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严重外流，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旧书业、古玩业中常见的现象。民国时期，政府既无禁止文物出国的法律、法规，又缺乏对旧书业、古玩业的必要管理，致使国宝由此渠道外流竟畅通无阻。现今在欧、美、日等国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收藏的难以数计的中国珍贵文物，既有在侵华战争中直接抢走的、以“学术考察”名义公然带走的，也有中外奸商勾结贩运的，还有大批经古董市场“合法”购买的。一些外国商人觊觎中国的文物，还在北京、上海、天津等文物汇聚之地开起了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文物，有些中国古玩商也开起了专做洋人生意的古玩铺。
北京是数百年古都和文化中心，近现代这里形成了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兴旺发达的文物市场。下面以琉璃厂为例谈谈民国时期文物流失情况。
北京城西南的琉璃厂是中外闻名的文化街，清代以来这里成为古书、文物聚集的渊薮。道光末年，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经琉璃厂古董商之手，转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金石学的研究再度兴起，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琉璃厂古玩行业的发展。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甲骨文，引起文人学士搜集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古玉、甲骨、简牍、印章、封泥、瓦当等文物的兴趣，琉璃厂古董商成为他们搜集研究资料的助手。
外国人逛琉璃厂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侵略者恣意掠夺珍贵古玩文物，满载而去。从此，我国奇珍异宝在国外大放光彩，引来国外客商在北京成立洋行，进行古玩交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琉璃厂一带被德国兵占领，古玩铺的古玩字画、金石陶瓷等文物被德国兵抢走，所剩无几。侵略者还将从宫廷和官宦人家抢劫来的文物拿到社会上出售。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载：“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这些古书、珍宝中的一部分后来又辗转来到琉璃厂。1900年至1927年这一时期，外国人到琉璃厂买古玩字画、铜器、玉器、陶瓷、漆器、石刻、壁画、牙雕、缂丝等文物者很多。其中买中国古玩玉器时间最长、品物最多、档次最高的是美国的福开森和日本的山中。
福开森（JohnCalvinFergwson）于1886年来华传教办学，1942年被日军遣送回国，他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出现在北京文物市场上，经常在琉璃厂收购文物。日本人山中，1900年后在北京开设山中商会，收购古玩珠宝近半个世纪，直至抗战结束。从清末起，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每年到琉璃厂购买旧书、字画、法帖、古籍，价格十分低廉。日商曾托琉璃厂商店代为搜集《永乐大典》，每册现银100元，购去数十册。贵阳陈崧山庋藏的明版书数十箱，也被全部买走。清末，法国驻华第三公使魏武达搜集中国文物出了名，是鉴定中国古玩的专家，卸任后他在巴黎开设中国古玩店，北京最大的古董商岳彬就是由他扶植起来而发财致富的。1933年，魏武达又来到北京，从岳彬手里拿走国宝商代双凤重耳彝，后来二战中巴黎沦陷，魏武达和双凤重耳彝全都下落不明。
在民国时期，新旧交换，社会动荡。清皇室珍宝抵押在外国银行；贵胄世家靠变卖祖宗留下的古董文物维持生计；故宫盗宝案发生；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伪满灭亡时，被溥仪携带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1200余件散失民间……许多珍宝流入市场，招来国内外古董商客，以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往异国他乡。
西方的一些不法之徒还与中国古玩奸商相勾结，制造了数以百计的文物盗卖事件，并给各地盗掘古墓、盗卖文物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大同云冈等石刻艺术宝库，到处可以看到断手残足、支离破碎的石刻雕像。近人周肇祥《琉璃厂杂记》记述：“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土人斫佛头置筐篮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数十金。龙门洛阳山壁间法像断首者累累，且有先盗佛头，后运佛身，以其残缺，视为废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价。残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
赵鹤舫盗卖“拳毛马呙”、“飒露紫”和岳彬盗卖《帝后礼佛图》可算是民国时期震惊全国的文物盗卖大案，半个多世纪后仍使人记忆犹新。
赵福龄，字鹤舫（1881—1936）是北京广安门外人，15岁时进琉璃厂寄观阁当学徒，学到一些鉴别古玩的本领。后来，他在几位官僚的姨太太资助下，在上海大世界附近开了家延古斋古玩店。1912年，他回到北京，在琉璃厂开了延古斋，不到5年，便发了大财。原来他发财的主要原因是盗卖了唐太宗昭陵的两匹马雕。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李世民统一中华，开创大唐盛世，他戎马一生，骑过6匹骏马，名为“什伐赤”、“青骓”、“特勒骠”、“白蹄乌”、“拳毛马呙”、“飒露紫”。这6匹骏马立过战功，李世民集天下雕刻名匠，选华山精美石料，按照六骏的体态形状，精雕细刻，制作出六骏石雕像。李世民去世后，六骏石雕像立于昭陵前的两侧。就是这样的举世闻名的中华艺术珍品，赵鹤舫却打起它的主意。
赵鹤舫结识了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当时袁世凯正准备做皇帝，底下人给他建“袁家花园”。赵鹤舫对袁克文说，要为花园增添点奇花异石，骗取了袁府专用的运物“封条”。赵鹤舫得到“封条”，派人去陕西，声称袁大总统官邸修建花园，指名要两幅“昭陵六骏”做点缀。于是“拳毛马呙”和“飒露紫”两幅石雕被取下，一路畅通无阻运往北京。赵鹤舫给袁家送去假山怪石搪塞了事，两块石雕则被转手卖给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时间是1914年。据说，盗窃石雕时，起初是6匹都被劫走，当地农民知道后，夺回了4匹。千载国宝，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大古董商岳彬则以卖佛头发家，毁《佛图》丧命。
岳彬，1896年出生于河北通县张各庄。家境贫寒，1910年在北京一个小古玩铺当学徒。1917年，他开始同当过法国驻华公使的魏武达来往，帮魏武达买漆器、法花器和景泰蓝。他到处探听消息，美国人爱买青铜器、钧窑瓷器，法国人爱买法花、漆器、景泰蓝，日本人爱买古玉、龙泉瓷器，英国人、德国人要考古价值高的东西，他都记在心里。国内新出的东西，他同样熟记。清末时，东西永宝斋古玩铺从山西大同买进7尊北魏石雕佛头。20年代，岳彬听说日本收藏家搜集石雕木刻，西方考古学家研究中国古代造像石雕，北魏石雕佛像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便闻风而动，用400多元买下这7尊佛头。他先以800元卖出一个佛头给日本山中商会，外国古董商知道后不断来买，陆陆续续卖了十来年，也没卖完。原来，岳彬请位雕刻家给他复制石雕佛头，并仿宋木刻佛像。复制和仿刻北魏石雕和宋代木刻雕像，以假充真，是岳彬发家致富的一条路，也是他走上破坏历史文物之路的前奏。
岳彬发财后，开了个“彬记”商店，这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古玩铺。里面堆满了商周秦汉青铜器、石雕造像、唐三彩、秦砖汉瓦、宋元明清名贵瓷器、珐琅、玉器、缂丝、地毯、象牙等名贵文物。
岳彬盗卖龙门北魏石雕《帝后礼佛图》算得上一生中最大的恶行了。1931年，美国人普爱伦（后任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去洛阳参观，游览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是我国北魏至唐代佛教石窟寺，位于洛阳市城南25里，现存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躯，浮雕佛塔40多座，碑刻题记2780品。宾阳中洞是其中主要的一座北魏洞窟，门甬道南侧浮雕大梵天，北侧浮雕帝释天，中洞三壁刻三世佛，窟门内壁自上而下依次刻出“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居士对坐说法图”、“萨土垂那太子及须大驾太子本生故事”、“皇帝及皇后礼佛图”、“十神王图”。所谓《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照皇太后礼佛的情景。普爱伦对这些石雕大感兴趣，将《帝后礼佛图》拍摄下来。返回北京同岳彬商议，签订合同，以5年为期，4万元为代价，将《帝后礼佛图》运往美国。利令智昏的岳彬趁当时时局动荡，买通洛阳当地驻军，将《帝后礼佛图》凿成碎块，运回北京。岳彬请人将碎石块粘对修配，用了很长时间，才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另有两箱子碎石无法粘对。现在，《皇帝礼佛图》陈列在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皇太后礼佛图》陈列在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
岳彬还干过一件蓄意毁坏大同云冈石佛的罪行。“彬记”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古玩铺，也是最大的制假中心。云冈石窟是北魏开凿的我国另一处石窟艺术宝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现存大小洞窟252个，造像5．1万余尊。1933年，岳彬派人去云冈石窟临摹造像，复制了一件神态逼真、与原作一模一样的石雕造像，当作真的北魏石雕像，以3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煤油大王。1936年，煤油大王将收藏的中国文物陈列出来，请亲朋观赏，被人指出这是件仿制品，原件仍在云冈石窟。煤油大王拍来电报，要求退货。岳彬竟丧心病狂地用3000元买通军阀孙殿英部下的一名团长，毁坏了那尊云冈石佛，然后给煤油大王去电，声明如有石佛，则不但可以退货，还甘愿受罚，如无佛像，美方就应负责为他赔偿名誉损失费。
自作孽不可活，1952年，新中国政府查出岳彬勾结普爱伦盗卖国宝《帝后礼佛图》的犯罪事实，岳彬锒铛入狱，后死于狱中。
岳彬等不法奸商的行为也为多数正派的文物商所不齿。一些正直的文物商也曾协助爱国的专家学者、文物收藏家，共同保护了中华国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倾家保国宝的故事。
《平复帖》是三国时期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机为祝福好友病情康复而写的书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墨宝，曾归现代书画家溥心所有。1936年，张伯驹听说溥心收藏的唐人韩干的名画《照夜白图》已被上海商人买走并转售给了英国商人，担心《平复帖》也将流失，心神不安。他委托琉璃厂阅古斋古玩商韩博文出面，要求把《平复帖》转让给他。溥心出价20万大洋，张伯驹无力出资，只得作罢。1937年，张伯驹听说溥心母亲病故，急需用钱，经版本目录专家傅增湘斡旋，终于以4万大洋将《平复帖》买回。
张伯驹收藏的珍品还有隋人展子虔《游春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张伯驹为了这幅国宝，不惜倾家荡产，曾发动琉璃厂所有古玩铺代他寻觅。伪满覆灭后，溥仪携带的1200件书画珍品散失在东北，北京琉璃厂古玩商纷纷低价收购。当张伯驹知道琉璃厂古董商马济川手中有《游春图》，并准备卖给外国人，而且一些精品已流往国外后，他立即登门制止。马济川出价800两黄金，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与张伯驹反复商议后，邀请琉璃厂古董商马宝山、李卓卿出面，同马济川商量，将此画价格降为200两黄金。张伯驹卖掉豪宅，才凑足了数。马济川又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张夫人毅然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终于得到了《游春图》。
张伯驹还以110两黄金的代价，从琉璃厂古玩商靳伯生手中得到宋人范仲淹《道服赞》。当他听说靳伯生将唐人杜牧《赠张好好诗》带到上海，立即托马宝山去上海，以5000多元收藏了《赠张好好诗》。
1952年和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费尽毕生心血搜集的《游春图》、《平复帖》、《赠张好好诗》、《道服赞》和唐代李白《上阳台帖》等国宝捐献给了国家。正是因为有了张伯驹这样一批爱国的志士仁人，一些珍贵的文物才没有流失国外，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
（摘自《百年中国文物流失备忘录》，张自成主编，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