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行后，鲍君甫与安娥有了通信。其中4月22日的信中写道：“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无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为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等人的关照，鲍君甫有了一定的收入，但生活仍感窘迫，1956年12月，鲍君甫曾向安娥求助冬衣。但安娥突发脑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给鲍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后，安娥陆续给鲍家寄送生活用品，并特别给鲍君甫的小女寄去自行车一辆，深情厚谊，于此可见。鲍家与安娥直到1963年上半年还在时断时续地通信，相信这对鲍君甫是莫大的安慰。但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汉受到严厉批判，此后两家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中，有人想通过鲍君甫整陈赓等人的“黑材料”，鲍君甫不予“配合”。1969年，鲍君甫去世。
鲍君甫妻谭秀珍，育有2子、4女，长子早夭，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美云，三女雪波，小女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