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作为救护团体应有识别标志的想法，是由五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阿皮亚医生最先提出来的。1863年10月，他建议采纳“白底红十字”的臂章作为伤兵救护团体志愿人员的识别标志。五人委员会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日内瓦公约明文指出红十字标志系掉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这样做是为了对日内瓦公约发祥地瑞士表示敬意。从此，白底红十字旗帜逐渐飘扬到世界各个角落。人们看到红十字，就想到人道主义，也想到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瑞士。
此外，1876年，正在同沙俄交战的土耳其政府通知瑞士联邦委员会，红十字标志冒犯该国士兵的宗教信仰，该国陆军已采用红新月标志代替红十字标志。随后，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国家也相继采用红新月标志。但黎巴嫩、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虽然伊斯兰教的影响较强，仍然沿用多数国家所使用的红十字标志。
红十字历史
19世纪中期，欧洲商业经济日益繁荣的各国，为了争夺市场，不断以兵戎相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各国的陆军医疗部门无力单独解决战地伤病兵员的救护和治疗问题。因此，一场血战之后，往往陈尸遍野，呻吟呼号，悲惨万状，不忍卒暗。有个名叫让.亨利.杜南(1828-19lO)的瑞士人，1859年6月25日在前往晋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途中，抵达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此时拿破仑皇帝正率法军和撤丁军为一方与奥地利陆军为另一方，为争夺伦巴第地区相继在马根塔和索尔弗利诺两地血战。索尔弗利诺之战，双方资亡四万多人，大批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烈日蒸晒，无人救护，状况十分凄惨。杜南目睹这一情景，出于对人的同情和怜悯，当即号召该地居民，同他一道组织起来，不分国籍的抢救和看护被遗弃的伤兵，前后达八天之久。
杜南回到日内瓦后，向公众讲述了他在索尔弗利诺战地的经历。人们鼓励他写书激励世人的良知。事隔三年之后，杜南于1862年11月在日内瓦发表他的名著《索尔弗利诺回忆》一书。杜南在书中追述了他在索尔弗利诺的所见所闻和救护伤兵的故事。在书的结尾中他建议；(1)在各国成立伤兵救护组织；(2)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研究制定一项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组织权益的国际公约。他积极向德、奥诸国的统治者进行游说，他的倡议获得了欧洲各国上层社会的热烈支持。于是，1863年2月9日，杜南和杜福尔将军、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和莫诺瓦两医生等一道，在日内瓦公共福利会辖下组成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即人们常说的五入委员会；它的首任主席由杜福尔将军担任，社南是该国际委员会的秘书，红十字会就这样诞生了。到1880年，五人委员会正式易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倡议和敦促下，1863年10月26日到29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6个国家的36名代表参加的一次名叫预备会议的国际会议。会议通过十项决议和三项建议，特别主张：
(1)在每个国家成立救护委员会，以便在战时协助'陆军’医疗队进行工作；
(2)平时开展训练男护士的工作；
(3)救护车、陆军医院和医护人员中立化；
(4)采用统一的识别标志，即白底红十字旗帜和臂章。
五人委员会特别是杜南坚持不懈地工作，说服欧洲各国派代表到日内瓦研究制定一项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团体权益的国际公约。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出面，于1864年8月8日到22日之间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2位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会议几乎未加修改就通过了五人委员会提出的公约草案，于8月22日正式签定《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第一次日内瓦公约。公约仅有十条条文，概括地将1863年预备会议通过的决议用国际公约的形式从法律上肯定了下来，也为关于战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树立了一个规范性的模式。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其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作用，从此正式得到国际公约的承认。
随后,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欧、亚、美三洲的主要国家相继成立了43个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也于1904年5月29日在上海诞生。到1987年4月已有145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正式加入了这个国际红十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