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儒术独尊，并非历史的必然。有时候，决定历史命运的恰恰就在于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
儒学如今是显学，从学界到民间，从儒学论争到读经运动，似乎都彰显了新世纪儒学的“复兴”。不管是把儒学当作一种信仰，还是批评儒学只是一缕“游魂”，儒学总而言之都进入了新世纪人们的视野。接下来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儒学?
概言之，我以为，儒学其实只是一种权力，或曰权力的实现。
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认为还是要回到儒学成为独尊的历史境域来说话。
众所周知，儒学独尊发生在西汉武帝之时。武帝为什么要独尊儒学?他又是怎么来尊儒的?这个问题本来是个大问题，然而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三件事。这三件事发生在三个很有意思的人身上。
第一件是秦始皇的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坑儒的记载背景是这样的:秦始皇听信方士关于长生不老之说，打发方士到处寻找长生之方，殊不知，世间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方?方士得了银子，却不敢回见始皇，于是只好逃亡。方士侯生、卢生潜逃后，秦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御史是刑狱之官，诸生即儒生。御史把诸生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亲自圈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把他们活埋了。活埋以后，又告知天下，以示儆诫。
《史记·儒林列传》之张守节“正义”作了补充说明:
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传以为秦阬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
大意是，秦始皇焚书以后，为镇服天下而对儒生进行了屠杀，其具体办法是先以官职引诱儒生，再以种瓜之计诳骗儒生，最后将儒生坑杀。从这段记载中的坑儒过程来看，这完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
这两段记载因坑杀的人数不同和原因动机不同，而引起后世广泛的争论。有的说，秦始皇坑儒怎么说人数也只有几百人，与当时活埋赵军几十万人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有的说，秦始皇很可能坑儒两次;还有的说，这两次实际上是一次。从《秦始皇本纪》看，所记载的坑杀过程很简单，只四个字——“坑之咸阳”，而《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记，则是坑杀的具体过程，因此，有可能两书所记的实际同为一事，后书是对前书所坑杀事件的具体记述(尽管某些细节未必准确)。
还有的说，秦始皇“焚书”有之，，“坑儒”则无，所谓“坑儒”实是“坑方士”之讹。当时秦始皇主要针对方术之士大开杀戒，儒生被坑杀者虽有，但为数不多。从历史上看，儒家在秦朝的地位比以往大有提高，秦始皇的“坑方士”行动，对秦代儒生的社会政治地位并未造成大的影响。如清代梁玉绳说:“余常谓世以‘焚书坑儒’为始皇罪，实不尽然。……其所坑者，大抵方伎之流，与诸生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史记志疑》)宋代郑樵说:“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清代梁玉绳也说:“《叔孙通传》载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问陈胜，又通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则知秦时未尝废儒，亦未尝聚天下之儒而尽坑之。”(《史记志疑》)
有的甚至提出，西汉始元六年(前81)，始有桑弘羊提出秦始皇“坑儒”这一说法，这时距始皇去世已有一百多年了。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也说过“坑杀儒士”的话。也就是说，坑儒是后世儒家强加给秦始皇的罪名。
既然这么多人对“坑儒事业”提出了质疑，我们就有必要来探究一下秦始皇到底杀的是些什么人。考古发现的秦云纹瓦当告诉我们被秦始皇所坑埋的是术士，是一群宣传炼丹吃药，上山下海求仙，用长生不死之说欺骗、蛊惑人心的骗子，在当时以这种“方术”成名的人有羡门高、正伯侨、徐福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卢生、侯生、韩众等等。他们欺骗秦始皇，说能给秦始皇弄来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给了他们好多钱，他们弄不来长生不死之药，而且还在下头议论秦始皇，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说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说秦始皇“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说秦始皇每晚批阅文件，批阅不完多少斤竹简、木牍就不睡觉;说像他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成仙呢?说完后他们便卷铺盖逃跑了。他们所批评的秦始皇的一些毛病，不能说不对，但他们是由于没有办法向秦始皇交差，没有办法掩盖他们的骗术不灵而发这种牢骚的。所以秦始皇大为震怒，便把留在咸阳的一些类似的人捉起来加以拷问。这些人相互牵引，越扯越多。秦始皇从中圈定了四百六十个，把他们活埋在咸阳城外的山区。当时的坑儒谷在今西安市临潼区西南十公里之洪庆村。
显然，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坑儒事业是由方术之士引起的。许多人据此认为，秦始皇是坑方士而不是坑儒，但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儒者，术士之称也”。儒是术士的别称。术士本来就是儒，儒也就是术士，秦始皇坑杀的就是儒。那么，方术之士为什么被称为儒生(诸生)呢?
儒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它是从事某种与文化和习俗有关、具有特殊技能的一批术士。东汉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郑玄也说:“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扬雄认为:“通天地人曰儒。”胡适考证:儒是殷民族的教士。由此可见，儒之名称的内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孔子以前，儒是作为一个懂礼重乐的知识阶层而出现的;孔子以后，儒是作为一个有文化意识和道德节操的社会团体而出现的。后者是从前者即巫术方士中分离出来的。
战国时期，“儒”字可以称孔子、孟子那个学派的人;同时也可以泛称学者、文化人，例如对于庄子，就有人称他是“小儒”。孔子也强调要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认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甚至认为有徒具形式而丧失儒家精神的“贱儒”。东汉末年应劭仍然将儒者划分为“通儒”和“俗儒”。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不一定表明儒家这个“学派”内部分化为八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分化得这么严重，无非是人们根据他们的师承和境界而区分他们的差异而已，就如俗儒、雅儒这样的区分一样。因为根据孔门后学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之间有的区别并不明显，有的则根本不能算作儒，比如那个替孔子驾车的樊迟。
因之，后人不必在“儒”和“方士”之间为秦始皇大做翻案文章。在秦始皇和时人看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坑杀那些俗儒，只不过是秦始皇手中的一种权力。
第二件事是汉高祖刘邦溺儒冠。史载汉高祖刘邦之轻贱儒生、奚落儒生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沛公不喜儒，诸儒冠儒冠而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食其以“状貌类大儒”不见，复报以高阳酒徒则见之。
刘邦为什么不喜儒?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后人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其实是片面的。项羽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作为贵族出身的他，刚开始也是要让他读书的，只是他更喜欢学武，这并不能说项羽就是个文盲;刘邦也一样，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他读了什么书，但《史记·高祖本纪》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说他成年后是经过考试做了亭长的。依秦制，以吏为师。刘邦无疑更不是文盲(否则何以能写出《大风歌》?)。
刘邦显然不是方术之士，他和儒生的区别之一也体现在帽子上。史载刘邦喜欢一种以竹皮做成的帽子(冠)，应劭说:“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蔡邕也云:“长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司马彪《舆服志》亦以“刘氏冠”为鹊尾冠也。
其实，刘邦并非不喜欢读书人，张良、萧何、韩信、陈平都是读了点书的人，虽然他们读的不是后来被儒家专有的“六经”。刘邦还懂乐，《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就是说刘邦曾培养过一个由一百二十人组成的乐队。
刘邦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郦食其去见刘邦，刘邦正在洗脚，郦摆儒生架子，被刘邦脱口骂做“竖儒”，但见郦生有识见，便立即拜其为广野君。另一个例子是叔孙通。“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可见，刘邦并非对儒者有成见，他不喜欢儒生繁饰重文，而喜欢他们“短衣便事”。人言叔孙通是儒者败类，好迎上意，其实不然。叔孙通原在秦始皇时做博士，见始皇无道，设计出逃，投刘邦，是识时务之举;他对儒者的弊端与作用认识也很透很清醒:“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为刘邦设计朝仪，到家乡鲁国搬请一些儒生，有人就以“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为由，不肯相从。被叔孙通一顿痛斥:“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建议刘邦正礼乐，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段话里看得出叔孙通深得孔子的礼乐真谛。等到刘邦见识了他设计的朝仪，由衷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由此获得了儒生的佩服:“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第三件事是窦太后使儒生刺野猪。这件事载于《史记·儒林列传》，事出有因。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
原来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有一天召大儒辕固，也就是那个传“齐诗”的辕固。好黄老的去“请教”一个好儒的，这显然是问道于盲。此时的儒地位很微妙，民间对这个儒好感倍增，而朝廷里也出现了不少学儒出身的博士，辕固就是景帝时的博士，但关键是景帝说了不算，得窦太后说了算，而这个太后牢牢地把握着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颇不识时务的儒生辕固说了一句大不敬的话:“这是妇道人家的见识罢了。”就是说老子的书只有像太后您这样的妇道人家才喜欢啊!女人们都讨厌男人说她“头发长见识短”，窦太后听了哪有不生气的道理?于是就派他一个差使，要他去跟野猪搏斗。要不是景帝援手相救，辕固自己恐怕倒会栽在妇道人家手里了(事实上，辕固对老子的态度，就与孔子“和而不同”的精神大相违背)。
从上述这三件事可以看出儒的地位的尴尬。在后世儒家的眼里，这三件事被无限放大，被视为儒学命运的重大关节，是汉武帝独尊儒家的历史背景。
其实，上述三件事只不过是儒生与权力碰撞的际会。从学理上根本看不出儒学的奥妙。这在后世好大言的儒生看来，显然不足以巩固儒家好不容易取得的地位和权力。于是，他们只好在独尊儒术上大做文章。
那么汉武帝又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来“独尊儒术”呢?儒术独尊的真实面貌又怎样呢?
先得来认识一下这位汉武帝。《史记·孝武本纪》载: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
按汉初的制度，身为胶东王的刘彻是没有资格做皇帝的。他之成为汉武帝，纯粹是无心插柳。汉武帝之母王夫人只是皇帝身边众多妃子中的一个，但这位王夫人颇有政治眼光。据《汉书》，窦太后之长女、长公主刘嫖有一女，想要嫁给当时的太子，但太子之母栗姬不答应，这一下惹恼了这位长公主。而聪明的王夫人很开通地容纳了这桩亲事，聪明的刘彻还留下了“金屋藏娇”的故事。后来薄皇后遭废，而长公主仗着母亲窦太后的宠爱，多次数说栗姬的不是，夸奖王夫人及自己的女婿刘彻。这样，久而久之，栗太子刘荣立为太子四年后终于被废为临江王，后又因巫蛊事而被下狱自杀。刘彻得立为太子。当然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西汉初期自吕后开始便有了母后干政的传统，宫廷政治多围绕母子、祖孙、帝后后妃之间产生明争暗斗，政治漩涡接连不断。汉景帝之母、汉武帝之祖母窦太后便是又一个重要角色。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能力颇大的窦太后年轻时只是一位宫人，靠的是逢迎而受到文帝及其母薄太后的欢心，积累了丰富的宫廷政治经验。而西汉初年又盛行以孝治国，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逆母后的旨意。正是这位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却几次想要立景帝之弟、自己的少子梁孝王刘武为太子。因而废栗太子刘荣，这位窦太后不一定使了什么力，但至少不会阻拦;但立刘彻为太子，却没那么简单，一则文帝曾有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二则梁孝王在平定七国叛乱之中立有大功，这更使得刘彻的皇位之路颇不平坦。若不是袁盎等大臣从中关说，加上后来梁孝王阴使人刺杀大臣而事发，刘彻之前途不可知也。
故司马迁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即位后，他那位双目失明多年的祖母仍然监视并控制着朝政。建元初年，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制礼改制是武帝试图亲政的举动，最后也在他的祖母粗暴干预之下统统取消，使得这位胸有雄才抱负的皇帝无用武之地，并一度心灰意冷。六年后，己经二十一岁的新皇帝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掌控汉家天下二十二年之久的窦太后驾崩。汉武帝立即对目无天子权威的祖母实行报复，罢除所有被祖母安排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大臣，换上一班自己的人马。但是一二次人事变动并不怎么重要，彻底扭转国家的统治思想，在汉武帝看来才是最根本的。
窦太后在世时，始终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这从《史记》中反复强调的窦太后好黄老术可以看出，景武之际许多大事都是在“黄老之术”的名义下从事的。故而，原本敬鬼神的武帝在即位之后开始“乡儒术”，在心底里埋下了罢黜黄老术的种子。如果说建元初的制礼改制只是一次不知深浅的尝试，那么，武帝亲政后的一切举动则是对黄老术(或者干脆说是对祖母窦太后)的彻底反动或曰报复。朱维铮说罢黜百家其实是罢黜黄老，在我看来，罢黜黄老其实是罢黜祖母，黄老只不过是祖母的影子。这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实用意。
另外，由于先秦文献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多种版本、多种不同的理解，如同样作为“五经”，孔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五经文本显然与墨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文本有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传播手段的单一，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文字传播都明显地受到地域的限制。六国古文的差异导致了文本在理解上的差异，而不同地域的方言也同样影响到文本在口头传播中的变化。秦始皇之所以统一六国古文，其动机也就是出于文字上的统一。到汉代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文化统一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主张的统一。原来先秦数百年间后先继起的诸子学说，在汉朝人看来，确实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气象，百家不一，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思想意识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确有必要对这些歧见纷呈的诸子思想主张进行一次大统一。
当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独尊儒术也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有关。年轻气盛的少年皇帝哪里甘心垂拱而治、南面无为啊。此外，罢黜百家还与朝廷中的权力争斗分不开。当时势力最大的两大集团，一为窦氏(婴)，一为田氏(蚡)。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儿，当年为支持皇帝反对自己的姑母，本来喜好侠的栗太子傅窦婴还转而好儒术;但没想到，皇帝大了重用的却是王太后的弟弟田蚡，窦婴受到田蚡的排挤。故朱维铮指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那时的儒学和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
那么，我们再来看汉武帝和田蚡之流到底是怎样好儒尊儒的?罢黜黄老之后，汉武帝延引招纳的固然本应多为儒者。但其实不然。武士出身的丞相卫绾就出面指责:“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元光年间，汲黯也当面批评汉武帝，“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中还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武帝好儒的实情:
(公孙)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正如朱维铮指出的:“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间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动。充当田蚡副手的韩安国便兼学韩非和杂家说。受到汉武帝敬礼的汲黯，‘学黄老之言’。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及学《易》、《春秋》、百家言’。他和赵人徐乐、齐人庄安，同为典型的杂家，同样上书言事，同时受到汉武帝召见并叹为相见恨晚，而主父偃还赢得同时任何儒者都梦想不及的恩宠，一年内四次升官。还有张汤、赵禹、杜周那些著名的‘酷吏’，‘以深刻为九卿’，就是说靠刑名术得到汉武帝重用。这些例证都出现于元光元年之后。”这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情况。
然而，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两千年来都被这八个字所遮蔽了。至于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更不大引人注意了。
总之，儒术独尊，并非历史的必然。有时候，决定历史命运的恰恰就在于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