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仪式，以欢迎外国元首的礼仪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在简短的致词中，卡特热情地借这个机会邀请中国同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却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安宁”。
大战在即中美握手
2月1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当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万斯。要求对公报中的“霸权”一词作出解释，万斯的外交辞令试图使这位苏联外交官放心，美中并没有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苏联人当然不能放心。1月27日，即邓小平访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大批的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与此同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说有迹象表明，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就变得更具有危险性。在一月份中旬，国际舆论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集结和调动，并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他与卡特总统在阳台上向群众挥手
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月30日上午，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邓小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日本外务省人士对此十分吃惊，说这是在外交上极少使用的激烈的措词。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邓小平说：“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的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吸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按惯性甚至加速度运行着。
突如其来的二月十七日
众说纷纭中，《马来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社论标题，写道：“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然不能不有所行动了。”这篇社论甚至精确地展望：“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像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侵占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大快各国人心，也可压一压越南这个东方小霸的气焰。”对越南来说，至关紧要的是判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日期。越南情报机构密切注视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结到北部正面中国云南广西的解放军精锐之师，认定这支数量大约为二十个师的力量，已具有随时给予一重击的能力。
中国军队将于1979年元旦进攻，越南北部边防的一线部队接到这样的战争警报。阵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不料这是一场虚惊。接着又警告：1月5日，又是一夜徒劳的严阵以待。接着是1月15日，越军逢五就草木皆兵。然而，越军并没有因此放松戒备，而他们日甚一日地构筑防御工事。从动向上分析，进入1月中旬，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绝少露面，为此越军无比紧张地盯着即将来临的春节。不仅因为春节对两国惯常生活的分量，更在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作用。1月28日，旧历春节，越军的警报又一次落空。战争爆发日，在帷幕揭开之前，对全世界都是个谜。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他说，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主要看今后一周的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判断，集结的中国军队大约在10日前做好战斗部署。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径进攻：1、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在此西北约一百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
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已经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而同日我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地抗议越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流血事件。2月17日，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联合国大楼，纽约。2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破例于中午赶回联合国总部。下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分别约见瓦尔德海姆和安理会本月主席阿卜杜拉·比沙拉，面交新华社奉中国政府之命发布的声明。
越南吃了亏就大喊大叫
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紧急约见瓦尔德海姆时，新华社的声明电文还在翻译中。下午5时45分，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提交了越外长阮维桢致瓦尔德海姆的信件。信称：“秘书长先生，我荣幸地向您通告：1979年2月17日，好几个中国步兵师、坦克师、炮兵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对越中边境整个全线发起了大举进攻。他们已占领了一些越南边界哨所和许多村庄，这些村庄在高平省的长定、禄平、河广县、黄连山省的孟姜、巴沙县，莱州省的风士县，以及广宁省的平辽县。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军队袭击了老街省府，并占领了东登和孟姜这两个人口聚集的城市。”其后是例行的对中国谴责和要求秘书长如何如何。世界上战乱频繁，处理这类事件，瓦尔德海姆深谙程序，但像越南这样两面出击，得了便宜卖乖，吃了亏就大喊大叫的架式，着实让秘书长先生伤脑筋。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惟独越南人民还被蒙在鼓里。人民不知道他们的政府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搞得多么糟，尤其把同中国的关系搞得多么不可收拾。消息暂时被封锁，军队指挥系统掌握不到前线情况，电台电话里许多部队联系不上。报告说中国动用了空军，假军情一直捅到联合国。当局既要搞清战况，又要考虑如何向人民交代。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并不难，就是大国欺负小国，关键是如何把这个逻辑同越南打柬埔寨再协调起来，并进而让人民相信在世界上的孤立是光荣的。直到深夜11时多，广播电台才匆忙播发首次报道，虽然绝大多数越南公民是在第二天早上看《人民报》知道的，但当局总算在第一天最后几分钟公布了战争消息。来源：《大众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