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的一天，陈淑光又受领了一项任务：调研北京站的布防工事。她一身学生打扮，夹着几本书来到城墙下，往前踱着步。“右手里拿着管口红，看到碉堡、大炮，就在左手心相应的位置点一下。万一被抓住，我一搓手，他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到。”
外表悠闲，心情忐忑。其间，还真有小小的惊险：“两个国民党兵跑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在这里转悠什么。”
陈淑光看见不远处有所小学，灵机一动，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要到小学去看朋友！怎么，这都不行吗？”说完，她不等两个兵答话，转身就往小学走。
“还好当时学校都不上课，门禁管得不严，不然如果到了门口被拦住，那两个兵肯定要追上来抓我。”陈淑光说，走出好远，她还感到背后两道目光一直盯着自己……
不久，成套的城防图摆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桌面上，图上清晰地标注了北平城里所有的碉堡、弹药库和其他军事设施。“其实我们这些学生的侦察只起到辅助和印证的作用，详细具体的城防图还要靠地下党提供。”陈淑光说。
其中，专门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功不可没。经过他的策反，国民党军不仅送来了内部的城防图，一位国民党师长还对王甦说：“你们一开始攻城，我就把军官集中起来开会，让部队失去指挥。”傅作义的铁甲车队也与地下党约定暗号，一旦攻城，铁甲车将临阵倒戈，带领解放军破城而入。
“我常常在想，傅作义是识时务的，走上了和平改编之路。如果他不走这条路，他的部下也会走，北平的和平解放，是谁也挡不住的。”晚年的王甦每当谈及北平解放之事，都会感慨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时任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崔月犁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中共对傅作义所做的工作，主要通过三个人来完成：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我就是党安排在我父亲身边的传声筒。”傅冬菊曾这样总结她的地下党工作——傅作义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还拔出手枪来对着太阳穴，诸多类似的举动都很快送到了解放军的高层首长那里，以供研判。
刘厚同则是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向傅作义谈形势，摆利害。傅冬菊曾回忆，傅作义常对部下说：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反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如果你能顺应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