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将李际均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刊登文章，批评了一些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内容的做法。有的学者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文章认为这种荒唐的逻辑，匪夷所思。
文章说，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既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又有“奇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浩然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革”给打掉了。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是否有过度的中庸和退避呢？
民族精神(进取、团结、创造、献身、信仰、纪律)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可用金钱衡量的一切活动形式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中国人民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武装，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战斗意志。要纠正那种金钱万能、私有万能的社会不良倾向。
文章说，现在有些地方在观念、文化上发生了颠倒，如有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对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都大幅缩减或删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的流行等内容。有的学者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这种荒唐的逻辑，匪夷所思。历史课本就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
中央部署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号召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就是政治目标。现在不少严肃的东西被恶搞和“追求狂欢化的感受”，所谓告别崇高，颠覆经典，恶搞红色历史；一方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一方面美化皇帝、农奴主。苏联解体前就有这种现象：否定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否定卓娅、舒拉和青年近卫军，对苏联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应当不断弱化，甚至鼓吹民族国家的消亡趋势，认同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某些势力还在别国体制内培养自由化分子。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西方的理论，最终把苏联搞垮了。苏联著名哲学家兼作家季诺维也夫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不是由于制度本身内部的原因，它是被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地破坏的。社会意识形态应当由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有道德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来主导，而不是由轻浮文人、庸俗的搞笑媒体和崇洋媚外分子来主导。我们不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裁军”。
文章认为，中国惟一的对策，就是坚持改革发展，增强自己的力量。不但要有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力量，而且要有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的力量。弱军能够战胜强军，条件是弱军必须有强项，而且要大于强军的弱项。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百倍惕厉警醒，“枕戈待旦，闻鸡起舞”，而不能“文恬武嬉’，空谈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