成了保护对象。他对陈明的依恋越来越深，但是陈明并不是同性恋者，后来他对小清下了“最后通牒”———立即辞职离开酒店，否则他就要把这个秘密公开。后来认识了老川，于是，他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老川说，对同性恋者有一个形象有趣的称呼“飘飘”，1993年哈尔滨出现的第一个同性恋酒吧就叫“飘吧”。老川对此的解释是：同性恋者就像“浮萍”，一方面是活动场所的漂浮不定，一方面是心里永远是‘飘’的感觉。“你的欢乐悲伤总得有倾诉对象，得有人给你分担，这一点上我们这样的人和男女之间异性恋绝对是一样的，而这种情感是父母兄弟之情所不能代替的。”老川和小清心里都有一种渴望：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
老川和小清的“婚礼”是在酒吧里举行的，前来庆祝的无疑都是“圈里人”。“我们给自己营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只有那些可以理解包容我们的人：老川的个别的老同学，邻居的一对年轻夫妻，省疾控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还有圈子里的朋友。只有在这里面，我们的婚姻才是安全的。”三年来他们和普普通通的夫妻一样，有甜甜蜜蜜，有激烈争执，“除了性取向不同，我们和所有的夫妻一样，包括爱孩子。小清从没见过我的女儿，但是他常常看孩子的照片，他常给我女儿买吃的、买文具，然后催促我给孩子送去。”
结束这次特殊的访谈时，记者按小崔主持的打法，让老川和小清每人说最后一句话。
老川说：“比起过去被划定为道德败坏、流氓，我们应该算是赶上了好时候，至少还有个酒吧可以坐坐，有个隐秘的家可以避避风雨，我们最需要的是社会的宽容和理解，因为我们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小清说：“同性恋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和正在作出贡献的公民，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给我们一方生存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