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祥被分给一个排长，至死不从。有位看守悄悄地对她说：“我乡下有个种地的亲戚，你愿不愿意跟？若愿意，我就想办法！”她想，跟劳动人总比跟马家军官强，就答应了。不久，那人的嫂子进城来，偷偷领着她跑到一个叫张义堡的村子。她在这里隐姓埋名10多年，在不停歇的劳作中千百次地咀嚼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何福祥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她万分兴奋，浑身是劲，率先在张义堡投入反霸建政，土地改革。她又像陀螺似的“嗡嗡”旋转起来，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会主任。
1949年冬天，有股100多人的“***救国军”土匪，准备袭击区政府。何福祥探听到消息，背着五个月的孩子连夜到区上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做好准备，粉碎了土匪的围攻。
1957年元旦，何福祥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酒泉的挂号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战友杨文局写的。杨文局是郑义斋部长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逃离虎口。她现在担任酒泉新生被服厂书记，来信问她如果想参加工作可以到酒泉。何福祥打点行李，带着孩子，来到酒泉。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福祥一直向组织申请，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但因种种原因长期得不到解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造反派反而给她定了“大叛徒”，将她关进了牛棚……
乌云终于过去，何福祥鼓起了新的勇气和信心。她把申请恢复党籍的报告写给中央组织部，写给省委，写给地委，写给厂党委。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打开红布包。啊，是一包钱！有1角2角的，1元2元的，更多的是5分、2分、1分的硬币。总在一起，200多元。这些钱，是老人许多年来1分2分、1角2角积攒起来的。老人又把落实政策补发的头两个月工资放进了红布包，一共460元。460元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一般人的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这是她恢复党籍补交的党费，蕴含着一片心和渴盼已久的希望。当她把这些钱最终交给党组织时，苦苦期待的心终于感到一丝轻松……
（摘自《西路军生死档案》 作者：冯亚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