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 邓小平 视察天津专区霸县胜芳人民公社的丰亩产11万斤稻田。照片来自网络
“然而，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官方观点也逐步转变。” 晋永权说，“到了1956年3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这个当时摄影界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作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者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它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石少华并没说明，“技术性调整”、“略加整理”与虚构、摆布的界限在哪儿？于是，这几个新概念，在当年的新闻摄影界引起混乱。这年7月，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一张《北海公园儿童车》照片，让摄影界业内的口舌之战进一步升级。
1956年7月下旬，新华社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另外一位住在同一大院内文字记者的孩子，一起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北海公园，拍摄出租儿童车的新闻照片。当天，杜修贤也拍摄了其他游人租车的场面，但发稿时却发了一张以这两个孩子为“模特儿”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