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朱自清《诗言志辩》），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诗起于乐”。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而歌、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就成了诗的先天特点。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转自瀚文视点，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