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姚莹一生，仕途坎坷，如其自述：“浮沉四十载，十事九不遂。（姚莹：《后湘续集》卷7，第5页，《感遇》（《中复堂全集》，同治六年重刊本，第十册。以下所引姚莹著作及姚濬昌所撰姚莹年谱皆本此）。）”然而，他却受到了一些督抚上司的称赞。为龙溪令时，闽督董教增誉其为“闽吏第一”（《后湘二集》卷4，第9页，《感怀杂诗》之七。）任江苏武进知县时，江督陶澍赞之曰：“精勤卓练，有守有为。”苏抚林则徐称他“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任台湾兵备道，闽抚刘鸿翱又称赞他“经济根于学问，正直而能通达，讨逆平叛，功绩昭著，洵海外之保障。（见《东溟文后集》卷9，《十幸斋记》。）”在四川任蓬州知州，川北道胡兴仁亦赞叹道：“君可谓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矣！（《后湘续集》卷6，第14页。）”对其著作，时人评价甚高，如汪廷珍给姚莹早年的诗文集题辞：“行则施为霖雨，藏可勒诸名山。（《后湘二集》卷4，第9页，《感怀杂诗》之六。）”可见，以封建时代的标准衡量，姚莹有操守，有能力，既有文名，又懂韬略，堪称“能吏”。而这位颇有治绩的封建官吏，却又是近代爱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近代爱国主义与古代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反抗的对象是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反抗手段中最具特色的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把反侵略与中国的近代化、中国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姚莹从封建王朝的能吏转化为反抗侵略、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身上必然存在这种转化的基因和条件·在学术思想上，他崇尚程朱理学而贬斥乾嘉汉学，又力主“经世致用”。在伦理道德上，他信守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姚莹褒扬传统道德之文甚多，略可参见《东溟文集》、《东溟文后集》、《东溟文外集》等。）但是，无论是在学术思想还是在道德观上，他与那些道学先生都不同：其一，对于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姚莹著之于文，施之于行，言行一致。其二，他并非如腐儒之食“理”不化。他虽崇尚理学，但对其空疏亦有微词（《寸阴丛录》卷3。）他虽贬斥汉学，但并不反对名物训诂，认为说文、音韵、训诂是学习经典的门户阶梯，应择善而从（《寸阴丛录》卷卷1。），主张“考订不废义理”（《东溟文外集》卷1，第34页，《复黄又园书》。）在道德观上，他一面大讲妇女的贞节，一面却对“先贤”以微故出妻大加非议。在对待夫妻关系上，显露出平等与人道主义的观点（《识小录》卷2，第3页。）可见，姚莹的思想是比较开明的。其三，他虽然慕古，但非泥古不化。随着社会的变化，他能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古老教条，面对现实。他具有变易思想。这些特点，对于他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时，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思想界的先驱者，有密切关系。
二大凡提到传统的伦理道德，人们往往会想到吃人的封建礼教而深恶痛绝。其实，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并非一无可取。如果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道德中的某些部分，是可以使人发出光辉的。
前已提及，姚莹不仅讲究传统道德，而且身体力行。无论处在什么境遇之中，他都念念不忘对皇帝的忠诚，念念不忘公忠报国，而将个人的名利地位放到次要地位。甚至为了国家社稷，为了顾全大局，他宁愿自己忍辱负重。这种道德准则，支配着他登仕籍后数十年的行动。
姚莹30岁后开始做官当县令，中经颠踬，到50岁时，由陶澍、林则徐保荐，才升为高邮知州。过了三年，又升署台湾兵备道，并加按察使衔。他认为，这是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因而竭力图报。适逢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数次侵扰台湾，姚莹与总兵达洪阿严密防守，计诱攻击，斩获甚多，取得了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江宁议和告成不久，由于英方的恃强要挟，大臣的屈膝媚外，遂酿成台湾冤案。当此案酝酿之初，姚莹得知英人贴出告示，提出惩办台湾镇道的无理要求时，他一面上奏折，一面写信给福建督抚，说明夷人初受安抚，不要以台湾一隅妨碍大局。虽然英人的要求无理，但为顾全大局，自请调离台湾，易地差遣，“俾台湾免生兵衅”（《东溟奏稿》卷4，《夷酋张贴伪示请旨查办奏》；《东溟文后集》卷5，《风闻厦门夷情反复状》。）怡良渡台，决定将姚莹逮京问罪。这时，在姚莹心里产生了情与理的尖锐矛盾。以情论，台湾镇道抗敌有功，事实确凿，斩决夷俘，奉有谕旨，何罪之有？怡良等无抗英之功，反忌台湾镇道功出己上；逮京问罪，成见早定，以功为罪，能无怨愤？以“理”论，此事乃“夷酋”发难，若以为诬，夷必不服。如镇道不去而夷或至，别有邀求，又烦圣厪。大局不可不顾。在情与“理”冲突时，姚莹的道德准则是无条件地以情服从于“理”。他认为，“大局已坏，镇道又何足言？但愿委身法吏，从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则大幸耳！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东溟文后集》卷8。）”他甚至说：“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古有杀身成仁、毁家纾难者，彼何人哉！（《再与方植之书》；卷7。）”这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何等相似！当然，姚莹不是无恨的，“独念以天朝全盛之力，绌于数万里外之丑夷，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无恨耳！（卷8，《与光律原书》。）”他为中国的战败而痛心，但又无可奈何，只好以自己入狱来顾全已成之和议大局了。
姚莹以牺牲个人利益去顾全国家大局的思想，是始终不渝的。他被逮人都后在给南河总督潘锡恩的信中说：“正气者，其人公而无私，计国不计一家，为天下不为一身。人能忘其身家以为国而至天下，气之正孰大乎是？（《东溟文后集》卷8，《与潘河帅书》。）”就是在他到四川被派藏差很不得意的时候，仍然怀着一腔热血，关心着国家大事。他论道：“所谓热血者，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展转于怀，不能自已，夫是之谓热血，岂可轻易言之耶？（《康輶纪行》卷15，《一腔热血须真》。）”困厄之时见真情。姚莹在他一生中最为困顿的时候，仍忠于君国，为天下事而不计个人荣辱。
姚莹不仅“忠”，而且非常重视传统道德中的“节”——操守与气节。当姚莹考中进士之时，士林风气日坏。许多人为能得一美缺，为能升迁，而四处请托。且不说师生同年、亲朋好友，就是从未谋面、毫无关系者，只要与铨选、保荐有关，就竭力钻营。对于官场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姚莹鄙夷不堪，深恶痛绝。他深叹当时座师与门生结为私党，“以为国求贤之大典，竟为植党营私之善计，私门之害国家甚于朋党”的坏现象（《康輶纪行》卷5，《师生名谊当辨公私》。）他斥责那种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师生关系说：“近世则延纳才士以为己名。士利其财，亦争趋焉。鄙者则面谈承奉，无所不至，此尚知有廉耻气节哉！（《东溟文后集》卷11，《张亨甫传》。）”他自己从不趋附，不钻营。“三至京师，足不及权要之门。三为县令，未尝降志于督抚。（《东溟文后集》卷6，《复管异之书》。）”姚莹台湾抗敌建功，且有文名，故被逮之后，京师颇为轰动，朝内公卿显贵关注者不少。出狱后，欲与之相见者甚多，其中军机大臣潘世恩、祁寯藻皆为姚莹十几年前旧识，祁与姚还有姻亲关系；侍郎陈官俊、祝庆蕃、魏元烺等，是姚莹的同年或同乡；还有原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汤金钊等。当时，姚莹处境不好，后当如何，不得而知，然而，姚莹不仅全然不为仕途之事向他们求助，而且除赴同年同乡之会外，其他人概不往见。祁寯藻因有戚谊，曾去看望姚莹。姚不仅无所请托，反而对祁说：“公在密勿，获咎之人，于义不当干谒”，祁深以为然。此后，姚莹到四川任一穷僻山区的知州，他也从不向在京做大官的同年故友求告，甚至为了避嫌，连书信也未写过。他这样做，是为了不失节操。他说：“士大夫守身当如处于，若妄有干谒，是妄以身事人矣。……古大人钜公，为国进贤，不为私惠，不欲人之干谒，以示大公，其自爱爱人如此。莹虽不敏，何敢不爱其身，复不以古大臣之义爱诸公乎！（《东溟文后集》卷8，《复廌青一无书》。）”
姚莹严守节操，为此虽吃了不少苦头，但志节不改，老而弥笃，“通塞毁誉，一切听之”（《东溟文后集》卷8，《候林制军书》；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因此，他不媚时俗，不怕触时讳，凡自己认为是对的，应该做的，就不顾他人的非议，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尽管前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已犯诸公之忌”，他自己曾入狱、遭贬，可他不顾忌讳，为使国人了解情况而写《康輶纪行》（《东溟文后集》卷8，《候林制军书》；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姚莹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他痛心疾首，冀雪国耻而上下求索。在被逮入京途中，他置自己的冤抑不顾，却对和夷后患，黄河决口，飞蝗满天而忧心忡忡，慨叹不已（《后湘续集》卷2，《宿龚家城》。）他人刑部狱及被释后，去四川履任途中以及准备赴乍雅时，对于防夷、夷患，仍梦魂萦绕，无时或忘（《后湘续集》卷2，第8页；《康輶纪行》卷1，第8页。）至蓬州任后，姚莹得知水旱虫雹之灾遍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甘、江、浙等省，他又为此而心中愁云凝重，不能自已（《后湘续集》卷6，第2—3页。）一个屡遭摧折、年逾花甲的人，想到的不是个人遭遇，而是天下大事，其情操，其忧国之心，于此可见。
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能吏，姚莹深知民对于国家之重要性。早在道光初，他就在论治台之术时说：“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其好恶。（《东槎纪略》卷4，第19页。）”道光中，在论及盐课征收时，他认为：“自古善谋国者必固其本，故保民而后有赋，保商而后有税。世安有民穷商困而赋税能长盈者乎！（《东溟文后集》卷6，《复陶制军言盐务书》。）”因此他较为顾惜民力，对不堪驱策的百姓也产生同情。他自成都去乍雅，沿途服役的“乌拉”自带口粮、牛马应差，在冰天雪岭的长途跋涉中被土官鞭打驱赶，以至倒毙于阴崖之下。对于这些应差的“蕃儿蛮户”，他颇为怜悯。
姚莹的守正不阿，不媚时俗，关心国计民生，使他头脑较清醒，对社会上、官场中的丑恶现象痛加针砭。
对于科举之弊，姚莹认识颇深。他指斥道，科举之学最为“猥俗浅陋”。士子读书，只知求取功名，得到高官厚禄，却不通大义，不知古今是非利弊。一旦当官，对世事既昏且聩，对兵刑钱谷全然不晓。故科举取士造成了士林只求名而不务实的极坏风气。他揭露说，官场之中，习委蛇之节，仍贪冒之常，空发议论，莫究实用，涂饰为文，讳言国事，任事人少，畏葸者多，昧于大体，徒拘小节，墨守陈规，“一闻异论则摇手咋舌以为多事，是坐视大厦之欹而不敢易其栋梁者也。”他浩叹人心风俗之坏：“正直敢言之气于今衰也久矣，自古未有委靡若此之甚者也！”而谗谄面谈之风则盛行；“谄谀成风则以正言为可怪，始而惊，继而惮，继而厌，最后则非笑之以为不祥。夫以正言为不祥，其时其事尚可问哉？（《东溟文外集》卷2，《复座师赵分巡书》。）”姚莹正视现实，指斥时弊，确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作用。
由此可见，姚莹确实恪守传统道德而不渝。这与当时官场中日渐严重的腐朽气息、士林中唯名利是鹜的卑下风气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三姚莹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的思想先驱、近代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因为他有反抗侵略、了解西方的思想和行动，而这两方面都与姚莹的传统道德有关。
台湾抗英，是姚莹的一段光辉历史。就其抗击英国侵略的原因而言，从姚莹著作中直接反映出来的，主要有两点：第一，报皇帝知遇之恩。第二，他是台湾兵备道，守土是其无可旁贷的职责。他在道光二十一年的一封信中说：“莹职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不敢他及也。（《东溟文后集》卷7，《复梅伯言书》。）”这时，姚莹忠君爱国、严守志节的传统道德，表现为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英勇抵抗。从主观上讲，这种“振天威而固疆圉”（《东溟文外集》卷1，《与陆制军书》。）的抵抗，与岳飞的抗金，文天祥的抗元，史可法的抗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但是，由于时势的变化，姚莹所抗击的，不再是中国周边少数族的进攻，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因此，他的守土抗英，不仅仅是在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是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领土的完整，从而使他的爱国主义有了“近代”的特色。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时代将姚莹推到了近代爱国主义的高度。
姚莹在台湾抗英取得了胜利（《东溟文后集》卷8，《与光律原书》。），这也不完全是一个战略战术问题，它与道德有一定的关系。姚莹对办夷务的看法是：“畏葸者固非，而轻敌者亦未为是。忠于谋国者，总当无立功好名之心，审量事实机宜，善权始终。（《东溟文后集》卷7，《复梅伯言书》。）”这里提到的“忠于谋国”，“无立功好名之心”，都属道德范畴。他在台湾的战守策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确定的。结果，稳妥而有效地保卫了祖国宝岛。如果仅停留在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上，而对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对于抗击侵略的有效手段不予讲求，其意义是有限的。姚莹的先驱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对改变中国的茫昧落后而放眼世界，刻意追求。姚莹对异域情况的关注较早，“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于是“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康輶纪行·自叙》。）他在福建龙溪知县任上，曾得龙溪人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和陈伦炯（乾隆南澳总兵）著《海国闻见录》两书（《康輶纪行》卷10，《海岛逸志》；卷16，《附〈中外四海地图〉说》，《陈伦炯〈四海总图〉说》。），并将其带至台湾，准备加以研究。他早年所著的《识小录》就有9篇关于中国边疆及外国的记述。
鸦片战争大大地刺激了姚莹的道德心。在强烈的道德责任感驱使之下，他去寻求一条有效地抗御外夷侵略的途径。
姚莹认识到，“外蕃之敢为奸诈欺中国者，以中国无人留心徼外事也。（《康輶纪行》卷4，《明臣议抚驭外夷》。）”在鸦片战争中，中国沿海数省被蹂躏，朝廷命将出师，兵败地失，屈辱求和。为什么会失败得如此之惨？“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实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苟能知其虚实与其要领，何难筹制驭之方略乎。（《康輶纪行》卷12，第35—36页。）”在鸦片战争中和战后，姚莹便广泛搜集有关外国情况的著作与地图；亲自审问英俘，向他们询问外国情况；到西藏去，沿途访察边疆及外国情况；将南怀仁《坤舆图》、陈伦炯《四海总图》、英俘颠林所绘之地图合刻一起，以便相互参照考订；至道光二十六年，又写成《康輶纪行》一书。他在该书中，甚至提出了尽量引进外国各种书籍、请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以便了解外国的主张。他说，如果知道英国的虚实，就不难想出制驭英国的办法，“曷不尽取外夷诸书，与留心时事者日讲求之，更进外夷之人素仇英吉利者日咨访之乎！（《康輶纪行》卷12，第35—36页。）”对于英国人在学问方面的长处，他也能给予肯定。在中英战事结束后，英国人邀请姚莹到他们的兵船上去。姚莹去后，仔细观察了英船结构、武器装备等情况，并对英国军官住舱内陈列的有关天文算数、航海的数百册图书很感兴趣。他既不被英军之船炮所惊倒，也不持鄙薄夷人的陈腐之见，而是正视现实，并对华夷作了比较，承认中国士人的愚昧。他说：“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数，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泚然愧乎！（《康輶纪行》卷5，第3页，《外夷讲图书》。）”
他对外国情况孜孜以求，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望尘莫及，主张尽取外国诸书，更进外国之人。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去这样做？这就是传统道德。他有“本不在温饱，亦不畏权势，苟能一言一事于斯世有益，所获多矣”（《东溟文集》卷4，第26页，《复马元伯书》。）的志节；有一股为国家而不计一切的凛然正气；有“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辗转于怀，不能自已的一腔热血（《康輶纪行》卷15，《一腔热血须真》。）；有忠于谋国，“无揣量计较之心”，“蹈汤火，赴白刃而不辞”的忠诚（《康輶纪行》卷8，第15页。）；有国家多难，“苟非持禄固宠，则义之所在，虽小、臣亦赴难蹈死，何计利害”之“正”（《康輶纪行》卷3，第1页。）；也有“不肯媕婀随俗”（《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的气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谈到，是道德心促使他写《康輶纪行》。在《复光律原书》中他写道：外夷侵凌中国太甚，凡忠义之士无不痛心疾首，日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自己“岂可以身幸不在海隅，遂苟且目前，为一身之私计已乎！（《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与雅州知府余小坡信谓：举世讳言外夷之事，“莹以获咎之人，顾不知忌讳耶？特不忍自负其心，冀中国有人一雪所耻耳！（《东溟文后集》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总之，是传统的道德促使姚莹不仅坚决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而且非常注意了解西方，了解世界，从而使他成为近代爱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四
姚莹的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而发生变化。他信守不渝的传统道德，发展为抵抗侵略、了解西方的近代爱国主义。不过，这种发展变化，同他的变易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也有密切关系。不然，有许多恪守传统道德的人，在社会发生巨变时，并未成为了解、学习西方的思想先驱，就难以解释了。
姚莹重视传统道德，对古圣先贤亦崇拜。然而，他并不泥守古法。他认为，“古礼之不可复也，亦犹江河之不可复返矣。（《东溟文集》卷1，《师说上》。）”他坚决反对在时代不同、情况变化、古今异势之时，执古绳今，妨碍大局的鄙陋迂腐之见。他潜心域外之事，与古训相迕。“盖三代以来，不勤远略，……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康輶纪行》卷12，《外夷留心中国文字》。）”“自古名贤皆恐世主侈情务远，骚中国而事外夷，故深拒夷事不讲。（《东溟文后集》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他以为，“古今时势不同，当务为亟。今日事势可忧可惧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见，犹以覆辙为羡谈也。（《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因此，“谓固我屏藩，不劳师于异域，可也。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闇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康輶纪行》卷12，《外夷留心中国文字》。）”他切望“有志君子”积极了解世界情况，以谋对策。这种远见，来源于忠于谋国之心，也来源于不拘古法的变易思想。
姚莹不怕非议，立足现实，还因为他主张“经世致用”。姚莹“自弱冠时即以经世自任，为政务因地制宜，无所偏执。（《年谱》，第27页。）”中国鸦片战争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能有效地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凌。一贯以经世自任的姚莹，也就很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到如何制夷的问题上来了。
五与林则徐、魏源相比，姚莹在某些方面要略逊一筹。又因为同处于社会转变时期，同林、魏一样，姚莹身上具有明显的旧印迹。
单就抗击英军侵略而言，姚莹在台湾的战绩比林则徐在广州取得的要大些。但是，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与开眼看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远比姚莹重要。
在了解世界方面，姚莹作了许多努力。虽然其《康輶纪行》在内容与影响上，均不如《四洲志》与《海国图志》，但其打破闭目塞听，将眼光投向世界以有效地对付外国的侵略方面，姚莹与林、魏是完全一致的。姚莹与他俩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林则徐与英国侵略者对敌，产生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魏源则非常鲜明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可姚莹在这一点上却显得暖昧。他在写《康輶纪行》以前，《海国图志》已经刊刻出版，他也得到了此书。姚莹对《海国图志》赞扬备至，说魏氏著是书“大获我心”。然而，对魏源的“师夷制夷”的主张，姚莹却未明确响应。姚莹确曾说过，他写《康輶纪行》是欲使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也提出过“尽取外夷诸书”，“更进外夷之人”的主张。可是这里的“习”乃熟悉而非学习，取夷书、进夷人，目的也是在了解外夷情况。虽然，他承认夷人有过人之处为“师夷”作了铺垫：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呼之欲出，但是他终究未能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因此，在反抗侵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这一思潮中，姚莹的名气不如林、魏大，理所宜然。
姚莹的忠，在反抗侵略，在把眼光投向世界、投向西方方面，确实是一种驱动力。但他为了尽忠也不遗余力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反抗侵略，了解西方，使其爱国主义具有“近代”的特色，但他却是对皇帝、对清王朝尽忠，缺乏近代的民族意识，这又使他的近代爱国主义带有旧的印迹。姚莹在台湾设防、抗英，一个突出之点是利用民力，即广招乡勇、水勇。不过，募游手为壮勇，以消其“不靖”之心，是姚莹维持地方统治的一贯思想。他认为“乡勇非他，即台地之悍民也。能善驭之，故为义勇；苟一不善，则乱贼矣。”“其患更有不可言者”（《东溟文后集》卷5，《驳淡水守口兵费不可停给议》。）这点他与林则徐是一致的，表现出坚定的地主阶级的立场。
在对西方的认识、了解方面，姚莹比一般人深刻得多，但其中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有的认识也含有相当多的自大成分。其着力撰写的《康輶纪行》，主要目的是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但是，如果除去集中介绍中国已有过的地图的第16卷外，真正介绍外国的内容并不很多，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则更少。该书共522条，其中关于中国西部边疆地理、世界三大宗教、外国史地及其他情况的记载，约102条，仅占所有条目的五分之一还弱。可见，从总体上看，姚莹对西方、对世界的了解和介绍，还是初步的、肤浅的。
指出姚莹这些弱点，意在更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他，同时也欲说明处于社会转变时期的这位思想先驱的时代特点，决无以此去贬低、苛求他的意思。对于在长期封建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姚莹，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成为反抗侵略、了解西方的重要代表人物，实在是很了不起的。正如在航天飞机翱翔太空的今天，人们仍充分肯定菜特兄弟的飞机发明一样，对于姚莹这位在中国近代史开端时踏着荆棘向前迈步的先驱者，我们永远怀着无限的崇敬！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