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笔者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宋庆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年2月，她在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说：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
身处最高层的这位沧桑老者，即使乘风破浪之际，也难免对前程的波诡云谲不无隐忧甚至有某种焦虑。在同一封信中，她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制度性弊端直言不讳：
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也许濒危之际的宋庆龄感慨于自己的爱侣和导师的身后命运，以归葬家族墓园的至嘱，含蓄又确定无疑地表示了自己对习于造神和迷信盲从的民族性痼疾的决绝乃至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