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公元627-649年)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6年8月，唐高祖李渊让位，李世民继位称帝，是为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唐太宗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兴旺的景象，国力强盛，*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因为唐太宗年号为“贞观”，所以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封建治世的楷模。历史
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有名的治世，因年号“贞观”（627—649），故有此称。唐大宗李世民即位初始，惩隋亡之鉴，顺应天下思治的民情，“抚民以静”（《资治通鉴》卷191）为施政的出发点，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兴修水利、鼓励恳荒、增殖人口、广设义仓等措施。使隋末战乱一度凋敝的社会生产又呈现生机。从谏如流，选贤任能为贞观之治的明显特点。太宗本着舍短取长，兼明优劣的用人方针，充分发挥贤者能人的德才之长，亲君子、远小人，士庶并举、新故同进、汉荑并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虞世南、马周、秦叔宝，或以善谋、或以善断、或以忠直、或以干练、或以文才、或以武勇，各尽所能，效力于太宗，以至人才济济，文武荟萃，成为贞观之治实现的重要因素。太宗极为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亲民，执法务求宽简，提倡节俭，抑制旧上族势力，并大兴学校，盛开科举，宠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庶民地主广开参政之门。太宗致力于巩固边防，安抚边疆各族降众，广以羁縻州府，缓和了西北、北边的边患，民族间的交往得到加强，因此，北方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并开辟”参天可汗”道，以加强羁縻府州同中央的联系。太宗在兼容并蓄、开明开放的民族思想指导下，推动的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在汉藏友好史上意义深远。贞观年间一系列的*、经济、军事措施，效果显著，“贞观之治”所造就的盛世升平景象，史家经常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贞观后期，太宗屡兴营建，日趋骄逸，又连年用兵，亲征高丽，加重了人民的8pt 91.6pt 137.4pt 183.2pt 229.0pt 274.8pt 320.6pt 366.4pt 412.2pt 458.0pt 503.8pt 549.6pt 595.4pt 641.2pt 687.0pt 732.8pt; mso-layout-grid-align: none" align=left李世民继位之初，国内仍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边境地区形势紧张，东、西突厥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也不断骚扰、进犯唐朝边境。内地因隋末唐初的大规模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凋蔽，阶级矛盾仍然很尖锐。面对严峻的形势，唐太宗李世民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隋炀帝败亡的历史教训，他感觉到民众力量的巨大。他以隋朝的覆灭为戒鉴，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力求缓和阶级矛盾，避免人民起义。他对臣下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刻薄百姓来奉养人君，就象割身上的肉来吃，肚子饱了，但身体也完了，人君固然富了，但国家也就亡了。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来于外面，而是由自己造成的。”他还时常教育太子李治：“水可以行船，也可以沉船，百姓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他认为必须改变隋炀帝的残暴做法，实行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他的皇位才能稳固。他指出：“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统治者应当“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缓和阶级矛盾，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根据这种思想，李世民宽刑减法，轻徭薄赋，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度，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李世民的用人原则是任人唯贤，选贤任能，他不拘一格地起用人才，从中央到地方选拔录用了一大批精干的官吏。李世民曾对魏征说：“选择官员，不能马虎，用了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来了。”因此他处处留心，“梦寐以求忠贤。”有一次，他让封德彝推荐有才德的人，过了很久，封德彝也没能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封德彝，封回答说：“我不是不尽心，实在是现在没有出色的人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好比使用器物，各取他的长处。古代能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的人，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借用人才吗?应该忧虑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断定今世没有人才呢?”
李世民最倚重的猛将尉迟敬德，原来是他的敌人刘武周手下的偏将，李世民打败刘武周后，归降李世民。后来与之一起降唐的隋将寻相叛唐，李世民的部将就把尉迟敬德抓起来准备杀掉，以免留下后患。李世民看尉迟敬德是个人才，就释放了他，并把他请到自己的府上，与他推心腹地长谈，说：“大丈夫意气相投，就竭尽忠心，这些小事不必计较了，我不会听信谗言，随便怀疑好人的。”还送给许多金银财帛。尉迟敬德十分感动，从此忠心耿耿。李建成曾用金收买他不成，不久又派人行刺他，他都毫不动心，始终追随李世民，并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登上帝位立下了大功。
魏征原是李建成的宫臣，在李氏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介入很深，曾劝李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李世民登上帝位后，不计前仇，对他委以谏议大夫的重任，专门负责向朝廷提意见，后来官任秘书监，参与朝政。
公元629年，李世民下诏要百官议论国事，提出建议。中书将常何提了20多条建议，写得头头是道。李世民知道常何是一员没有读过书的武将，很惊奇他写出这样有水平奏章。便问他，才知道原来是他的朋友马周写的。李世民遂派人去请马周，经过交谈知道了马周原是个落魄书生，地位出身低微，但是李世民发现他是个治国的人才，便不计门第，马上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后来升任为中书令，主持朝政。
由于李世民的用人政策十分开明，使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将相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马周、张玄素、褚遂良等文人组成的领导集团。这些人为唐朝的强盛各显其能，各尽其力，这也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魏征等人“直言敢谏”，成为一代-风尚。这也是唐太宗文治成功的关键因素，唐太宗把君臣关系比作源头与流水的关系。他认为“君，源也；臣，流也”，“源清则水流”，“源浊而求之流，则不可得矣”。(《资治通鉴》卷152“唐纪”太宗贞观二年)为了保持“源清”，他要求臣下对他的过失一定要谏诤，他还经常鼓励臣下直言极谏。魏征、王珪、刘泊、褚遂良等人都是当时的著名谏官，他们所谏的内容，上自国家大政，下至宫廷琐事。魏征一人仅在贞观初年就进谏二百余事，并提出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著名论断。由于唐太宗能求谏纳谏，侍臣才敢于直谏，使一些有益的政令措施得以贯彻执行，也使不利的政令措施得以纠正，避免了许多过失。
综观唐太宗统治集团，在贞观年间(627-649年)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对于急剧变化的唐初形势，起到了缓和、安定的作用。当时，监狱常常是空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29人，人们即使外出几个月，也不用锁门。行旅往来各地，不必自带粮食，随时在路上可以得到供应。连年的农业丰收，也使社会越来越富裕。
贞观时期的武功也是唐朝时最盛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先是派兵灭掉东突厥和薛廷陀两个汗国，接受回纥的顺服，在大漠南北建立了一些都督府。接着，又挥师大破吐谷浑，灭掉西突厥，在西域建立起安西都护府。至此，消除了边疆的不安定因素，在西北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唐太宗又对其它少数民族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较好的处理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646年，唐太宗还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巩固了西南边疆。同时开始收复辽东。这些轰轰烈烈的事业使唐太宗威名远扬，少数民族首领尊他为“天可汗”。
总之，贞观时期，唐王朝在较短的时间内把隋末乱世变成封建治世，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效仿的楷模，唐太宗也被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有作为的君主和-家而永载史册。的负担，在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不如前期。因此，“贞观之治”是有其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性。
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突出的明君，“贞观之冶”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唐宋以来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都有较高的评价。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当然不能说这些全无根据，但溢美成分也是不少的。总起来说，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他用贤勤政，*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较融洽。这确实是封建社会的治世，它比平世自然好得多，更不要说乱世了。唐太宗是实现“贞观之治”的领导者，他比封建时代的平庸君主要强得多，更不要说昏君、暴君了。明君、治世，给人民多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利。从这个角度看，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是应当基本予以肯定的。
贞观治世，不仅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造成的，更应看到，它的出现是隋末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农民战争打击和教训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太宗及其辅佐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对农民的要求有所考虑，以至在其中有所反映。如轻徭薄赋就是农民战争反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反映，庸法全面实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愿望。更何况，贞观治世的出现，完全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由此可见，“贞观之治”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明。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即使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阶级矛盾还相当尖锐。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在统冶的初期，留心治道。注意兼听纳谏，注意节俭。但是，在统治稳定之后，也就不同于前了，他逐渐骄傲起来了，纳谏也少了，“营缮”则多了，行幸游措频繁了，还出兵征高丽。总之，贞观后期的*大不如贞观前期，说明贞观*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这些，都是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局限性。当然，这在唐太宗和整个贞观时期，只占次要位置，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封建*家和“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著名治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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