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从10月1日起，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这是继今年初义务教育学校先行试水之后，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改革迈出的又一大步。
自明年1月1日开始，中国所有事业单位都将全面实施绩效工资制度。这一重大改革立即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绩效工资改革不能没有“当事人”的声音
新华网网友肖华指出，教师实行绩效工资是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关系到众多教师的利益。实践证明，任何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就教师绩效工资而言，听取教师的意见、取得教师的支持，才是改革的关键一步。为了消除人们的疑问，为了使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得到包括教师在内的全社会支持，我想应该相关部门应该吸取好的经验，让教师参与其中，赢得广大教师的支持，毕竟他们才是与这项改革最相关的人。
《燕赵晚报》刊登吴睿鸫文章说，绩效工资改革不能没有“当事人”的声音。他发现，绩效工资改革大都由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联手“操办”，没有听到改革“当事人”发出任何声音。工资绩效改革与改革对象利益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福利标准和生活质量。改革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不顾及他们的感受，这合适吗？
他认为，我们必须清楚，要想使事业单位改革不“跑偏”，不“瞎折腾”，就应尽早消除各种体制弊端，那么，事关相关群体利益的工资绩效制度变革，仍由专家和相关部委包办，委实不妥。假设过几年后，我们发现这个事业单位工资绩效改革像医疗改革一样，也是“总体上不成功”，这个代价究竟又该由谁负责呢？
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关键
《中国青年报》刊登张贵峰文章指出，事业单位的“绩效”究竟是什么？时下我国事业单位并不是不重视绩效———比如“大处方”的绩效、升学率的绩效，并以这些绩效来考核员工，只是此绩效非彼绩效———事业单位理应有的公益绩效，而仅仅是自利私益，背弃基本事业伦理如医学伦理、教育伦理。显然，以这种扭曲异化的绩效作为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的依据，如以处方的大小来判定医生的工作绩效，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评价教师的工作绩效，所能激励出的“绩效”必然与事业内在的本性南辕北辙、格格不入。所以，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绩效工资，不能不首先从厘清什么是事业绩效开始，而要保证这种厘清，新医改、新教改等新一轮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落实到位，正是根本的制度基础和前提。
《扬子晚报》许斌文章指出，事业单位“绩效”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绩效与公益绩效。经济绩效于人印象深刻，特别容易操作。就是以营业额或者利润额为基数，确定提成比例，返给劳动者作报酬。适用于企业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事业单位。即付出了更多劳动、创造了更高劳动价值的劳动者，理应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报酬。公益绩效注重的，不是经济利益得失，而是具体行为是否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底线性质的公平，是否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为此，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经济利益，做“亏本买卖”。
他认为，经济绩效与公益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如何权衡取舍，实现分配的公平，体现劳动的应有价值，避免不劳而获，同时也避免相关机构与人员惟利是图、为了一己之不当所得竞相提高公共服务价格以牟取暴利，将成为公共管理难题。但无论如何，公益绩效是必须正视，必须予以适当补偿的。
绩效工资制别变成变相创收制
新华网网友武洁说，在事业单位推行绩效工资制固然值得期待，但如何不让绩效工资制沦为“旧药新吃”，甚至成为变相创收的激励机制，则更是改革的难点和成败关键所在。武洁说，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的推出，主要是出于明确事业单位性质、遏制其创收冲动的考虑。一直以来，由于公共财政并未从真正意义上承担起事业单位人员的收入，因而其创收的口子便被顺理成章地打开。既然自己的工资奖金要自己去挣，在“多挣多得”的激励下，各事业单位的创收热情自然蔚然成风。一些本该属于公共保障类的事业，都因无法遏制的创收冲动极大增加了民众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倘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的实施，能够从制度层面封住事业单位创收的口子，让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回归本位的话，无疑是件值得期待的好事。
事实上，绩效这个词本来自企业，也更适用于生产型企业职员，每个月制造了多少商品，完成了多少销售额，这些都是可以放到桌面上的指标。如果想把绩效制发展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实并不恰当。当医生薪酬与所谓绩效挂钩时，难免会成为滋生“大处方”与“过度治疗”的土壤，原本欲制约医疗事业单位创收的初衷，最终却极有可能只是为创收机制换个头目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