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又如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作为民族资本大家，荣氏家族的尊贵地位日臻彰显，早在1920年代的北伐战争以前，荣宗敬便与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有过交往。北伐时期，蒋介石让荣宗敬承销债券――“二五库券”，但被时任上海纱联会会长的荣宗敬以纱业艰难拒绝。这一行为羞辱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震怒，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财，最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斡旋，此事才得解脱。
之后，荣氏家族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在荣氏企业碰到经济危机时，国民党政府大多会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援救。
那时上海滩上的大资本家还有好几家，比如现在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的家族在民国时已成为无锡和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世家，与荣氏家族齐名。但解放后，当时的大家族或南迁，或在“文革”和诸次运动中凋零殆尽，留在大陆并一直享有威名的，荣氏家族可称硕果独存。
1957年，荣德生（荣宗敬弟弟）的儿子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从此走上从政之路。但在后来的20年里，当荣宗敬一支的子弟在香港发展壮大时，荣毅仁却一步步走向人生低谷。“文革”期间，荣家被抄，家产没收，夫妇被批斗，荣毅仁还被发配去当了一年的看门人。
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之后，国务院为了设置外资引进和国家投资计划成立统一机构，于1979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坊间传说，邓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数，聘请荣毅仁来当首任总裁，不久，荣毅仁以他独有的弹性和大胆的才能，将公司经营发挥到所向无敌的地步。为了实现国家全力吸引外资的日标，荣毅仁不遗余力地欢迎世界级知名人士加入中信的经营行列，其中更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一时成为美谈。
另一个说法是，荣毅仁将中信总公司设计成特殊公司制度，把各事业部改为独立一子公司，权限完全委让，是以经营未来的香港为前提、为收购香港企业而实施的经营战略。1987年，香港中信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一时震动香江，财阀间纷纷传说――“荣家力排众议负责此项收购的荣智健，从向中共中央提出收购研究报告，到核准下来，前后未超过5天时间”。
荣智健是荣家的独子（他最小的妹妹荣智婉是中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儿媳）,1993年、当荣毅仁因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总裁职务的时候，荣智健走马接任，成为荣氏家族的又个代表人物。
2003年初夏，当人们对非典还心存余悸时，荣智健回到上海捐款1000万支持上海教育事业。实际上，荣智健此行的意义不是洽谈业务，也不完全是捐款，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世界著名企业家的身份在非常时期对上海投出无声的肯定票，这也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时所需要的最大支持――回想荣家历代掌门人对中国执政政府的贯态度，荣智健的带头表态毫不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