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独鹤先生是我国新闻界泰斗式的前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他是妇孺皆知的大手笔。他从1931年起任《新闻报》副总编兼副刊《快活林》主编，期间每天写一篇时评，针砭时弊，为民说话。他的文章短小精悍，文风犀利又富于感情。《严独鹤杂感录》收录了独鹤先生从1945年12月到1948年12月间所撰写的文章共四百篇，其中的很多内容，现在读来仍意犹未尽，颇具启发。
不平等
(1946年1月14日)提高待遇，这似乎是最高调的一句口号，其次便是改善待遇。但是，在目前，且不必说“提高”，也慢谈“改善”，先要说一说“平等待遇”。
有饭大家吃，要吃苦饭，就应该大家吃苦饭。假令在同一公家机构或同一商业组织中，有的可以吃得很好，有的却连苦饭也吃不饱，甚至于没得吃，这就太不平等了。
这里所谓不平等待遇，倒不是指前几个月大家口中所嚷着的“重庆人”和“上海人”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最近似乎已逐渐转变了，而且“重庆人”与“上海人”之间这一种无形的界线，也似乎逐渐消除了，虽然待遇仍不能完全平等，究竟相去还不很远。
眼前不平等到待遇的问题，却转到中外不平等了。听说有几个机关里面，外籍职员薪给，较诸中国职员，高低差额，竟会由四五倍以至于十多倍。即使是彼此职位相同，任务相仿的，比例也差得很远。因此在中国职员方面，已激起了一种不平之鸣(前几天报载海关职员的呼吁，也是为此)。
外籍职员的生活程度，和中国职员不同，比较待遇优裕些，这也是合理的，但总不能一边尽管抬，一边尽管压。这种情形，在“买办阶级”时代，原无足称怪，在胜利后的民主国家中，为什么还存着这种现象？这就不能不从头考虑，彻底改革。
愚人节
(1946年4月1日)
愚人节，也可以说是“撒谎节”，或“造谣节”。这原是外国人的玩意，趁着愚人节，撒一个大谎，造一个谣言，骗得人上当，博得大家一笑，其实却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做，无聊而已。讲到眼前的中国，大家连饭都吃不饱，那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大开玩笑呢？实际上要在愚人节再来撒谎造谣，反而是谎不成其为谎，谣不成其为谣了。在自认为聪明的人，既具有撒谎的技巧和造谣的本领，简直是不择人而施，不择地而施，并且是不择日而施。一年中何必只认定一个愚人节，在他们的心目中，天天可以撒谎，可以造谣，天天是他们的愚人节。
“神经战”，这是最合乎时代的一个名词，但说穿了也就是大规模的撒谎和造谣，政治上有神经战，经济上有神经战，再夸张一点说，国际间更厉行神经战。所谓神经战，就是每个人都想凭着自己的智慧，战胜别人的愚昧。
然而世界绝对没有永远可以行骗的人，也绝对没有永远受愚的人。谁智谁愚？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界线，所以要说:“大智若愚”，而反过来讲，又安知不是“大愚若智”，安知不是欺人者适以自欺。
“愚”而好自用，“人”其谓我何，这可以作为愚人节的格言。
还要操纵吗？
(1946年4月19日)
本月份的米价，在前半个月很是稳定，而且比较回平，一般薪水阶级和劳苦大众，正引为安慰，说物价涨而米价不涨，毕竟减轻了一点威胁。
不料最近这几天，米价接连上涨，每天要涨到数千元一担，假令照这样无限度的昂腾，生活指数不知又要加上多少倍，也就是说人民的痛苦，不知更要加上多少倍。
米价所以腾涨的原因，照市场上的消息，总说“产地报涨”或“居奇拉抬”，但说到产地报涨，是否实在？即使报涨，是否别无原因，而会在几天以内突飞猛进？说到居奇拉抬，到底是什么人从中拉抬？是怎样的尽量拉抬？对于前者，是应当研究，对于后者，是必须彻究。
另有传言，说是有一部分米商，领到了粮食贷款以后，并不往内地去采购，反而趁着米价低平的机会，在上海大量搜购，因此刺激米价又向高峰迈进。这个消息，确否不可知，假使确实，那简直是利用“粮贷”来做本钱，在米市中大投其机，手段未免太辣了。
小百姓都已逼上饥饿线了，大老板如果是有良心的，别的财可以发，再来操纵米粮，总该有些不忍罢。
做官与做事
(1946年5月18日)
新任经济部长王云五氏，在走马上任之前，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他对于当局的表示，是来做事，不是来做官。
官无论大小，原则上是因事设官，所以做了官就应该做事，不做事，又何必做官？做官与做事，其间原没有什么界线，可以划为两路的。但中国的官，似乎有些特殊，往往做了官，倒不必做事，不肯做事，甚至于不屑做事。而且官愈大，愈可以百事不管，于是乎官无不阔，事无不废。王先生是没有做过官的人，却必然知道这些要不得的官腔，因此先来一个“做事不做官”的声明。
王先生是无党无派的人物，以无党无派的人物而做官，就格外要做事。因为中枢所以要延揽无党无派的人物，各方所以推崇无党无派的人物，当然是希望无党无派的能有所作为。所谓“有作有为”，又当然是“做事”，不是“做官”。假令依然是做官不做事，那么能做官想做官的人正多，就不必一定要向无党无派之中来“访贤”了。
王先生快要履新了，我们正期待着他能爽爽快快，切切实实，做几件福国利民的事出来。官做得大，算不了什么大事，事做得好，才算是真正的好官。
毕业生何处去
(1946年8月7日)
学生在毕业以后，所定的当然不出两条路，一是升学，一是就业。
先讲到升学，学费哪里来？真是一个难题，中学二十万，大学三十万，这个预示的数字，不管是平价，还是黑市，总之少不了多少。试问家长如果经济力有限，或者子女较多的，怎样担负得起？(景况清寒的更不必说了。)即使有钱的家长，学费尽管增加，并不在乎，但投考学校，又是一个难题。就上海论，听说著名的大学和中学，因为录取的名额有限，所谓入学试验，即使投考者程度在水准以上，还须卖面子，托人情，才有录取的希望。于是要想跨进校门，也就等于越过一重难关。
再讲到就业，小学毕业生，固然还谈不上就业两字，便是中学毕业或大学毕业，想找到一个适当的职业，简直难于上青天。虽然一片声嚷着生产建设，似乎到处需要人才，可是实际上却是政府机关正要裁员，工商企业正在紧缩。原来有业者，尚且纷纷失业，新毕业者，资历更浅，门路更少，又从何处得业？
升学难，就业更难，毕业的学生彷徨了，毕业生的家长也彷徨了，造就青年，关系何等重要？尔所造就出来的青年，竟要成为一群“新马浪荡”，这确乎不是什么简单的事件，为教育效果和国家前途着想，应该认为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高学费
(1946年9月8日)
本学期学费高涨的程度，着实厉害。除了有钱的家长，算是例外，一般薪水阶级，子女较多的，望着学校大门，真像是一重难关。为了难关渡不过，只好坐视子女失学的，当然不在少数。
有人计算，眼前的生活指数，职员还不过三千多倍，工人也还不过四千多倍。讲到学费，较诸战前，却几乎上了一万倍，家长们怎样吃得消！
但是学费收得高了，家长固然叫苦，学费收得过低了，学校方面也要嚷着没有办法。因为教职员的待遇，都增高了，别种的开支，也扩大了。假使学费所入难以弥补，而公家对于私校补助费又没有着落，那么做校长的，惟有赔钱，赔不起钱，就惟有关门。到了关门大吉的地步，失学的便更多了。
惟其如此，我们觉得学校收费高，还是情有可原(当然希望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减低)。最要紧的，必须经济公开，将所收的学费，核实计算，除校中必要支出外(支出的项目，也须公开)，其余悉数依合理的分配，作为教职员薪给，取诸于学生，用诸于教师，这样方算得正当。至于经济公开的办法，一方面校内教职员，有权共同稽核，一方面教育主管当局也应随时监督，要实实在在做到毫无隐蔽，毫无假借。
总之做校长的，可以无须赔钱，却也不该赚钱。因为学校断乎不容许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家长出了高学费，转造成了校长的高利贷，这就太不成话了。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出的，是每一所学校中，无论如何要特留若干免费名额，使真正清寒的子弟，不至于完全被挡。学校到底不是学店，校长到底不比老板，这一点大概总可以放宽尺度，说不到恕难通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