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越修越阔，“处长”越聘越多，而大师却越来越少
科教委员:大学官员多了,大师少了
科教界委员：这样的大学还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吗？
如今一些大学变得让身为大学校长的谢克昌委员有些“不认识”了：互相之间攀比的不再是办学能力，而是“牌子、排位、规模和门面”。
一些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中，也发出这样的疑问：大学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大楼林立，大学精神不再
“这也是总理在去年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给在座的教育工作者的问题”，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委员说。
科学元老钱学森先生曾说，中国现在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在哲学、社会、人文等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郑兰荪说。
“大学应有的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在一些高校正被功利化、世俗化的倾向所取代”，中国科协副主席、太原理工大学校长谢克昌说，大学精神的缺失，动摇了高等教育本应独立的根基，也削弱了高等学府教书育人的功能。
一些高校不比教学质量，却攀比大楼、大门的恢宏。“有的学校贷款建大楼、修大门，如今已经债台高筑，财务运行紧张，已经影响到了正常办学”，谢克昌说。
很多高校并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和办学空间，却依旧高速扩大招生和办学规模。谢克昌说，很多年纪轻轻的研究生，被早早地“扶”上讲台。“这种学校规模与教育资源间的不平衡，导致了办学质量严重下滑”。
更令谢克昌深感悲哀的是，师德正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中日渐式微，“在高等学府这块圣洁的土地上，‘先天下之忧而忧’甚至成为一些教育者的笑谈”。
评价功利，不看育人看论文
“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高校，对教授的评价往往只看科研成果的形式与数量，重论文、重奖项，并将之与职称、待遇挂钩，却与人才培养严重脱节。”
于是乎，多发论文、快出成果成了一些大学教授的追求。郑兰荪去年参加民盟中央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的专题调研和高教研讨会发现，“许多高校从上到下都在忙科研，搞创收，没有真正把资源和精力放在学生的培养上”。
“这也导致急功近利、虚夸浮躁等不良风气蔓延，甚至出现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现象，”郑兰荪焦心地说，“已经污染了育才环境。”
他认为，应该把教师的精力从争取项目和创收活动中解放出来，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水平，让学生从教学中真正受益。谢克昌则认为，必须从制度上确保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从事教学活动，特别是承担本科基础课教学上。
而社会对高校的评价则存在“重综合、轻专科”的倾向，很多扩招后的学校盲目增设新专业，导致专业趋同、千校一面的局面。郑兰荪说，加之现今的教学改革乏力，培养模式单一，知识结构陈旧，教学方法落后，内容重复的政治课和负担沉重的英语课吞噬了学生的大量精力。
“这怎么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郑兰荪质问。
“官员”多了，大师少了
“现在大学里教师的待遇都比照科级、副处级、处级干部来定，教师位于管理底层，于是很多教授都争着去当行政领导。”郑兰荪说，行政化导向越来越重，官本位意识越来越浓。
“而且对于教学，来自行政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轮番不断，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淡了，成就大师的环境稀薄了。”郑兰荪说，近两年来，社会上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学自主性薄弱，缺乏鲜活的生命力”。
原中国（武汉）地质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委员说，一个大学能够取得怎样的地位，获得怎样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行政力量。被评定为985学校、211学校和没有名头的学校，所获得的教育资源相差甚大，而依靠学校自身的努力竞争，要想超越这种级别几乎是不可能的。诸如博士、硕士学科点的设立，各类专项经费的下达，各类委员会等关键名额的分配等，最终都由行政权力部门决定。
“其实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在规模大小，而在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等现代办学基本理念和管理体制上”，郑兰荪说。
“培养人才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职责，应真正成为高等教育的第一要务”，郑兰荪说，主管部门应该尊重教育自身规律，简政放权，给高校办学更大的自主性，让大学校长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教育事业。
张显峰来源：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