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的一天,陈淑光又受领了一项任务:调研北京站的布防工事。她一身学生打扮,夹着几本书来到城墙下,往前踱着步。“右手里拿着管口红,看到碉堡、大炮,就在左手心相应的位置点一下。万一被抓住,我一搓手,他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到。”
外表悠闲,心情忐忑。其间,还真有小小的惊险:“两个国民党兵跑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在这里转悠什么。”
陈淑光看见不远处有所小学,灵机一动,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要到小学去看朋友!怎么,这都不行吗?”说完,她不等两个兵答话,转身就往小学走。
“还好当时学校都不上课,门禁管得不严,不然如果到了门口被拦住,那两个兵肯定要追上来抓我。”陈淑光说,走出好远,她还感到背后两道目光一直盯着自己……
不久,成套的城防图摆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桌面上,图上清晰地标注了北平城里所有的碉堡、弹药库和其他军事设施。“其实我们这些学生的侦察只起到辅助和印证的作用,详细具体的城防图还要靠地下党提供。”陈淑光说。
其中,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功不可没。经过他的策反,国民党军不仅送来了内部的城防图,一位国民党师长还对王甦说:“你们一开始攻城,我就把军官集中起来开会,让部队失去指挥。”傅作义的铁甲车队也与地下党约定暗号,一旦攻城,铁甲车将临阵倒戈,带领解放军破城而入。
“我常常在想,傅作义是识时务的,走上了和平改编之路。如果他不走这条路,他的部下也会走,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谁也挡不住的。”晚年的王甦每当谈及北平解放之事,都会感慨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时任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崔月犁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中共对傅作义所做的工作,主要通过三个人来完成: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我就是党安排在我父亲身边的传声筒。”傅冬菊曾这样总结她的地下党工作——傅作义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还拔出手枪来对着太阳穴,诸多类似的举动都很快送到了解放军的高层首长那里,以供研判。
刘厚同则是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向傅作义谈形势,摆利害。傅冬菊曾回忆,傅作义常对部下说: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反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如果你能顺应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