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是地道的舶来品。ScienceFiction字面上本无“幻想”之意,但该词转译自俄语，译成汉语即“科学幻想小说”(简称“科幻小说”)。
西方科幻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般认为,科幻文学诞生于19世纪初。1818年,诗人雪莱之妻玛丽·雪莱创作出版了《弗兰肯斯坦》。之所以认为该作
是第一部科幻小说,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科技”继政治、历史、战争、爱情等主题之后,第一次成为文学的关注对象。
此后欧洲出现两位科幻大师——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和英国作家H.G.威尔斯,分属科幻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代表。前者视科技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为人们描述了一系列精彩历险和光明未来;后者则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反思,但同时也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世纪之交社会变革的积极态度。
随着科幻文学的发展壮大,中心逐渐从欧洲转至美国。科幻编辑雨果·根斯巴克和约翰·坎贝尔的出现,为科幻文学带来了新的曙光和生机。在他们的发现和扶植下,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来因、克里福德·西马克等一大批科幻作家渐次涌现,并成长为一代宗师,“机器人”系列、“基地”系列、“未来历史”丛书等经典至今为人传诵。英国作家A.C.克拉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则把科幻提到一个极高的位置,至今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而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则以最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品而彪炳史册。
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巨大变化,使得科幻文学开始探索新的道路。英国作家J.G.巴拉德和B.W.奥尔迪斯发起并推广了“新浪潮”科幻,其作品靠拢主流文学,注重心理性、意象性和隐喻性,长于反讽,思考与人类有关的一切。致力于“新浪潮”运动的还有英国作家迈克尔·莫考克和美国作家菲利普·法马尔,他们分别把宗教和性这些以往作家不敢触碰的题材引入科幻。由于上述作家的努力,科幻在文学性方面日臻完美。
20世纪80年代,生物工程、系统工程尤其是电脑网络的出现,使科幻再次面临变革。1984年,威廉·吉卜森的《神经漫游者》引起轰动,随后他与布鲁斯·斯特灵等作家一起开创了“赛伯朋克”(CyberPunk)流派,为读者描述出网络世界与“虚拟现实”等数字化生存的未来前景。
纵观西方科幻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西方科幻文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承;二、西方科幻界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作家、编辑、期刊、出版尤其是读者队伍。故此方能历时弥久,长盛不衰。
中国科幻的发展脉络
中国科幻始于20世纪初,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梁启超、鲁迅、茅盾等人都译介过国外科幻作品。1902年,鲁迅译介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并为之撰写“辨言”,提出“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自此,中国科幻进入一个长达70年的“科普化”时期。按理说,文学本不应过多承载额外的义务,但其时及后数十年,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就是救国救亡,一切都要服从这一政治主张。
此后中国原创科幻作品出现:《月球殖民地小说》(荒江钓叟,1904年)、《新法螺先生谭》(徐念慈,1905年)、《十年后的中国》(劲风,1923年)……而顾均正则在《和平的梦》、《伦敦奇疫》、《在北极底下》和《性变》等作品中将科普功能推到极致。
新中国伊始,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鼓舞了许多年轻人从事科幻创作。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童恩正的《古峡迷雾》影响了一代青年学子。“文革”十年没有科幻。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再次召唤出一批科幻作者。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让无数少年读者倾心,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则被拍成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科幻于此绽放出无数美丽的花朵。
《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奖之后,童恩正提出:科幻不应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应普及科学的人文精神。这一观点很快被解读为“科幻要紧密地与现实相结合”,其时文学界正流行“伤痕文学”等反思文学,于是科幻进入一个“社会化”时期。该时期也产生出一批优秀作品,包括郑文光的《地球镜像》、金涛的《月光岛》，但由于政治、文化甚至一些个人因素,中国科幻自此式微,“社会化”时期短促而无声。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更因为读者中存在需求,中国科幻再度繁荣,出现一批年轻作者,即所谓中国科幻“新生代”。按说当代即予命名实不应该,但这些作者与前辈作家确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背负额外的“使命”,可以从文学本体进行更多的审美追求;他们的探索多元化且多样化;他们也有着种种欠缺与不足。但不管怎样,他们在20世纪末为中国科幻掀起了一场新高潮。
科幻文学的现状及展望
21世纪肇始,科幻在全球范围内进入发展平缓期,中国科幻也受到影响。世界性的科幻退潮自有其内在和外在的诸多原因。
时间因素不可忽视。在世纪之交,人们往往有一种浪漫情怀与欣喜,但当激情平复之后,生活照旧,世事如常,幻想则不再成为社会主流思潮。
奇幻的冲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事实上,科幻与奇幻都是幻想文学的分支,时而齐头并进,时而彼消此长,都属正常现象。但前一阶段奇幻声势浩大,客观上造成了对科幻读者的分流。
更重要的是,科技领域鲜有与百姓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发生。科幻“黄金时代”正值美苏两大集团竞争较量,在科技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在核能利用还是宇航探险等诸多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们一方面为新科技眼花缭乱,一方面也对自身安全和未来有所思考,因而对科幻倍加关注。随着这种对立状态的结束,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似乎不再那么直接。
然而,科幻始终与科技发展紧密相联,甚至是以一种“捆绑”的方式。令人庆幸的是,中国科幻“新生代”在世界性科幻退潮之前发展了起来,并在世纪之交有了长足进步。一个十分显著的例子就是2003年,中国科幻在经历世纪初的平缓之后,又涌现出一个小高潮,完全是缘于当年出现的几件与科技密切相关的事件——非典、火星大冲、“神五”升空……结果当年在科幻出版方面又有所升温。
由此可见,科幻文学的发展有赖于科技本身的发展。它未必会成为主流,但边缘也有存在的理由。只要科技进步的车轮不停滞,科幻文学就会一直为读者所青睐。（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签约作家）
星河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