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大案——戊午科场案
侯杨方
本文发表于2007年3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为干支纪年的戊午年，这一年正逢首都顺天府（北京）的乡试（考中者为举人），主考官是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军机大臣蒙古正蓝旗人柏葰，副主考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八月初八日乡试一开场，即谣传在考场所在的贡院大堂发现了大头鬼，据传贡院中的大头鬼不轻易出现，出现一定有大案将要发生。九月十六日发榜，前十名中赫然见旗人平龄，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票友，经常登台演出，因而引起舆论大哗，质疑优伶居然能高中举人。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参劾此次乡试有舞弊行为，特意指出“平龄朱墨不符”。为了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笔迹从中舞弊，清代科举考试规定考生亲笔所写的试卷用墨笔，然后指定人员用朱笔照抄呈送考官批改，“朱墨不符”即意味着平龄的试卷已经被篡改或调换。咸丰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全庆、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此案，戊午科场案就此开场。
平龄被提审，但不久即死于狱中。等重新勘察平龄的试卷后，竟然发现其墨卷内的草稿不全，朱卷内也有七个错别字曾被人改动过。十月二十四日，此次乡试的全部试卷在圆明园的九卿朝房重新勘察，发现“本年乡试主考、同考荒谬已极”，有错误的试卷竟然有多达50多本，甚至有一人的试卷错别字达三百多字，竟然也中举。咸丰闻迅大怒，立即将主考官柏葰革职，朱凤标和程庭桂解任。讽刺的是，就在此次乡试结束不久的九月，柏葰升任正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清朝只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谓为“真宰相”，是真正的位极人臣。
随着案情的深入，柏葰直接卷入舞弊的证据浮出水面。考生罗鸿绎通过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的关系，结识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柏葰的看门人靳祥的关系，请求柏葰同意调换罗的试卷使其中举。事后罗又向柏葰、浦安行贿。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载垣等人向咸丰汇报案情及处理方案，拟将柏葰“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由于柏葰是咸丰的爱臣，因此咸丰想替他开脱，但“诸臣默无一言”无人附和，而户部尚书肃顺当场力争，认为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应该严格执法，才能改变科场上由来已久的恶习，力主将柏葰明正典刑。在此情况下，咸丰认为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同意将他“斩立决”，但咸丰很痛苦，“言念及此，不禁垂泪”。随即同案犯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与柏葰一同四人被押往菜市口斩首，此事震动朝野。有清一朝，极少有正一品大员被公开处斩，罪大恶极如和珅也仅是被赐自尽，连柏葰本人也认为皇帝会下旨特赦改为发配边疆效力，因此甚至还备好了行李，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执行斩首的命令。
戊午科场案并未随柏葰四人被杀而终结，案情还在进一步发展。在之前的审讯中，浦安供称他听说副主考程庭桂曾烧毁过请托者递送的条子，程庭桂因此被捕，招认他的儿子程炳采接到过几个人的条子，都是通过几位高干子弟的关系转送的，其中竟包括了参与审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的儿子陈景彦。这些请托者和递送条子的高干子弟全部被捕，咸丰九年七月全案审结，载垣等拟将程庭桂、程炳采父子共同斩首，咸丰念及程庭桂是两朝老臣，不忍将他们父子一起处死，法外开恩将父亲程庭桂发配军台效力，儿子程炳采仍然处斩，案中的请托者七人宽大免死发配新疆，戊午科场案至此结束。
顺治、康熙年间也爆发过两起科场案，所有考官都因舞弊被处斩。但到了平庸衰世的道光年间，官场秉承“多磕头、少说话”的原则，没有人敢批评时政，官员们在庸碌度日的同时却也不忘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场当然也难幸免腐败，递条子走后门蔚然成风，考官也不以收条子为耻，甚至以收到条子多为荣，已经完全忘却了这些行为是严重的犯罪。咸丰即位后，整顿吏治以纠正道光朝的腐败风气，依法处理科场案，竟将当朝“真宰相”公开处斩，这不啻是一记晴天霹雳，此后科场风气得到彻底扭转，无人再敢以人头试法。
戊午科场案不只是一个乱世用重典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它反映了当有法不依，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人们对严重的罪行麻木不仁后导致的人心、风气的变化。作为工作勤恳、谨慎、周密而深得皇帝赏识、器重的一品大员，柏葰事后只接受了浦安16两银子的酬谢，因此他肯定不是为了贪图这区区16两银子而以身试法，他是囿于人情世故调换考卷以便关系人中举，他肯定认为这种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柏葰确属罪有应得，但他又何尝不是腐败风气的牺牲品呢？当社会目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违法行为就会逐渐变成社会的潜规则，甚至进一步变成显规则，结果必然是有法不依，黑白是非不分，公平公正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