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与苏方初步达成了订购米格—15的协议，没想到华西列夫斯基不认账，不给米格—15，要给我们米格—9。我说美国在朝鲜的战斗机已经换成了第二代喷气机f—86，只有米格—15的性能才能与之相当。华西列夫斯基说:“不是米格—9性能不好，而是你们中国人驾驭不了！”我一听这话就顶了他一句:“现在驾驶米格—9的全是你们派去的教练员，我们的飞行员还没放单飞呢！”他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拍了桌子，这一来就谈不下去了。我打电报将这件事向国内报告，请求中央和主席指示，可是中央对此事一直没有回电。吵架终究不是好事，可是吵得有理，批评也不是，不批评也不是，干脆不理，我估计这就是中央不回电的原因。后来斯大林亲自干预，指示有关方面按米格—9的价钱，全部给米格—15，共372架。笔者:志愿军空军大规模参战前，进行改飞米格—15型歼击机的训练，有的只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就投入了战斗。朝鲜空战我方有中、朝、苏三国空军协同作战，三方指挥关系是怎样的？
王:朝鲜空军力量较弱，在中国空军大规模参战之前，主要由苏方指挥，苏军有一个叫罗波夫的中将在安东指挥，那时我们没有指挥空战的经验，曾有过让苏方统一指挥的想法，主席不同意，坚持独立自主。这样我们在1951年3月，组建由刘震为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后来又组成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简称“空联司”，仍由刘震任司令员，中、朝双方各一人任副司令员。中、苏两军的机场都在中国境内，朝鲜空军的机场在鸭绿江两岸都有。苏军是由他们自己指挥，他们的活动范围在鸭绿江附近，中、朝空军则要靠南些。既然有两个指挥机构，就难免会出现协同不好的问题，曾经发生过苏联飞机误击我们飞机的事件。总的来说当时三国空军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笔者:1952年冬季，板门店谈判陷于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艾森豪威尔出笼了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作为首要任务，请问空军是如何配合这一任务的。
王:1953年1月3日，彭总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决定由我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1月5日，我去安东，与王政柱副参谋长会商。王政柱提出，能不能越过三八线去轰炸南朝鲜的军用机场，将敌航空兵力消灭在地面。我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的轰炸机白天出击是不可能的，敌人的防空兵力太强，只能在夜间偷袭，可是我们的轰炸机大多没有完成夜间训练科目，加上夜间投弹命中率非常低，对敌人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而且这一行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会刺激敌人越过鸭绿江对中国境内的机场实施报复轰炸。我提出，不如积蓄力量，在敌人真的进行大规模登陆时，空军不惜一切代价对敌两栖兵力发起攻击。只要我们的航空兵力有足够的力量，并作好了准备，敌人是不能不顾忌登陆作战的后果的。这样我就开始与空联司的同志共同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是由我亲笔起草的。回京后刘亚楼等同志审阅同意，随后就以我个人的名义上报军委，军委秘书长黄克诚2月5日向毛主席上报，2月8日主席批示:“照办”。笔者:6—7月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时期，空战情况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