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肠男高音饭店，多有趣的名字，它的店主科瓦茨来自维也纳，是约翰。施特劳斯剧院的男高音。
这家饭店座落于“小维也纳”，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三万犹太人如流水般涌到上海，难以承担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物价，就在便宜的舟山路、唐山路、霍山路这一带扎根下来，开起了面包房，咖啡屋，理发店，杂货铺，药店，甚至将沿街残破的房屋改造成欧洲风格。
于是，风情万种的小维也纳在虹口诞生了。于是，几十年的一个夏日，有人来到这个已经风情不复的地方，期盼能够寻到些往日的痕迹。
记得有很长时间，经常要走一段阴黑的楼道，一点光也没有，随身就带着把电筒。有一天晚上，盯着面前弥漫开来的光影看，突然发现电筒喷出来的并不是光，而是灰尘。灰尘在电筒前迅速游移跌荡，苍惶地又湮没在黑暗里，感觉就像被光明偷窥了一般局促不安。
刚走上唐山路时，并没有想到电筒的光和这条路有什么联系。路过一个院子，暗红色的木门，有裂纹，颜色也给浸泡出沉沉浮浮来。门是半掩着的，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坐在院中央专注地挑拣面前的马甲袋。
走进院里，眼前一亮。地面被自来水冲刷得湿湿的，热扑扑的空气都染上了灰尘的味道。一只肥肥的黄猫趴在路的前沿，警惕地望着我，眼睛像是用小时候玩的黄泥捏出来的，除了瞳孔聚焦的警惕，就只剩下了冷淡的僵硬。它动也不动，只是望住我，警惕都是那么漠然。
左侧的小木屋从头到脚刷着黑漆，迎门而立的两层小楼，屋顶上砖红的，黄的，青灰色的，像马赛克一样，拼凑出整面墙清晰的纹路来。走道和屋内都很晦暗，木制家具密集堆积摆放着，尽管空间如此紧密，看上去也有些郁郁寡欢的萧索，不知道为什么。
终于到了舟山路时，突然就想到了夜晚的电筒。非常非常黑的楼道里，从黯然的光线中喷射出来的灰尘颗粒，漫长的，简短的，形状各异，挣脱，或者再回来，越过黑暗和光明那虽然明显却无以分解的边际。这一带，就有些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房子混杂在一起，矮矮的，低低的，有些旧风情的，没什么特色的，毫无头序地往外蔓延、辐射。整个大片地区，都被混合成了分不清楚颜色的染缸。
四十年代，日本人似乎并没有真的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把德国人的话放在心上，他们只不过在这块地方为犹太人专门划出来了隔离区，集中居住在上海逃生的所有犹太人，所以，尽管住房条件艰苦，犹太人们还是能快活地生活，他们办起了报纸、电台，举行音乐会，把大地上的异乡人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不过，天知道。很难想象这种有滋有味的背后都有过什么的，什么样的心路和什么样的经历。毕竟，人是种分裂成千块万块都还嫌不够丰富的动物。
拉着小提琴的音乐家，被从金色大厅里扔出来，没入了遥远上海的某处咖啡馆，或者理发店，或者某个小酒家。把严肃的西服脱下来，换上侍应生的白衬衫，看着这片全然不同的土地，阳光照得分明，马路上的灰被路过的马车扬起一波又一波来。有时，真的不知道，逃离回忆或者现实的追逐，哪个更难一些。
走到舟山路口时抬眼看，天空被一件件被洗得皱皱的衣服切割成不同的形状，还有斑驳的叶子，交错综横的电线，分布在更高些的空中。这样的布局，这样的天空，凭你再好的眼力，也恐怕不会比高线杆更高了吧。哪儿能想到，几十年，这几条街，就像换血一样，流淌出那么不同的生活韵律来。
提篮桥监狱银光道道的窗户拦截了外界的视线。站在路边想，是不是里面的人隔着这些栅栏就能把外面的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不管是人，还是建筑，在他们的眼里，就像被塞进立柜抽屉的衣服，不同场景出现的演员，各自隔绝，却又有千丝万缕是相关的。
接下来的舟山路，就是当初小维也纳地区的中心了。而现在，看不太出来昔日的繁荣，只有漫长的红楼，破败的墙面上还列存着几种色彩，隐隐约约的，不大能分得出来。飘扬的衣裳，空气里浮游着洗衣饮食的味道，当年的咖啡加古典音乐式的犹太人生活，早已经沉淀，沉重，无法随身携带。
路边有幢很长很长的楼，三角形的屋顶，红黄的砖沿着屋顶滑出两条长线，像蜗牛路过的足迹。不知道是什么风格的建筑，似乎有些四不像，不是石库门，也不是哥特、罗马或者什么古典主义，有些混乱的陈旧和精细。
楼下有好些个门洞，有的门面房子开了裁缝店，有的是小百货店，有的是人家，暗暗的房间里花衣衫的阿婆坐着往外看，脸上的表情慈祥而疲惫，半明半暗的表情，陷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之中。门口挂着鲜绿色的床单，翠绿翠绿，都快滴出菜汁的颜色，轻轻地扫过暗红的墙面。
霍山公园里，许多老人穿着雪白的大汗衫，摇着大芭蕉扇，下棋，打牌，或者聊天。有的只是坐着，四下望着，没有什么姿态来打发漫长的午后时光。接连问了几个老人，他们都很茫然，对当年占据此地的犹太人的故事和历史并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当年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人都已经爬上了社会阶层的大坡，搬离了这一带。站起身来，有些失望，满公园狭窄的灰白色水泥地，一切都是那么新，新得一点点力量也没有的颜色。
终于获得一个老人的指点，知道了摩西会堂的方向。不远，只是一条小街的距离而已。这儿原本是犹太人礼拜、结婚、受洗的地方，现在却只剩了张会堂的脸，身体已经在美容院里全部修整过了，不属于原装的序列。二楼的观礼席隔成了单独的楼层，一楼也变得阴暗起来，木头地板和门窗似乎都是新刷过的，过亮的漆有些华而不实，不过，总算踩上去的声音不会有太大改变，还是既清脆又空洞的木板声。三楼挂着一张张老照片，婚礼上犹太鼻子下面那些欢乐的嘴——或者这个聪明的民族其实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人生来不过是大地上的异乡者，在哪儿都只能如水般无休止地飘流。所以，他们才能这样适应一次次逃难，一种种颠沛流离，艰韧地存活至今。
讲解员回答了我一路上问人都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他说，当年的咖啡屋现在已经变成了花店，而当年的大戏院也已经成了酒楼，那些年时髦的风尚都已经不再，只是当年曾经居住过的犹太人回国后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也让曾经救助过他们的上海人获得了大小不一的荣光。
这样的发展倒并不算出乎意料，历史能残存下来的，不过是烙下的记忆罢了，虽然人们大半希望留下些实在的东西。可是，世间虚虚实实总是这样切换，活着的人总是迷茫而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时机切换才能算合时宜。
尽管知道了咖啡屋和鞋店都已经不复往日风采，还是一路走过去看了。维也纳咖啡屋已经改成了提篮花店，小楼上贴着白色的瓷砖，草绿色的门牌，很现实，一眼就知道是八九十年代平庸的商店。二楼灰色的玻璃后堆放着破旧的桌椅，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而对面的维也纳鞋店也残破不堪，早日让并不富裕的犹太姑娘眼馋的时髦式样不再存在，只有些质低价廉的皮鞋在柜台里摆着，面色暗灰的男人坐在柜台后面抽烟，一脸无所事事的疲劳。
或许，时光湮没了太多的东西，甚至包括记忆。而记忆的最大作用，就是将过去和现在拉成同一个平面。这种平面虽然只在想象之中，却常常沉重得让人不堪背负。
编辑：慕荣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