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章：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
质疑文章：东野专列成功佯动 并非“背道而驰”
回应质疑文章：就东野前指专列“佯动”问题答质疑
就东野前指专列“佯动”问题答质疑
作者: 迟泽厚
今年10月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拙作《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不久，编辑部转来苏进同志子女的质疑文章（以下简称“苏文”），认为东野前指专列从哈尔滨先向东南开，又原路返回，确系迷惑敌人的佯动；但是当时负责铁路运输调度工作的不是他们的父亲苏进，苏进已改任炮兵纵队司令员，前往锦州前线。拙作曾指出：东野前指这次行动，在第四野战军的发展史中，本算不上一件大事，但是，历史必须力求真实，被误传或歪曲的，应当还其本来面目。这是我写作该文的目的和态度。对有助于澄清历史真相的质疑，我一概诚心欢迎。
先说说拙作的产生过程。我的材料来自早年的老领导阎仲川同志，并非杜撰，这有当年的采访笔记为证。解放战争时期，阎仲川是林彪作战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之一，他以精明干练和忠于职守而深受四野（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的器重。他熟知四野部队的历史。1995年11月，我参与他组织的《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稿件的修改工作，经常就四野部队一些历史问题向他求教。一次，我提到对辽沈战役期间四野前指专列行驶路线深感不解，他当即以亲历者的身份说明事情真相，指出一些流传说法的谬误。我感到材料极为珍贵，便建议他写出来，免得以讹传讹。他表示确有很多东西要写。但是，不久后开始的工程浩大的《第四野战军战史》的编写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参与。此事无疑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再加上身体健康的原因，他的写作计划就化为泡影了。他的离世令我悲痛不已。如今我也即将进入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我深感有责任将阎仲川同志同我讲的一些不为人知或甚少人知的关于四野部队的史料，加以考证后整理出来，不使其因人去而湮灭。这也是对老领导的最好纪念。拙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
关于东野前指专列“佯动”之说，我历来深感怀疑，认为不合情理，而阎仲川同志的解释则有理有据。古今中外用兵都注重佯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佯动战例是韩信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但是，辽沈战役刚打响时，由于国民党军仍占据长春，从哈尔滨到锦州前线只有一条铁路可走，并无“陈仓”可度。倘若当时真的发现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可能进行袭击，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是设法让东野首长尽快脱离或避开危险区域，却让他们坐在列车上在哈尔滨附近往返折腾，这岂不增加了遭袭危险？更何况当时前方战事正紧，毛泽东又一再催促，岂容如此延宕？退一步讲，倘若当时确有一个佯动计划，那么，这个计划是谁提出来的？经谁同意的？为什么刘亚楼也被蒙在鼓里？未经刘亚楼（他是林、罗的全权代表）批准的计划能执行吗？在这次事件中，最先发现列车开错了的是阎仲川，向刘亚楼报告的也是阎仲川，把1纵队前运列车押车首长带到刘亚楼处的还是阎仲川。这几件事对阎仲川来说，都可算是难忘的大场景、大动作。“苏文”引用谭云鹤老人的话说：阎仲川脑子很好，不可能乱说。那么，他对东野专列“佯动”问题的叙述和看法，也就不能轻易否定。无独有偶，几天前，一位以写四野战史而蜚声文坛的军旅作家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他为写东北解放战争曾多次访问阎仲川，阎也曾向他讲过东野专列问题，所述内容和观点同对我讲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弄出一个所谓东野前指专列“佯动”问题？阎仲川原认为是负责铁路运输调度工作的苏进疲劳过度所致。我在写作该文时，曾查阅了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名录》，此书784页记载：1948年10月，苏进同志仍任铁道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因与阎仲川同志所述吻合，遂予采信。“苏文”指出，东野专列南下之时，苏进实已调任新组建的炮兵纵队司令员，并已到达锦州前线，他曾目睹炮兵司令员朱瑞于10月1日义县战斗中触雷牺牲。为了弄清“苏文”所述情节，经多方查找资料，终于找到一篇苏进同志写的《辽沈战役中炮兵纵队的战斗片断》。这是最为珍贵的一手资料。此文证明，苏进同志在辽沈战役前确已离开铁道纵队，东野前指专列的开进问题与他毫不相干。我想，可能由于苏进同志在东北大部分时间担任铁道纵队（护路军）主要领导，而阎仲川同志在处理东野专列“佯动”问题过程中，并未见到当时铁道纵队的领导，因而在几十年后凭老印象“张冠李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最终是我将它整理成文，因而发生失误的主要责任在我。这说明尽管我主观上也想求实，却失之粗疏，考证工作还不到家。虽然我与阎仲川同志都是为了说明历史而提到苏进同志，并无他意，却难免对苏进同志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对此我深感歉疚。我与苏进同志早年仅有一面之缘，他较早离开四野部队，我对他的历史所知甚少。也巧，就在写作本文时，看到了第12期《炎黄春秋》刊载的《胡耀邦与苏进将军》。我为他的坎坷经历唏嘘不已。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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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专列成功佯动 并非“背道而驰”
作者: 苏力 苏铁山 苏燕
2009年10月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迟泽厚《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一文。笔者认为，该文所叙述的故事不符合历史事实。
该文称，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后，东北野战军的指挥专列在向前线行驶的过程中，“与预定路线背道而驰数小时后才又返回哈尔滨，驶上预定行车路线，因而给后人留下一大疑问……辽沈战役前方指挥所的组织工作由参谋长刘亚楼统管，前指专列的编组和行车计划则由野战军铁道纵队副司令员苏进负责。……9月30日晚，东野前指专列离开双城。为了防备国民党特务破坏，专列行动计划高度保密。苏进采用声东击西的方法，给调度室下达的行车命令是：开往吉林。辽沈战役开始后，大量军需物资通过铁路从北满运往前线，苏进忙得不可开交。……他感到有些困倦，而专列还有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他决定和衣睡一小觉。哪里想到，极度疲劳的他，刚一躺下就沉睡过去。午夜时分，专列抵达哈尔滨。调度室和司机哪知行车命令的玄机？列车在车站稍作停留，进行了例行检测之后，便依原行车命令向吉林方向驶去。列车向哈尔滨东南方向行驶了约两三个小时，在一个车站停车等候交会。阎仲川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散步，走到一块站台名牌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大字：拉林！他大吃一惊：这哪里是去锦州呀？怎么列车竟背道而驰了。他赶紧跑回车厢，向刘亚楼做了报告，刘亚楼也急了……就这样，东野前指专列又掉头向哈尔滨方向疾驰……可以想见，苏进一觉醒来一定吓得不轻……以后辽沈战役又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巨大胜利，这事也就不算问题，而且当事人又极少，真相几乎被淹没了。”
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
故事讲得很精彩，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1948年9月30日，苏进的工作岗位已不是铁道纵队副司令员，而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司令员。请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第一版）第282页。9月30日，苏进正在锦州外围的义县，与朱瑞（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一起，为翌日（10月1日）指挥攻打义县紧张地做着准备工作，绝无可能以“铁道纵队副司令员”的身份调度东野前指林（彪）罗（荣桓）首长的专列，并且分身在哈尔滨“睡一小觉”。
为了搞清历史事实，我们向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原第二炮兵副政委、中将）请教。罗东进告诉我们：“东野前指的专列先向东开（吉林方向），再向西开（锦州方向），这是迷惑国民党特务的，是一次成功的佯动。电视剧《东方红1949》描写了这一段，没有听说有其他情况。”
为了将当时的历史情况了解得更准确，我们还向时任（1948年9月30日）林彪政务秘书的谭云鹤（后任卫生部副部长）请教，谭老告诉我们：他当时在专列上，从未听说走错了路。他曾听苏静（东野参谋处长）、阎仲川（东野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说过，先向东开、再向西开是迷惑敌人，是佯动。谭老还告诉我们，他和阎仲川副总长很熟，阎仲川脑子很好，记忆力很好，一直到病危时，脑子依然很好，不可能乱说。谭老还告诉我们，他和苏进也很熟，从未听说什么人睡觉使东野列车走错了路。
阎仲川副总长当时是作战科副科长，部队的人都知道，管作战的，都很精明，脑子都非常好，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当时（1948年9月30日）在义县前线，不可能管东野前指专列调度的事。
还有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可以作为佐证，了解党史军史的人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是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是朱瑞（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48年10月1日，东北野战军攻入义县不久，为了观察火炮轰击义县城墙的情况，总结经验，为攻打锦州做准备，朱瑞带着苏进（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纵队司令员）、邱创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政委）等人，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时，前往义县城南的突破口。苏进与朱瑞一前一后，邱创成等紧跟其后，突然一声巨响，朱瑞不幸触雷，当场壮烈牺牲。苏进目睹朱瑞血染沙场，万分悲痛。返回指挥所签署了上报噩耗的电报。随后，苏进带着警卫员吴松亭（后任七机部某厂副厂长）再次穿越布雷区前往义县城南突破口，到现场观察炮兵的轰击效果。
谭云鹤老还告诉我们，林彪到义县了解到朱瑞牺牲的详细情况后，即电报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回电，将炮兵学校改名为“朱瑞炮兵学校”，以纪念朱瑞。
《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一文中称“应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上述史实恰恰证明，历史是不容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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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辽沈战役中的一则趣闻
□迟泽厚
辽沈战役于1948年9月12日在北宁铁路线的锦州至昌黎段首先打响。拥有百万大军的东北野战军,除以少量兵力继续围困长春守敌外,主力从四面八方扑向北宁线。战斗日益激烈,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仗打了近20天,东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和主要首长林彪、罗荣桓,却还在哈尔滨以南数十公里的双城,通过电台指挥作战。毛泽东有些急了,10月3日,他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去电报催促:“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8月上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林、罗、刘确实未能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于战役发起之前即赶赴前线,但是,在毛泽东发出此电时,他们率领的前指则已经乘火车到达前线。能乘坐火车,这在当时全国各大战区中,是东北的独有条件。不过,奇怪的是,这个列车离开双城到达哈尔滨后,却与预定路线背道而驰数小时后才又返回哈尔滨,驶上预定行车路线,因而给后人留下一大疑问,众说纷纭。罗荣桓无疑是能说明此事缘由的权威之一,《罗荣桓传》对此的解释是:“为了严格保密,东总列车先到哈尔滨,……由于在道里江桥畔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电台,火车又向东南开到拉林车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向齐齐哈尔开去。在昂昂溪掉头南下,经白城,列车白天隐蔽,夜间运行,10月2日到郑家屯。”以后有不少著作在提到这个问题时,都沿用此说。但是,这并不是罗荣桓的自述,他在《罗荣桓传》出版前二十多年就已辞世,后人的记述有可商榷之处。试想:当时军情紧急,锦州已被包围,即将发起总攻,时间关乎胜利,林彪、罗荣桓岂能为了保密而在铁路线上同敌人捉迷藏?以后成书的《第四野战军战史》干脆回避了这个矛盾,笼统地写道:“9月20日,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双城乘火车南下锦州前线。”“10月2日晨,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乘坐的列车进至郑家屯(双辽)以西隐蔽。”1995年11月18日,我与离休前曾任副总参谋长的老首长阎仲川谈及东北往事,讲起我对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首长专列行车路线的疑问,他微微一笑说:“严格地说,那应该算是一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故。了解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很少,后来的一些说法都是不对的。”辽沈战役前后,阎仲川是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副科长,是林彪作战指挥班子中的成员,一直跟随林彪行动。他向我讲述了此事的经过。
辽沈战役前方指挥所的组织工作由参谋长刘亚楼统管,前指专列的编组和行车计划则由野战军铁道纵队副司令员苏进负责。由于当时长春尚在国民党军手中,火车必须绕道运行。按计划,列车到哈尔滨后沿滨洲线向西北开进,到昂昂溪后掉头南下,经白城子、双辽,再向西经通辽南下阜新,然后转乘汽车去锦州前线。
9月30日晚,东野前指专列离开双城。为了防备国民党特务破坏,专列行动计划高度保密。苏进采用声东击西的方法,给调度室下达的行车命令是:开往吉林。
辽沈战役开始后,大量军需物资通过铁路从北满运往前线,苏进忙得不可开交。这天天黑之后,苏进把一天所做的工作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该落实的都落实了,现在只等林、罗首长的专列到达哈尔滨后,通知调度室改变行车路线就可以了。他感到有些困倦,而专列还需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他决定和衣睡一小觉。哪想到,极度疲劳的他,刚一躺下便鼾声大作,沉睡过去。将近午夜时分,专列抵达哈尔滨。调度室和司机哪知行车命令的玄机?列车在车站稍作停留,进行了例行检测之后,便依原行车命令向吉林方向驶去。
列车向哈尔滨东南方向行驶了约两三个小时,在一个车站停车等候交会。难以入睡的阎仲川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散步。走到一块站名牌下,他借着昏暗的灯光抬头看了一眼,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大字:拉林!他大吃一惊:这哪里是去锦州呀,怎么列车竟背道而驰了?!他赶紧跑回车厢,向刘亚楼作了报告。刘亚楼也急了,不过他嘴里却说:“别急,别急,赶快想想办法!”他向车厢外望去,忽然看到站台对面正停着一列向哈尔滨方向去的货车,机车喷着浓浓的白烟,看来很快就要开行了。他对阎仲川说:“你赶快去看看那趟列车是哪个单位的,把列车负责人找来!”列车是1纵队(即后来的38军)向前方运送物资的,负责人是纵队后勤部一位副部长。刘亚楼问他:“你认识我吗?”“认识,你是野司刘参谋长。”“那好。现在有个紧急情况,我要借用一下你们的机车,挂到我们的专列上,随后给你们另找机车。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下级服从上级,何况眼前还是东野刘参谋长!就这样,东野前指专列又掉头向哈尔滨方向疾驰。列车在哈尔滨南郊的平房车站被拦住,苏进已派“毛泽东号”机车在这里迎候。可以想见,苏进一觉醒来,一定吓得不轻。
天亮之前,火车通过了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沿滨洲线北进。刘亚楼放心不下,特地到林彪的车厢看看。林彪正在那里端坐沉思。见到刘亚楼,他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火车到哪里了?”刘亚楼含糊应答:“早就过松花江了!”林彪大概在专心想他的指挥问题,竟没有再问。林彪一直被蒙在鼓里。以后辽沈战役又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巨大胜利,这事也就不算问题,而且当事人又极少,真相几乎被湮没了。
如今,所谓东野前指专列背道而驰之谜的几位当事人刘亚楼、苏进、阎仲川都已相继作古,他们都未曾参与《罗荣桓传》和《第四野战军战史》的编审工作,因而才有后人种种臆测的说法。这虽不是第四野战军发展史的一个重大事件,但也应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我曾为此事专门求教于辽沈战役时任林彪秘书的谭云鹤同志,他虽已是耄耋之年,依然思维敏捷,谈起往事,如数家珍。他说,阎仲川生前也曾同他谈起此事,所说情况同对我讲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