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空军飞机的来源有三条途径。一是从军阀手中缴获的。１９２１年缴获 段祺瑞 的８架，１９２６年缴获 吴佩孚 的２架，１９２７年缴获 冯玉祥 的３架，１９２８年从飞豹队山东带回１０架。计有２３架。二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 张学良 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很快，他不惜花费巨资从这些国家购买新式飞机。１９２５年从法国购买十余架，每架１０万元。１９２９年从法国又购买２６架。同年，又从日本，花１２０万元，购买４架。１９３０年又从捷克购买４０架。到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事变 ，前后共购买八十余架。三是接受西方国家赠予的。１９２９年 美国 赠送１架。同年，法国赠送１架。综合以上三个来源，东北空军约有飞机一百余架。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累计约有２５０架至３００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
由此可见，在累计200多架飞机中，法制飞机占多数。
有关法制飞机的采购情况为：民国二年，北京政府采纳法籍 军事 顾问白里苏（Balliso）法国驻华武官所提之“飞潜计划”，成立南苑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员。同年三月以27万元，含聘请外员费用，向法国订购高德隆GIII型（Caudron GIII）飞机一批，及聘请法籍飞行教官彭少尉（LT Bon）及欧巴少尉（LT．Emie Obra）；另有机械人员波力（Boffa）及马丁（Martineche）。这批飞机共计12架，计分两型，一为装用80匹马力发动机的高式GII型机九架，其中又分为双座机三架、单座机五架及水机一架；另外体形较小装用五十匹马力发动机者之F型机三架。这批飞机同年六月运达南苑机场组装完成，七月，高厂厂主兼飞机人员芮尼?高德隆先生，自法国专程前来亲自主持交机典礼，并作飞行表演。校长秦国镛先生为我留法之航空先进，厉汝燕、潘川忠两位先生均为我国早期在国外学成之飞行家，连同两位法籍人士共计五位飞行教官。维修则由航校修理厂厂长吴承禧，及车、钳、铁、木、油缝等本国专业技工，会同法籍飞机维修专业顾问指导下进行。
欧战停战后，各生产飞机大国，竞相推销剩余军机。民国十年，法国上尉罗奎司（Capt Roques）偕同马西先生（M.Masse），驾高式GIII型机飞来南苑作促销访问，翌年八月将此机捐献北京政府。民国13年，我云南航空处在法籍顾问阿比垂上尉（Capt Arbitre）建议下，向法国采购高式GIII型初级 教练机 及高式C-59高级 教练机 各六架，用于云南航校。民国14年，我东北当局，向法国波爱索（Boixo）洋行，购买高式GIII型初级 教练机 10架，用于东北航校训练学生，迄民国18年始停用。
据记载，一战期间，高式GIII型机一共生产了2450架，其中高厂自制1423架，授权英国及 意大利 分别制造233架及166架。因此，高式飞机应在当时西方机种中占有相当份额；又根据30年代前东北军的采购记录，高德隆GIII型飞机也应在东北军航空队中占相当比例。
我国第一批教练机----高德隆GIII（Caudron GIII）照片
高德隆GIII（Caudron GIII）式飞机三面图
芮尼?高德隆自法国专程前来北京南苑机场主持交机典礼
使我多少有些诧异的是，资料中的高式飞机与我们在“刘钢卷子”中看到的飞机在机身和尾翼的形态上似有明显不同（见975）。从严格的考证的意义上，这需要解释。不过下面一张照片，也从侧面佐证了“航空队组照”的拍摄地点。
原照片的说明文为：“ 沈阳 东塔机场机库前停放的从南苑抢来的高德隆式单座教练机。”这是一张十分难得的有关东北军航空队机场的照片。请看这里的合影照（970），比对机库大门的拱顶以及各机窝间的肋墙，这显然是一个地点。于是可证本组航空队照片摄于 沈阳 东塔机场。再联系“刘钢卷子”中的几张拍摄于沈阳故宫的照片，或可说明当年摄影者东北之行的目的所在。
由此，本文开始提出的“拍摄地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关于航空队组照与奉安大典的关系又可有新的理解。即出现在奉安现场的飞机不大可能由沈阳飞出。最可能是由南苑机场，也就是当时 北洋政府 航空队派出的。这样，第一个问题，也有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被我搜寻到的照片中还有一张十分重要：
原照说明为“被日军掳获之高德隆GⅢ”，没有说明“掳获”时间，但只能是1931年“9?18”事变之后。有资料载,事变发生后，日军对东北展开攻势时几乎在短时间内摧毁及掳获大部份东北航空队的战力及装备。本图片显然说明这批装备中有高式飞机。从图上高式飞机机首的轮廓看，也与“刘钢卷子”中的细节类似。在图片971中，我们看到近景的三架与远景的至少三架飞机，在机型上的不同。对比上述资料载，东北军航空队里至少有四种以上的机型。
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意义是：它说明“刘钢卷子”中这组航空队照片的拍摄，时间下限为１９３１年９月！
另外，“刘钢卷子”中972图颇可怪。图上一门小口径火炮以及那个类似驮架式的东西，都应该是 陆军装备 。在航空队合影中，也不见本图中着军大衣、扎武装带的军官形象。再加上围观的“士绅”如此之多，也不大可能是到机场参观“空军”。所以我怀疑这张照片与航空队的一组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
东北空军飞机的来源有三条途径。一是从军阀手中缴获的。１９２１年缴获 段祺瑞 的８架，１９２６年缴获 吴佩孚 的２架，１９２７年缴获 冯玉祥 的３架，１９２８年从飞豹队山东带回１０架。计有２３架。二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 张学良 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很快，他不惜花费巨资从这些国家购买新式飞机。１９２５年从法国购买十余架，每架１０万元。１９２９年从法国又购买２６架。同年，又从日本，花１２０万元，购买４架。１９３０年又从捷克购买４０架。到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事变 ，前后共购买八十余架。三是接受西方国家赠予的。１９２９年 美国 赠送１架。同年，法国赠送１架。综合以上三个来源，东北空军约有飞机一百余架。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累计约有２５０架至３００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
由此可见，在累计200多架飞机中，法制飞机占多数。
有关法制飞机的采购情况为：民国二年，北京政府采纳法籍 军事 顾问白里苏（Balliso）法国驻华武官所提之“飞潜计划”，成立南苑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员。同年三月以27万元，含聘请外员费用，向法国订购高德隆GIII型（Caudron GIII）飞机一批，及聘请法籍飞行教官彭少尉（LT Bon）及欧巴少尉（LT．Emie Obra）；另有机械人员波力（Boffa）及马丁（Martineche）。这批飞机共计12架，计分两型，一为装用80匹马力发动机的高式GII型机九架，其中又分为双座机三架、单座机五架及水机一架；另外体形较小装用五十匹马力发动机者之F型机三架。这批飞机同年六月运达南苑机场组装完成，七月，高厂厂主兼飞机人员芮尼?高德隆先生，自法国专程前来亲自主持交机典礼，并作飞行表演。校长秦国镛先生为我留法之航空先进，厉汝燕、潘川忠两位先生均为我国早期在国外学成之飞行家，连同两位法籍人士共计五位飞行教官。维修则由航校修理厂厂长吴承禧，及车、钳、铁、木、油缝等本国专业技工，会同法籍飞机维修专业顾问指导下进行。
欧战停战后，各生产飞机大国，竞相推销剩余军机。民国十年，法国上尉罗奎司（Capt Roques）偕同马西先生（M.Masse），驾高式GIII型机飞来南苑作促销访问，翌年八月将此机捐献北京政府。民国13年，我云南航空处在法籍顾问阿比垂上尉（Capt Arbitre）建议下，向法国采购高式GIII型初级教练机及高式C-59高级教练机各六架，用于云南航校。民国14年，我东北当局，向法国波爱索（Boixo）洋行，购买高式GIII型初级教练机10架，用于东北航校训练学生，迄民国18年始停用。
据记载，一战期间，高式GIII型机一共生产了2450架，其中高厂自制1423架，授权英国及 意大利 分别制造233架及166架。因此，高式飞机应在当时西方机种中占有相当份额；又根据30年代前东北军的采购记录，高德隆GIII型飞机也应在东北军航空队中占相当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