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赞助者
当时牙防组一万、两万的活动经费，完全是由牙膏工业方面支持的。
“我们的支持，不要求做广告，不要求回报。”
由于没有经费，全国牙防组一开始就必须依赖“赞助”开展活动。
张博学说，全国牙防组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卫生部制定全国牙病防治工作和有关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规划，组织协调全国牙病防治工作，促进牙病防治重大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使用，并在相关领域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当时，主要的工作形式就是开会。但是，这个组织连开会的经费都没有。
“1989年，中国的第一次全国牙防组会议，大伙儿是坐在教室的板凳上开的。”
张震康说，当时他想将会议安排在宾馆里开，可实在筹不出钱。就连会后一块儿聚餐的饭钱都没有，“会后，大伙就一同吃盒饭。”
张震康将医学院的大教室腾空，放了许多椅子，最后连硬板凳都用上了。卫生部部长、老教授、老专家都聚集到这间教室里，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也坐在板凳上参加会议。
在最初对全国牙防组进行的赞助活动中，焦玉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焦玉峰是中国牙膏工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上世纪60年代，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生产出第一支含氟牙膏。“可当时中国一半以上人不刷牙。牙膏卖不出去。”
焦玉峰那时就提倡“医、工、商”相联合。医务界要指导如何生产能起到口腔保健作用的牙膏，牙膏工业进行试验，商业界加强流通环节。
这样就能打开牙防局面。全国牙防组的成立正契合了焦玉峰医工商相联合的想法。
“那时，牙防组每次进行活动都先和我联系。”焦玉峰说，他们要开会之前都会和他说有多少人参加、需要多少经费，他就去想想办法。当时一万、两万的活动经费，完全是由牙膏工业方面支持的。“我们的支持，不要求做广告，不要求回报。”
焦玉峰资助的费用用于各个方面，“宣传画册的费用也是牙膏工业方面出的。”从第一份宣传资料，到后来的宣传画，全国牙防组提前做出计划，核算出经费。当时协会下有200多个会员，焦玉峰就发动所有的牙膏厂支持，提供赞助。
回报还是出现了。全国牙防组在进行了第一年的宣传后，当年各个牙膏厂的牙膏就脱销了。
牙防基金会融资渠道
许多企业纷纷以现金和实物等不同形式投入资金，很快，牙防基金会的资金从1000万就积累到2000万。
上世纪90年代，牙防基金会的成立，给全国牙防组带来了新的融资渠道。
这个融资模式，是由一家企业带来的。
广顺公司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俊是这个建议的提出者。这个公司由建设部、内贸部、水利部的长江办公室及香港的力保集团投资。由于投资规模比较大，李世俊想到，用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支持卫生部做一些口腔保健工作。
当时李世俊已派人到美国进行考察，儿童的口腔保健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他们回来说，应该抓预防，对儿童要进行窝沟封闭，这样能防治。”这种方法在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但在中国口腔界还没有推广。当时，国内已有试点，但遭遇资金短缺。
李世俊建议成立一个牙防基金会，广顺公司来承担100万的启动资金。他想到了创办已有五六年之久的全国牙防组。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长久支撑，牙防组就不可能有持续健康的发展。”
其实，在牙防组成立之初，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张自宽就提出想成立一个基金会，以牙防基金的形式来开展全国的牙防工作。
但由于全国牙防组刚成立，它的影响力还没被企业所认识，所以这个想法也就未能落实。
全国牙防组将李世俊的建议报到卫生部，得到了支持。当时的有关领导人还提出100万太少了。张震康找李世俊商量，能否再加一个零。
李世俊请示了当时的建设部和内贸部的相关负责人。他们马上表态，同意再加一个零。
1994年，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成立，张自宽担任理事长，建设部的一名司长和李世俊担任副理事长，内贸部出了一个相当于司局级的领导介入基金会的高层领导班子，以示支持。
全国牙防组在得到1000万资金后开始脱胎换骨。李世俊的广顺公司承担投资和组织的责任，全国牙防组负责技术把关。卫生部、教育部和全国牙防组联合发文件，在全国26座城市发动牙病预防运动。首站试点在昆明。
基金会成立之后，许多企业纷纷以现金和实物等不同形式投入资金，很快，基金会的资金从1000万就积累到2000万。
牙防组的南宁示范
“在做预防的同时，再做治疗，通过治疗来带动预防。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赚的钱比单纯做治疗要多。”
李世俊没多久就离开广顺公司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做牙病预防的投入实在太大。”1000万的投资最后回收不到400万。李世俊决定自己创业。
李世俊注意到一个“副产品”：当全国牙防组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口腔保健宣传时，也带来了对治疗的需求。
“当初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李世俊开始在南宁对少儿进行窝沟封闭时，他留意到，在给学生做预防时，一般都会有一个甚至几个家长陪同，他们除了会关注孩子牙齿的状况，同时也会考虑到自己是否有牙病。
“所以在做预防的同时，再做治疗，通过治疗来带动预防。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赚的钱比单纯做治疗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