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师傅们火了,同制片主任吵了起来,双方越吵越凶,照明组说:“如果再没有茶叶,我们就不干了!”制片主任正在火头上:“不干就不干,请!”没想到照明组说话算话,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把所有的照明器材收拾个一干二净。
这一下拍不成戏了。大家全傻眼了。
台湾来的导演李翰样急了,一边问“什么事?什么事?”一边召集大家开会。
于是在故宫的养心殿外,我们坐下开会。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茶叶问题由李翰祥掏钱解决。
令李导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茶叶一天只要几块钱,而租故宫一天要几千块钱,为什么要为几块钱的事停拍而浪费几千块钱?
我告诉他说,李导演,这你就不明白了,茶叶是福利,哪怕几分钱也没有地方出帐,而租故宫是公款,一天几万块也可以报帐,这件事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弄不懂吧?
大家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我是绝对主角。这两部影片在海内外曾轰动一时。直到今天,香港人也不相信我说的没有报酬。记得在组里有一位从香港来的演员,他在我们影片里扮一位很小的配角。有一天他问我:“拍这部影片你拿多少钱?”我说:“没钱。”他不相信,睁大眼睛问我:“你这么大的明星会不拿钱?”我说:“是没有钱嘛。”他摇头叹息,也不知道是不相信还是可怜我。
每天我顶着几十斤重的头饰拍戏,手上鞋上缀满了珠宝,因为扮演的是慈禧太后,穿服装时左一件饰物右一片挂件琳琅满目。
我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戴满了戒指。戒指是从别处借来的道具,几乎每一个都不合我的手指,时常在拍戏之中掉下来。那时我的耳朵也没有扎耳朵眼,所有的耳环也只有夹在上面,夹紧了疼,夹松了容易掉,我经常掉戒指掉耳环,全组都爬在地上帮我找,找到了再继续开拍。于是下决心为了拍戏方便不麻烦大家一狠心去扎了耳朵眼,那是后来的事了。
这一天,别人给了我一袋鲜枣,我把它带到现场,在拍摄间隙我大饱口福。一边吃一边把枣核扔进一堆来信的信封里。
正吃得津津有味,那边制片喊拍戏了,于是匆匆忙忙站起身跑到镜头前。因为全是拍的脸部特写一直没有注意到手,直到收工卸装时才发现有一枚戒指丢了。
由于每天戴的戒指太多我甚至不记得丢的那只戒指的长相,只模糊记得好像是一只玉的戒指。化装室里炸了锅。
大家都吓坏了。据说那只戒指值五百块钱。
所有的人都去拍摄现场找,黑灯瞎火点着打火机照着手电筒爬在地上到处乱摸。弄了个通宵还是没有找着。理所当然,这枚戒指我要赔。
我头都大了。每个月五十元的工资,成天挤死拚活地干,还得自己掏饭钱,现在丢了戒指还要我赔五百元!我上哪儿去找这五百元钱?
我绝不赔。再说我根本不可能赔得起。虽然想是这么想,可是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想起戒指看见戒指就会心里一沉。
这件事一直到外景拍完了准备回北京才弄了个水落石出。
回北京的前一天大家都忙着收抬东西。我想把那一大堆的信件给处理了,于是点了火到外面去烧。一封一封扔进火里,突然感到有一个信封疙疙瘩瘩的,凹凸不平。心想又是观众寄来的什么小玩意儿,肯定是不喜欢才没有拿出来。
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倒空了信封:原来是一堆枣核。只是在枣核中间一道绿光一闪,出现了我丢失的那枚戒指!一定是我那天吃枣扔枣核时由于信封窄手伸进去困难,于是戒指就掉进信封里了!
至此,这场戒指的风波才告平息。
那个时候,我尝尽了没有钱的窘困。我在国内国外电影交流认识了不少朋友,当他们到北京与我联系时我绝不可能请他们吃饭;假如他们请我吃饭我也不敢轻易答应,因为我没有钱坐出租汽车,但我由于有名大家会围观也不能坐公共汽车。
我看到过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的一张照片。那是在她自己的住所。在我眼中她的住所简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豪华、气派。索菲亚·罗兰站在大厅正中,拿着一只酒杯……
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犹如灰姑娘看到了公主,觉得那是我们这辈子不可望也不可即也许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的生活!当时的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一切。
就像是我们平日所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乞丐又冷又饿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心里想着:“要是我现在是皇帝就好了,我可以坐在温暖的炕头上,吃宫女们端来的热稀饭。”
可是我不是乞丐。我是中国的大明星。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是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大明星。可是我的情况跟乞丐也“大哥别说二哥,彼此都差不多”。
记得那时我特别想吃鸡。可是我买不起鸡吃。导演李翰祥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时常叫我和陈烨去吃,可是我们不敢。
他们是香港人,与他们接触多了会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不能为了吃鸡惹出政治上的麻烦。
尽管我贫困交加,但我仍然红得发紫。在我所到之处总是受到老百姓自发性地大规模欢迎,每天为了拍戏不得不动用许许多多的警察……同时,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