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
《纵横》2008年第9期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句话曾经被人们奉为经典，广为传诵。而实际上，它最早出现在深圳的前身——宝安县蛇口工业区的一个路牌上。提出这一口号的，就是被人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袁庚的一生充满波折和争议，有人说他是问题极为严重的人，有人却授予他金紫荆勋章；有人骂他是李鸿章，可也有人叫他“中国改革之星”。
1978年，还没有平反的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十年浩劫中，康生的一纸批文：此人问题极为严重，让袁庚在秦城监狱里一住就是四年。从一名囚犯，到招商局的董事长，在常人眼里看来，1978年，袁庚时来运转。
陈禹山（以下简称陈）：1978年6月，交通部派袁庚到香港去调查招商局。香港这个招商局，有些人还不知道招商局是干什么？以为是照相局。
招商局是1872年由权臣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天字第一号官商，官府背景，又历经几代人苦心经营，曾几何时，招商局的产业遍及工业、交通、商业、金融。然而盛极必衰，又几十年过去后，摆在袁庚面前的香港招商局，已经蜷缩在香港一隅，白发苍苍，齿牙摇落，俨然一副垂暮之相。
陈：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呢？整个思想框死了，什么事情都干不了，都得向上边请示。
在香港工作期间，袁庚的震惊，不只是因为招商局的破落。他曾经对陈禹山说过，当时在香港，打开电视一看，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镜头，从内地偷渡过去的男男女女，戴着手铐，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他看到这些，总要过去关上电视。袁庚说：四个字，欲哭无泪。
陈：他给中央写报告，提出要利用港澳，华侨资源，利用外资，甚至还可以搞股票、有价证券，就是说他思想完全解放了。
袁庚在这份名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24字方针。决心在5到8年内把招商局变成能控制香港航运业的龙头企业。袁庚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修造船坞、兴建集装箱码头。
陈：当时香港地价很高，都是500块钱一平方英尺，根本就没有钱。又想到去澳门，但是澳门浅水，没有港口，搞不起来。在这个情况下，他想到家乡深圳。
宝安是袁庚的故乡，陈禹山曾感慨道，说不清是袁庚造福了故土，还是故土成就了袁庚。1978年12月，经过实地勘察，袁庚决定选址在宝安县的蛇口公社，兴建工业区。
陈：他又写报告给国务院，申请要地。他当时要的地不多。李先念看了报告以后，就说给地是可以，把笔一划，整个南头半岛划给他。
后来袁庚告诉陈禹山，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边笑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要交税，一边在地图上画下一笔。袁庚定睛看去，这一笔，包括了整个南头半岛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对于这份重礼，袁庚却没有收下，最终他也只是要了蛇口2.14平方公里的面积。
陈：他不要。他说他没有把握，不想连累各位诸公。蛇口就是2.14平方公里的土地，对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讲，九牛一毛，对国家没有个什么。这个地方要赚好多好多的钱。但是既然搞成功的实验出来，就不同了。
1979年7月，蛇口的一声炮响，拉开了建设的序幕。将宏大的构想变成现实的工程，袁庚和蛇口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奖金平均分配，工程进度一度十分缓慢，于是袁庚给工人们定下了一条新规则：工作定量。多劳多奖，这大大激发了工人们的劳动热情。
陈：当时香港人说大陆的分配制度是：干也36（块钱），不干也36，没有调动积极性。当时胡耀邦总书记了解到这个事情，说中央开会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奖金分配制度不能搞，就写了报告，中央批准了，一下就解决了。所以整个工程速度加快了。
20世纪80年代初，陈禹山初识袁庚。当时的袁庚是蛇口的一把手，而陈禹山也已经是声名赫赫的大记者。几番往来，两人相交甚欢，成就了之后几十年的友谊。在陈禹山的记忆里，袁庚最吸引人的，就是他的胆魄，他敢想常人所不敢想，敢为常人所不能为。陈禹山记得，当年他还在《光明日报》任职时，想调往《人民日报》去。无奈调动非常困难。而袁庚知道后，就指派蛇口劳动人事局开了证明到《光明日报》去，提走了陈禹山的档案，转手又送到了《人民日报》。但是就么一个胆大如斗、八面神通的袁庚，在蛇口的建设当中，也时常会被各种复杂的局面搞得手足无措。
陈：另外还有一个荒唐的事情。当时，由蛇口建一条马路通往深圳，工程是由广东省公路局承包的，领导这个工程的是广东省交通厅一个副处长。马路修得还差一两百米，他提出条件：给我十万块钱奖金，我就把它修通，你不给我就不修。
钱不能给，路也不能不修。袁庚的办法是告“御状”。他找到新华社的记者，一纸内参，送到了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批示：对卡脖子的官僚主义，必要时要制裁一下。于是，几天之后，这条拖了三个月的公路，建成通车了。陈禹山回忆说，像这样的绊脚石，在工业区的建设过程中四处可见，而让袁庚最发愁的却不是通公路，而是通电话。
陈：邮电部那些工程师，给蛇口工业区的人解释：你们要搞电话通信是不行的。为什么？就是建国初期定的，整个国家的电信出口局只有两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要在广州打电话到香港、到美国，必须通过北京、通过上海。那么现在你们自己想搞个出口局，这是不可能的。袁庚和我都跟他们争。
官司打到最高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再一次过问了此事。不久，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来到蛇口，调查情况。回京之后，他多方斡旋，终于帮助蛇口争取到了直通香港的一条电话线路。
陈禹山回忆说，后来袁庚提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曾经多次讲过，建设速度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蛇口人的思想还要跟得上建设的速度。于是在袁庚的倡议之下：在蛇口的一条公路旁边就悄然立起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上面写了这样两行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陈禹山说，这两句话，最早源于袁庚在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时候做的第一单生意。当时袁庚要买下一位香港老板一栋价值几千万的楼房，而且和对方约好了在周五下午两点钟签约，签约之后一起吃顿晚饭。但出乎袁庚意料的是，对方老板婉拒了签约后的会餐，因为他急着要把这笔钱存进银行。
陈：香港老板的车开到律师楼底下，发动机不关，上来马上签，签完以后拿上支票，陪同老板的人拿上支票就跑了，剩下老板和袁庚坐下来聊一聊。情况袁庚事后才知道，星期五3点之前支票必须存进银行。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星期五3点的时候你放到银行去，当时的浮动利率大概是14%。2000万块钱的话，就多出几万块钱。老板不能把几万块钱就这么丢了。后来袁庚觉得这个事情是在香港上的第一课，给他一种“时间就是金钱”的教育。
在此之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和建设，更让袁庚深刻体会了时间、效率在商业法则中的举足轻重。这句今天人们看来习以为常的话，却给当时在蛇口力推这一观念的袁庚惹了麻烦。
陈：口头标语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下边还有两句“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一共四句，有人反对了：顾客是皇帝，共产党干啥？最后就用了两句。
当时就有人说，袁庚既要钱又要命，比资本家还狠。但是，争论最终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结束了。袁庚把那块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牌子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只说了一个字：对。
尽管仅仅用了14年的时间，袁庚就把香港招商局的资产从1.3亿变成了200亿，但是在陈禹山眼里，袁庚其实并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商人。陈禹山说，除了经商赚钱，袁庚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蛇口这片土地的社会改革试验上。198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蛇口视察工作，这给了袁庚一个大胆进言的机会。他给胡耀邦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这个小小的头，每次到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事唯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
陈：他说，我们的干部是不怕群众的，就是怕顶头上司，为什么呢？因为上级能任命他，也能摘他的乌纱帽，群众对他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他只能向上负责，他说他现在什么也不怕，就怕交通部，因为交通部能撤他的职。
胡耀邦走后不久，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被新成立的，由民主测验选出来的130名干部组成的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取代。和袁庚一起“打天下”的一批老干部因为落选，退居二线。此后一次次更加严肃的选举，让工业区的干部们体会到了竞争的残酷。
陈：有一个总经理，有一次开车出去，出车祸受伤了住进医院。选举的时候，选民问：总经理你那次出车为公还是为私？你受伤住院以后有没有领奖金？你怎么领工资的？
1983年第一届管委会成立时，袁庚获得130余张选票全票通过。而到了1985年，参加选举第二届管委会的1170名选民中有164名没投他的票，而素有袁庚智囊之称的梁宪竟然落选。陈禹山说，袁庚是个自己挖自己墙脚的人。
陈：袁庚在蛇口的权威已经受到威胁了。袁庚的反应就是：如果说我是蛇口的权威，那么现在权威确实是受到严重的挑战，但这是个好事，说明工业区的选民，经过民主的熏陶，眼光更开阔，可以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这是个大好事。反对我袁庚没有什么了不起，坚持下去，就能改变我们的一切现状，国家就有希望。
在和袁庚交往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陈禹山有这么一个体会：袁庚非常愿意，也非常善于和记者打交道。除了陈禹山本人就是一位知名记者之外，袁庚的记者朋友也是遍及广东的大报小刊。但是，陈禹山说，随着蛇口工业区的日益壮大和袁庚本人在当地的威望日渐升高，袁庚却开始邀请他的记者朋友们对自己也对蛇口发起了猛烈的批评。袁庚曾经对所属工业区的《蛇口通讯》总编辑说，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他这句话话音还未落，在1985年的大年三十，《蛇口通讯》果然收到一篇署名甄明匿的稿件，题目是《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
陈：总编辑要拿这篇文章给他审，袁庚打电话说不用审。总编辑还是送到家里去。袁庚回家看过以后，文字批示：总编辑有权定。当然有一些涉及重大方针政策上，征求别人的意见是应该的，是合理的，多几个人的脑袋总比一个人脑袋好。但是批评不用送审，就是建议把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亲切一点。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改，而且以后也不需要重审。
陈禹山回忆说，面对批评报道，当时袁庚只提了两点要求，第一，不要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第二，不要人身攻击和诽谤。此外，尽可以畅所欲言。
陈：这样的话，蛇口出得了贪污吗？很难。这篇文章以后，好多批评的文章就都出来了。写批评文章没有受到打击报复。你打击他，下一次选举你就完了。所以到1992年袁庚退休的14年间，蛇口有经济问题的人，都是鸡毛蒜皮的。大概有两三个人，蛇口的干部队伍有多大？最多的时候有两千多。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14年内只有两三个人出了问题。
在陈禹山的眼里，袁庚是个倔强的人，经商本来就讲和气生财，做官更应该求个安稳顺当，但是在袁庚主政蛇口的这些年里，他却总是在争议的旋涡里漂流。1988年，袁庚被卷入后来被称为“蛇口风波”的事件中，起因只是源于三位远道而来的青年教育工作者与蛇口青年的一场激辩。
陈：青年教育工作者们讲：大多数人来蛇口都为了把自己的精力献给祖国，献给特区，但也有少数“淘金者”。对这个词，蛇口青年表示异议：什么是淘金者？搞得大家不欢而散。座谈会结束以后，青年教育工作者的随行人员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点了发言者的名字。
袁庚得到消息后，对点名上报的做法作出了评价：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
陈：所以他就提出来：你们既然来这里座谈的，你讲你的，你有你的观点，也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座谈大家都可以说，这个很正常，蛇口人就是这个样的。当时袁庚就这个问题表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1987年，政企分开在全国拉开序幕，蛇口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却开始急转直下。同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原工业区管委会。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领导，恢复了由交通部指派，实行委任制。
陈：对袁庚的处理办法，是“冷处理”。有一些人讲，他们去上门看袁庚都不敢。他的做法的对与错，那是另一回事，必须有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人越多对我们国家越有好处。一些人总把他当异类，他搞市场经济都跑到前头去了，没有办法不是异类。实际上袁庚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他们理解不了。
陈禹山在他写的《袁庚之谜》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蛇口工业区建设的时候，其实李嘉诚等香港富豪也曾经有意加入，但是被袁庚婉言拒绝。陈禹山说，其实袁庚是很赞赏股份制的，从平安保险到招商银行，都是袁庚的得意之作。那么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当时袁庚独独不愿意在工业区搞股份制呢？陈禹山想，这大概是因为袁庚有自己的打算，他一心想在蛇口搞政治体制改革，李嘉诚们一进来，政治改革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当然或许这也是陈禹山的一家之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