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 我不知怎样回答。 我在北方的时候，他们叫我南方人。 我在南方的时候，他们叫我北方人。 我不知我是哪里人。 我们不知我们是哪里人。 我们随父辈们随遇而安，我们别无选择地随着他们的迁徙，在哪里落地，在哪里发芽，在哪里生长，在哪里开花。
（一）
有三条江穿过这座城市中心。
当我第一次站在浮桥上的时候，着实被脚下的湍湍急流所震惊。这是一座真实的浮桥，用木条和铁索制成，它不仅随着涨潮落潮而改变着它的弧度，甚至你站在上面，也会感觉到它在风中的颤抖。
透过木条间的缝隙，甬江滚滚南去。江风带着淤泥的腥味暖暖地从脚下升上来，让人无端地心生悸动。
那时候，有几只海鸥，在港口上空鸣叫。我抬起来，天阴沉得要掉下来。
这个城市带着湿漉漉的温湿扑面而来。
“姐，我晕船。”我用手抓住美景的粉红色的灯心绒棉袄外罩，她梳着娃娃头，温和地将搂住我的脖子说：“良三不怕，多看看就习惯了。”
我的哥哥，十二岁的良辰，这个时候一只手插在腰间，另一只手搭着凉棚朝不远的港口望着，那里船来船往，说：“普陀山号就要进港了。”
他的话音未落，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响了起来。
随着这声长鸣，那个城市正式驶入了我的童年。
（二）
最开始的时候，除了姐姐和哥哥，没人跟我玩。
这不奇怪，我说着一口山东话，孩子们排斥异已一样排斥着我。
哥哥总是穿着兰的或是灰的军装。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很高了，在二号院的孩子里是将军式的人物，终日系着一根牛皮皮带，牛皮皮带上拴着一根草绿色的军用钥匙链，十分神气。
哥哥很温和，很少跟人打架，但是有一次他打了著名的一架。
我姐姐去四号院找别的孩子玩被四号院臭名昭著的小四子截住了，他要她头上的有机玻璃发卡，姐姐不给，他抢，并把姐姐推倒在地还踢了一脚。
姐姐哭着跑回大院，正好碰上放学回家的哥哥。
哥哥二话没说，拿着一块砖就去找小四子，结果是给小四子开了瓢，小四子的妈妈找上门来，哥哥被我爸爸好好地训斥一通。
打那后，我哥哥好象就再也没有干过让人挂彩的事，但是他开了坏孩子小四子的头的事却不胫而走。
二号院的孩子们因此锲而不舍地追随他，四号院的孩子们也没有大举进犯过。
这件事成了我与小朋友沟通的契机，孩子们都渐渐靠过来，良辰他们是巴结不上的，只有巴结良辰的土包子妹妹良三。
（三）
我知道，这些人里只有信仰天主教家庭的长亭是真心对我好。长亭也梳着娃娃头，前面是一刀齐的流海儿，我们一样的个子，一样的发型，一样的大眼睛，一样的高鼻梁，最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郁郁寡欢。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玩葬礼游戏。当正午的阳光剧烈地抽打在我们的后背上，正是我们活动频繁的时候。
我们蹲在花草茂盛的地方－记忆中我们好象是一直蹲着的，没有人可以发现我们。
为奶奶举行的葬礼正在庄重地进行。
通常被埋的是一朵花或一棵草－它永远是长亭奶奶的化身，装在小火柴盒里－那是做棺材用的，然后挖一个深深的洞，把盛了花草的火柴盒放进去，铺一层花撒一层沙或是铺一张糖纸撒一层花―这要看我们当时手中有什么物件了。
我们一边埋，一边叹气，有时候一边祈祷，不知道为她的奶奶举行过多少次葬礼，而长亭总要是哭鼻子，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尴尬，不知怎样安慰她，后来也渐渐地习惯了，有时候也会跟着滴几点眼泪，全是被长亭期期艾艾的样子感动的。
我的奶奶那个时候还健在，虽然相隔遥远，但相比之下，却比长亭幸福的多。
也是由奶奶带大的长亭，只有思念的份儿了。
葬礼结束的时候，我们把蛐蛐草折成十字架的样子，放在微微隆起土堆上，土堆绝对不可以隆起的太突兀，因为二号院的孩子们大都有酷爱历险和寻宝，他们要是看到哪里跟往常不一样，一定会掘开看看，他们跟小狗儿一样灵敏和疯狂。：）
最后，在正午的阳光下，我跟长亭一起用手在胸前划十字，轻声说：阿门。
三年级的时候，长亭的父亲被调到了舟山基层部队。
长亭走的时候正在是上数学课的时候。她的脸在出现在窗外，眼泪汪汪的地看了我一眼，我还没有站起来，就听见院子里吉普车发动的声音。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四）
那个男孩子从位子上站起来，小豹子样的眼睛亮亮地看着大家，黑黑粗粗的头发闪着暗兰色的光，他虎头虎脑地鞠了一躬，全班小朋友都愣在那里，只有老师卟哧一下笑出声来，孩子们笑了，男孩子也裂开了嘴，笑，很好看。
这个男孩子叫做高山。
不到一周，他就耍开了。
在班级里成了呼风唤雨的家伙，孩子们都围着他转，抢着与他同桌，他总是坐在我边上来，跟同学解释说：“我们爸妈认识，噢，我们还是老乡。”
班上所有孩子的爸妈都相互认识，不是同事就是邻居，第二个理由倒是很有说服力。那个时候，在我们心里，老乡就是组织，老乡就是亲人。
我们都是校队的运动员，早上必须去训练。
冬天的时候天总是亮得很晚。他戴着顶军帽在灰朦朦的天色下的路边拐角处等我。
然后我们就一前一后往学校走。
走到江边，照例都要站住，看来来往往的船支，起雾的时候，我总是怕看那在雾里影影绰绰桅杆们，它们鬼气无比。但高山从来不怕，但是次次有雾，他总是走得比我还快。
我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后来在一个明媚的午后，他举家迁往北京。
他站在我家的后院，怕吵醒正在午睡的我爸妈因而压低了声说：“我走了。”
我的爸妈不许我出去，因为要睡午觉。
大人们定下的规矩使得孩子失去了最珍贵的告别的机会。
远处传来他妈妈的叫声，他汗流满面，又看了我一眼，一扭头，风一样地跑掉了。
那一年我读小学五年级。
（五）
一九九三年的时候，良辰美景和我－良三，三个人站在浮桥上，那时候浮桥已名不符实了，它已经是一座可以并排开四辆卡车混凝土桥了，而普陀山号轮船也早鸟枪换炮了。
我们三个人在桥上停留了一会，说了些闲话。这个时候，良辰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叫曲荷，而美景也已经是一个调皮男孩洋洋的父亲，土包子良三早已变也羊肉馅的啦，她说着南方普通话，一点儿山东口音也没有，但她为此而遗憾。
在成长的过程中，她丢失了许多东西：母语，爱哭女伴，清晨的交谈，正午的葬礼，粉红色的条绒棉袄外罩以及童年来一直不变的娃娃发型。
长发齐腰的良三，在跟哥姐最后说了一声再见后，于一九九三年坐着普陀山号逆流而上，这一次她丢弃了人们定义的故乡－那个生长了十多年的地方，尽管她从未以为那是她的故乡。
她的故乡在远方，而远方是没有名字的。
编辑：慕荣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