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咨询与临床心理研究所所长 刘翔平教授
日前，大兴区38岁的犯罪嫌疑人张武力将妻子儿子杀死，自首时自称有精神疾病。
之前一个月，住在大兴区这个小区的李磊一夜间将自家5口亲人灭杀。
之前半个月——12月12日深圳民工刘爱兵将父亲妻子等13名亲属邻居置于枪口柴刀之下。
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人性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恶变？为了安全和健康，我们当关注些什么？
人格变态的某种反映 压抑积怨至自我毁灭
上述杀人案，通常不是在一时激愤情况下发生的，而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和长期的积累，而且也不是一对一的情绪刺激，而是蓄意报复，是一对多的残杀与毁灭，具有弱者与强者同归于尽的悲剧性。所以凶手的动机更加复杂。这种残杀经过冷静的策划和长期的想象，是人格变态的某种反映，也是扭曲的人性的折射。
34岁的刘爱兵生长在不幸福家庭中，父亲赌博贱卖了家产，母亲生性暴虐将他赶出家门，他又认为自己的妻子与他人有染，刘爱兵在经受了家庭不和、与大学失之交臂、婚姻失败和牢狱之灾后，他从广东返家两个月来一直游荡在山里。他仇视这个世界，尤其仇视自己身边的亲戚邻里。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这个人冷漠，从不爱答理他。
我们发现，刘爱兵与李磊一案，有相同之处。首先都是经历了所谓的不公正，觉得别人欺侮自己，而当时不敢直接反抗，即具有小怨积累成大恨的心理过程。这种对于小不公的压抑与忍让，使人失去了现实性，即不能就事论事与对方争执和冲突，其实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小冲突和争执是必要的生活内容，可以将怨恨及时地化解掉，有利于心理健康。如果我们因为性格的懦弱和压抑而不敢公开与别人及时争执，就会积累怨恨，从而产生对周围人的抽象的仇恨，就会产生对群体的泛化了的攻击。这种普通的个人之间的恩怨就会转化成为一般的反社会的倾向，其暴力的能量就会被无限放大。
第二个是自卑的问题，如果人们面对不公正或冲突时，有能力维护个人利益，这样就不会形成你是一伙人，合伙欺侮我的弱小感和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意味着自恨，自我毁灭的冲动，一旦占据着心灵，同时又认为是周围的人逼迫自己，就会产生大家同归于尽的疯狂。
关心弱势群体的基本自尊 一句话或许改变杀手选择
痛定思痛，如果我们不能让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就要发现它们的心理规律。通过这类杀人案件，人们应当反省社会，反思周围的人际关系。
首先，要关心弱势群体的基本自尊，让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是社会的使命。也就是说，缩小人与人的差别，对于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关爱与支持，用善良和宽容之心对待，尊重他们的生存的权力，多一些人性的温暖，少一些人性的冷漠，生活中往往一句话，就可能改变杀手的选择。大学生马加爵本来想杀第四名同学，但想到他曾经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给自己买过一包方便面，就放过了他。可以说一包方便面救了一条命。如果刘爱兵周围的邻居对他稍微好一些，多一些理解与同情，多一些关心，可能这个爆发就会被无限期推迟甚至永远不会发生。
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社会不造成弱者的窒息感和无奈感，给他希望和被尊重感，有适当的灵活性和接纳个体的空间；如果个体改变自己的心理自卑，也对他人宽容一些，这类杀人案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会使人们接纳冲突而走向共同发展。
人性关怀会减少身边的凶宅 一个电话可能挽救一家性命
张武力在杀人过程中响动很大，摔重物哭喊厮打之声不断，邻居们都听到了，“但谁也没理会”。这便是我们当前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空白点。这种事不关己，远远躲起的心态情形，确实是给一些恶性案件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从人性的角度，从人格的力量，关注他人的安全与健康，关心身边人的冷暖温饱喜怒哀乐，关怀弱势群体老人孩子妇女病人的生存状态，是营造人际温情关系，体现人类善良、互助精神，维系社会和谐的保证。假如有一个邻居在张武力施暴时去过问一下，或报个警，就有可能挽救这一家人的性命，也会减少了身边的“凶宅”。这便是对他人、对社会、乃至对自己的心理援助，是我们目前尤其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