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宝战役是我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于1949年9月至10月,由第4野战军主力和第2野战军一部实施战略大迂回，在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市）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重兵集团的一次重大战役。在战役过程中，我军在情报战线上与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斗智斗勇，隐真示假，用假情报迷惑敌人，使我军从容地采取正面进攻、东西迂回、断敌退路的作战部署，一举全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7000余人，使白崇禧彻底丧失了与我**的军事“本钱”, 为我军尔后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经湘西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场出色的情报战也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称赞。 大迂回兜住“小诸葛”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我军以摧枯拉朽的攻势，横扫盘踞在江南各地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势力，国民党军如同惊弓之鸟，一触即溃，一打即逃。在此情况下，有着巨人韬略的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如果我军继续采取正面推进猛打猛冲或近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式，极有可能迫敌逃离大陆，从而影响我军顺利完成将国民党残余消灭在中国大陆的预定战略目标。尤其是盘踞在中南地区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历来用兵非常谨慎，在当前态势下更是极力避免与我军主力决战，以图保住桂系老本，长期与我**。早在我第4野战军主力南下之时，因病不能南下的野战军政委罗荣在病榻上不无担心地对前来辞行的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广东、广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揩了油似的，很难抓住，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针对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全面分析战场形势后，高瞻远瞩地指示我军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 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部署，从5月到8月，我第4野战军主力迅速南下，以苍鹰搏兔、雄狮噬羊的凌厉攻势发起了宜沙和湘赣战役,迅速攻占了武汉、长沙，解放了宜昌、沙市和湘赣广大地区，并争取了国民党军张轸兵团和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国民党军陈明仁兵团起义。宜沙、湘赣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又于9月挺进湘中、赣南地区，白崇禧见势不妙，慌忙将其指挥的第1、第3、第10、第11、第17等5个兵团11个军20万人，撤至以衡阳、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在衡宝公路两侧和粤汉铁路衡山至乐昌段一线重新组织防御，企图依托湘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芷江与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湘粤联合防线，继续与我对峙，以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进军，并准备在战况不利时退至广西或贵州、云南地区。针对白崇禧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及时向我第4野战军前方指挥员发出指示：“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绝不会与我作战。因此，对白崇禧集团作战，应采取远距离迂回包围方法迫使其最后不得不与我作战。” 如何落实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完全地歼灭白崇禧集团，此时便立刻成为我中南前线指挥员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第4野战军首长机关连日召开会议，认真进行敌情研究和作战部署，野战军首长分析认为，根据当前敌我态势，白崇禧集团在我军进攻下可能采取以下行动：一是撤往云、贵；二是逃往海南岛；三是撤往广西死守老巢；四是在湘南与我决战。这四种情况，前两种会使三处敌人集聚，增加我军解放该地区的困难。第三种退守广西，对我军更是十分不利。广西是白崇禧的老巢，白部退往广西可凭借十万大山复杂地形与我**，无疑会增大我军消灭该部的困难；如白部几万敌军退至越南境内，不仅将使我军束手无策，而且还会给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革命斗争带来巨大压力。只有第四种滞留白崇禧集团在湘南地区与我决战，则我军既有决胜的把握，又对以后战局发展和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极为有利。但究竟白崇禧集团会采取那种战略行动，野战军首长机关一时难以准确推断，司令员林彪为此也颇感头疼。在此情况下，加强对敌情报战就成为我军实现战略意图的重要环节，也是大战前夕的重头戏。为准确掌握白崇禧集团的战略动向，林彪和野战军参谋长萧克、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中南前线指挥部的领导商议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负责情报工作的野战军二局局长彭富九，要他采取一切侦察手段，迅速查清白崇禧集团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查敌情智抓蛛丝马迹 彭富九，又名彭荣富，1918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高溪乡梅花村一个贫农家庭。他６岁起读过几年私塾，10岁就参加了乡儿童团，第二年任区儿童团团长。1931年8月任永新县儿童局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他14岁参加红军后不久，湘赣省军区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需要选调一批政治可靠、工作认真的年轻学员，彭富九因年小机灵工作出色，被推荐参加了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结业后他成了红6军团无线电报务员，从此与无线电通信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久他就担任了红2军团报务主任、红6军团电台队长。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他因出色完成对敌反围攻无线电通信指挥，并在极度困难条件下沟通了与党中央的通信联络，受到了红2方面军首长的高度赞扬，贺龙总指挥还特地奖给他一件呢子大衣，这在当时是最奢侈的奖品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彭富九历任军委二局电台台长、副处长，晋察冀军区二局副局长、局长，华北军区二局局长，第4野战军（中南军区）二局局长等职。此时，他的工作任务已不单是领导无线电台的通信工作，而且还肩负起开展侦察、刺探敌人情报等特殊使命，在隐蔽战线上他默默无闻地一干就是几十个春秋。1947年10月，我晋察冀野战军围攻敌军事重镇徐水，敌军急忙调集５个师的兵力从北平出发驰援徐水，驻石家庄的敌第3军也沿平汉线北进与之策应。紧急关头，我地下谍报人员从石家庄发来了特急密电，彭富九亲自翻译后，立即送到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手中。接着，他又通过电台侦收破译了敌人的数个密码电报，证实了敌第3军的北进行动。杨得志司令员决定将计就计，以少量兵力在徐水阻击北援之敌，集中主力６个旅，以昼夜行军100公里的速度轻装兼程南下，将敌第3军包围在清风店地区。经两昼夜激战，我军一举全歼了敌军长罗历戎以下11000余人，迅速扭转了当时的晋察冀战局。战后，杨得志亲自把缴获敌军长的勃朗宁手枪和一件雨衣奖给彭富九，称赞彭富九说：“老彭，没有你们准确的情报，不可能这样顺利地取得胜利。”彭富九这次 受领任务后，深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军下一步制定何种作战方针和采取的作战行动。而更令他焦急万分的是，我军连日来虽多路侦查极尽努力，但始终未掌握到有价值的情报。由于情报的滞后，使得野战军首长难以定下作战决心，也使彭富九和他的侦察员们心急如焚寝食不安。经过对情报侦察失利原因的分析和冷静思考，彭富九感到如果不能从人力侦察上获取情报，那么就应从技术侦察中打开突破口。尽管连日来我军并没有从敌电台发报中发现有价值的情报，但他还是相信一定会从敌人的来往密电中寻找到线索。于是，他立即把相关侦察员找来，共同对我军电台最近一个时期截获的几百份敌人往来电报逐一进行筛选，仔细分析研究，力图从中找到敌人战略行动的蛛丝马迹。通过大海捞针似的电报查找，有三份电报引起了彭富九的注意：第一份是白崇禧的司令部电令所属各军给其团以上单位发放五万分之一的广西地图；第二份是白崇禧电告广西省政府速报各地的存粮数；第三份是电告广西省政府上报各地桥梁分布及负重量情况。彭富九心里一阵欣喜，这三份电报使他终于抓住了“小诸葛”的狐狸尾巴！彭富九立刻把电报内容和他对这一情报线索的分析看法向野战军首长作了汇报。野战军首长经过综合分析断定，白崇禧集团下一步最有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是窜回广西老巢。 在此基础上，野战军首长又进一步分析，白崇禧集团虽有败退广西的计划，但由于其主力在中南前线并没遭受我军歼灭性打击，因此，自比“小诸葛”和“常胜将军”的白崇禧绝不会甘心不战自退放弃湘南，眼下正处于举棋不定之中，这正有利于我军抓住战机，消灭白崇禧主力于湖南地区。然而我军此时面临的作战形势也是相当复杂微妙。如果我军作战行动急猛，白部就很可能会迅速退守广西，出现我军极不愿看到的结果。为实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消灭白崇禧集团主力全部或大部于湖南地区的战略要求，野战军首长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制定了先稳住敌军，暂缓攻击，采取东西两翼远距离迂回包围，截断敌人退路后再围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即以我军第13兵团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直插广西的百色、南宁，断敌西窜云、贵的退路；以第4兵团、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夺取广州，尔后第4兵团继续西进，实施大迂回，断敌逃向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退路，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钳形合围；以12兵团为中路军，发动进攻战役以牵制敌人，待我合围完成后，尾随敌人进入广西，与预期到达的第4、第13兵团最后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遵照四野总部的指示，我第4、第13兵团两只部队开始避开大道走小路，昼伏夜行，执行战略迂回任务。但战略迂回毕竟是大部队行动，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可能，如果作战意图暴露，将会使我军整个作战计划前功尽弃。为此，野战军首长决定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最大可能地稳住白崇禧集团。那么，采取什么的办法最好呢？ 破敌台巧布迷惑阵 就在野战军首长正为采取什么样手段和措施犯愁时，彭富九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我军经过连续侦察，近日在长沙市郊破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个秘密电台，并抓捕俘虏了敌电台台长。原来，爱耍小聪明的白崇禧在长沙撤退时还专门从其司令部抽调人员秘密布置了潜伏电台，专门搜集我军进城后的动向和下一步作战行动的情报，定时向白崇禧的司令部发送，为其与我军展开战略**提供依据。彭富九接到报告后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主管情报工作的野战军首长，野战军首长听后立即指示彭富九连夜突击审讯被俘的敌电台台长，尽快把情况彻底搞清楚。 被俘的敌电台台长是个白面书生，是白崇禧司令部通讯部门的一个“技术干部”。由于国民党军统长沙站包括原站长黄康永和大特务刘人奎、张毅夫、 刘炳文、张严佛等人都跟随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使得长沙地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完全瘫痪，白崇禧只得从自己的军队中派出非军统出身的潜伏电台，留在长沙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没想到很快就被我军破获了。敌台长被俘后一直惊恐不安，不知我军将如何处置他。于是，彭富九便对症下药，在审讯中对敌台长进行了政策攻心，详细讲明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讲叙了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已彻底丧失民心，最后必定失败的历史铁律，启发他弃暗投明站到人民一边。敌台长经过教育后表示，既然连长沙站的军统特务都参加了起义，他也愿意向我军投诚效力，用实际行动争取立功。他最后向彭富九交代说，自己的电台在被破获时，报警暗号还未来得及发出，白崇禧司令部目前并不知道该电台已被解放军破获。他同时还主动交出了电台密码本，提供了他所知道的白部的一些情况。 野战军首长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当知道敌人尚未发觉该电台已被我破获，决定将计就计利用这部电台向白崇禧司令部发报，用假情报迷惑麻痹敌人，以达到拖住敌人、掩护我军战略行动的目的。于是，彭富九根据野战军首长的意图，亲自拟定了假情报的电文，内容大意为：**四野士兵多系东北人，初到南方水土不服，又极为疲惫，伤病员甚多，正处于休整状态，部队已发放秋衣，未发现有重大行动之迹象云云。野战军首长看了电文后十分风趣地说：“这份电报“小诸葛”看了一定感兴趣，他会好好研究它的，“小诸葛”这回可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为确保万无一失，这份电报由彭富九和我军技术侦察人员亲自上机监督，由投诚的敌电台台长向白崇禧司令部拍发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