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的蒋经国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是蒋经国基金会的美洲办事处人文组召集人。2004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颁给许倬云“终身贡献奖”。许倬云表示，这个奖是属于蒋经国基金会的：“如果要颁奖给我，要说明这是因为许倬云主持基金会在美国的事务而得奖。”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许倬云就多次和蒋经国面谈，这段因缘促使二十年来许倬云乐于为蒋经国基金会服务。谈到台湾的政治人物时，许倬云说：“台湾人民评价几个‘总统’：蒋经国八十多分，蒋介石六十分，李登辉四十分，陈水扁二十分。”
属于被斯大林打击的托派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60年代，你回到台湾后，如何开始了解蒋经国的办事风格？
许倬云：我从美国一回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大家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宗旨是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
我当时在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院长”王世杰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我还是跟他打交道。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 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时代周报：在面对面的接触当中，你觉得蒋经国是什么样的人？
许倬云：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当时苏联的管辖之下，读了许多书，对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很清楚。但他是托派，属于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但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民主、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互相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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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厂”渐渐有了警觉
时代周报：台湾开放党禁，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
许倬云：蒋介石统治时期是白色恐怖时代。上世纪60年代末，白色恐怖还没结束。另一方面，民主的呼声从不断绝，像《自由中国》一直在倡导民主自由。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逐渐好转，可依旧是管制经济与自由经济并存。“中央研究院”的五个院士劝告政府，不实行自由经济的话就没有发展的可能。那时候是管制汇率，两个汇率，一个是官价，一个是牌价。待遇也不平等，公务人员和学生有配给的粮食，一般百姓却必须按市价买粮。经过五个院士的劝导，蒋介石接受了。经济立竿见影，立刻好转了。
当年提出改革的口号是废止万年国会。不能有国民选举的代表，哪能算是国会？我也曾经写文章谈论：国家的寿命跟人的寿命不是旗鼓相当的。人寿有限，国祚无疆，怎么能让国命依附在人的寿命上面呢？这种情形，必须要改变。
时代周报：蒋经国在开放党禁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许倬云：蒋介石晚年不管事情，由蒋经国来管。蒋经国慢慢就放松了压制。可是，动乱却应声而起。美丽岛事件的动乱，规模跟1946年至1949年间大陆的学生运动不能比，可是草根性很强。我们也呼吁政府，应该放手，开放政权，争取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民党当局也认为只要社会稳定，许多要求都可商量解决。
在蒋经国生病时，成立了一个代号“刘少康办公室”的机构，就由王升带头，不单是查民间叛乱，也意在夺取权力。不到半年，蒋经国警觉了，这不就是“东厂”吗？于是，蒋经国废除了“刘少康办公室”，把王升外放到乌拉圭做大使，不让他呆在台湾。这个转折，使特务的力量一下子垮下去了。
台湾海外留学生很多，保钓运动号称保护国土，实际上向左转。不少台湾留美的学生，都参加过钓鱼台运动，尤其外省籍的学生更多。这些声音传回台湾去，逼得国民政府手忙脚乱。学生们爱国，国民党不能不爱国，手忙脚乱之余，也给了当地族群斗争内外呼应的机会，逼迫政府改革开放。
时代周报：在开放报禁方面，蒋经国时代又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许倬云：当时，舆论不用政府培养，他们单单靠商业广告，就够过日子了。《中国时报》余纪忠与《联合报》王惕吾不是一无所用的老板。
两家报纸的篇幅有限。经济起飞，需要多一点市场和经济的消息，报纸立刻就起来了。而且他们言论的尺度宽，敢冒险，开始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稿件。他们跟当年《大公报》一样，从小骂大帮忙开始，到大批大骂。台湾几家报纸大了，政府不能不让他们存在。第一步是开放副刊，第二步是开放社会新闻的篇幅，然后到没有限制。当时大家对台湾的民主开放非常期待，非常兴奋。我怀念那个时代。
这两家报纸太强大了，把台湾《中央日报》也挤出了市场。这么一来，国民党就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家老板邀请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做“中常委”，让他们在里面有发言权。
对他最好纪念是办基金会
时代周报：在台湾办一个学术基金会的想法，是怎么酝酿而来的？
许倬云：1983年，“行政院长”孙运璇跟我谈台湾该做的事，我就跟他建议：现在台湾慢慢经费宽裕了，应该回馈世界。我们应该办一个学术基金会，使得海外和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连接在一起，有合作，有交流。他同意了。
1984年夏天，我们开院士会议，蒋经国就约我个别谈话，了解这个情况，我就解释给他听：这个事情跟政治脱钩的，不能跟你们的外交工作配合在一起，让纯粹的学术界自己交流。他同意了，就交代秘书：这个事情你们记住要怎么办。当时，他的秘书是宋楚瑜。
时代周报：蒋经国基金会是如何运作的？
许倬云：1987年蒋经国死了，他们在讨论该怎么纪念他。“教育部长”李焕经手这个事情，他说：纪念蒋经国最好的办法不是建纪念馆，不是建大学，不是建雕像，应该是他自己同意的事情—办大规模的国际学术基金会。这就成了“蒋经国基金会”。一个亿的美元，由民间捐了一半，政府给了一半，这钱就做母金，成立了基金会，董事长是李国鼎，执行长是李亦园。这件事情1988年开始运作。
我做美国的召集人，海外董事的代表。基金会的组织、章程、运作方式，基本上都是我和李亦园先生磋商出来的，到现在我们磋商的办法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到了第三年，工作从美国延伸到欧洲，也延伸到太平洋地区，此外还有岛内一小部分的运作。
2009年，蒋经国基金会庆祝二十周年纪念，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厅里，展览我们的成果：我们资助研究的书、文章或者田野报告。还举行一次讨论会，很多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我预测二十一世纪人类价值的界定要改变，中国学术研究应该融合中国文化的要素，参与到未来世界文明的铸造工作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