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曾国藩的学生，留心时务，通达外情，是位洋务派人物，1875年任福建巡抚兼福州船政大臣。当时台湾仍是属福建省管辖的，设两个府—台湾府和台北府。任职期间，丁日昌于1875年冬和1876年冬两次到台巡视，经过调查和实地考察后提出开山“抚番”、训练军队、奖励移民，进一步建设台湾。为了建设台湾，丁日昌特别注意对台湾吏治进行整顿。
（一）
特别注意对台湾吏治进行整顿，并不是丁日昌随意想起来的，也不是为讨好群众而装装门面，乃是针对当时台湾吏治腐败不堪的局面而提出来的。清初统一管理台湾后，先后从大陆派了大批官吏到台任职。不可否认，到台任职的官吏中，不少人是廉洁的，为台湾同胞办了不少好事，对开发和建设宝岛做出积极的贡献，深受台湾同胞的称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吏，把台湾视为“乐土”，把到台任职看成是个“肥缺”，考虑着如何去捞一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即使原来是“好官”，也未必能办出好事来，更何况有的本来就是贪得者。加上台湾孤悬海外，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对某些贪吏说来，正是绝好机会，可以放手地去贪。有的人开头时还视台湾为畏途，到台后很快发现，那里对自己大有利可图。因此，那里早就贪虐成风。“文职自道府以至厅县，武职自总兵以至守备千总”，各显贪得神技。他们采用“婪索陋规”，“每年盈千累万”（见《彰化县志》，“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有的文武官员“只知饱欲壑”，不管台胞死和活。鸦片战争后，中国*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台湾“官吏之不肖”情况越发严重。署过台湾道的徐宗干曾这样说过，那时全国各省“吏治之坏，至闽省而极，闽省吏治之坏，至台湾而极”（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官牍卷四、卷五。）。那里阛扉人满，“淹禁累累，死者固求其生而不得，生者且求其死而不能。黑狱沉埋，罪未定而幽瘦闭毙者，亦不可胜计，怨气充塞”。一般官吏，总是避张皇之名，以苟安为镇静，而所谓“能干官员”，则专用火烈畏民，即为除暴安民，而以暴攻暴，陈陈相因，积重难返（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官牍卷四、卷五。）。那些贪官暴吏，在*上压迫台湾同胞，骑在台湾同胞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在经济上榨取台湾同胞，强迫台湾同胞要交纳繁重的捐税。鸦片战争前后，单“正供”便已使民间有“敲骨吸髓之苦”，其他各种名目的勒索就更多了（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官牍卷四、卷五。）。官吏们有时也讲得很好听，但他们多是靠食言而爬上高位，靠食言而肥壮起来，他们有了权势之后，充分利用权势，瞒上压下，草菅人命，野蛮而残忍。历史记载得清楚，台湾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是趾高气扬的特权者，一是如牛似马的平民百姓，到处是贪吏横行无忌，百姓怨声载道。
丁日昌到闽任职前后，台湾官吏贪暴之风似更为严重。丁氏前任的沈葆桢曾恼怒地指出，台湾蠹役盟踞，械斗迭见，学术不明，*不守，官吏贪赃枉法，勒索陋规，班兵各分气类动辄聚众斗殴等，给台湾带来极大祸害（转引黄大受：《台湾史纲》，台北三民书局第158页。）。丁日昌经过调查了解之后几次说了这样的话：“台湾吏治黯无天日，牧令能以抚字教养为心者不过百分一二，其余非耽安逸，即剥削膏脂”（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这是封建官员丁日昌讲出来的，自不会夸大。民谚有句说：“十个官吏九个贪”，虽有点夸张，但不失其实。丁日昌的话与民谚不谋而合，就因为都有事实根据。且看事实：台湾府知府凌定国、副将周振邦在建造安平炮台中，竟合伙侵吞工料费，克扣民工工钱，两年中达一万四千多两（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嘉义县由于税收繁重，不时造*命案，“嘉义百姓久在水火之中”。知县杨宝吾，因系贪得者，日昌把他撤了，换了一个新的知县叫何銮也不是好货仍收陋规，仍欺压百姓，“一官新正势必税差四出堕突叫嚣，鸡犬无声，民不安枕”，过去由于加重税收造*命，何銮复敢尤而效之（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总兵张升楷，自己冒领役夫津贴，部属滥募市井之徒充数，以致军队不得力（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下淡水都司陈捷升，滥委汛防官员，而受委者随意抽收*规（实与窝*抽头无异），陈捷升不据实禀揭，“有心狥护”（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各级渔利营私，上行下效，弊端百出。管带镇海左营总兵朱名登，不能整顿军队，诸形废弛；帮带游击郭珍明、哨官都司何积祖、支应委员从九品郭秉义，通同克扣勇粮，兵勇恨之；他们还贩卖洋药给兵勇吸食（丁日昌：《抚闽奏稿》二，“参虚冒克扣及贩洋药之文武各员疏”、“特参谬妄不职知县疏”、“申明科场成例拔取真才疏”、“台营病故员弁请卹片”、“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官如此，吏也学样。衙役倚恃官势吓诈乡里，所欲不遂辄即私押勒索，被害者往往卖妻帮子，破产倾家，实堪痛恨，丁日昌巡视台南回福州沿途访闻台湾县役林陞，“遇事索诈，众怨切齿”，丁称之为“蠹役”。林氏充役几年，乡民被诈者指不胜屈，其家资颇富，自是来自诈民（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由于*腐败，地方官吏“多属因循畏葸，凡遇教民犯法之事辄将就敷衍，酿成靡所不为”，致使台地有些人“恃教横行，罪恶昭著”，他们见法之不足畏，趋附日多……。”（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
人说一个贪官不治，众人不宁，台湾有那么多贪官暴吏怎不叫台湾同胞不安宁？
贪吏害民无所忌，如同奸臣蔽君无所畏一样，促使着官场风气的败坏，使之到了不可言喻的地步。官吏贪暴盛行，百姓遭殃。官吏的荷包一日满过一日，百姓的肚皮却一日凹过一日。“百姓知冤之无可伸，怨毒日积，于风俗人心所关非浅”（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
“官吏以百姓为鱼肉，百姓以官吏为寇仇”，其黯者欲免官吏之诛杀，则往往逃入异端，官吏则熟视之而无可如何，异端因为日炽，此诚人心风俗之忧也。还有，地方官对词讼宕延不结，差役借端讹诈，经年累月，动至荡产倾家，因而强者变为盗贼，黯者流入异端，人心风俗之坏胥由乎此（丁日昌：《抚闽奏稿》一，“署内设局派员清理诉讼片”、“清理积案以苏民困片”、“遵旨冬春驻台片”。）。
所有统治者都明白，一般说来，一部分人的贪得无厌，势必使大多数人痛苦不堪，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必然不顾一切地起来斗争，这在历史上随时可见。北宋哲学家张子厚（横渠先生）曾说：“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吕大临：《张横渠先生行状》。）。这话无疑乃经验之谈。中国人向有忍辱负重精神，只要对他们不太过分的压迫，他们绝不会乱来。当然，“横眉怒目”，正说明受苦受压迫的穷人百姓，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地位，没有屈服过，一旦当他们活不下去时，当他们发现自己非起来斗争不可时，一种可怕的局面便会很快发生。丁日昌清楚感到，台湾官吏的贪暴势必引起台湾同胞的反抗斗争，那会动摇封建政权。丁日昌的前任沈葆桢早提出：对于台湾，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丁日昌进一步指明：“吏治为民心之根本”，“民心聚，则众志成城”。（见《福建台湾奏折》（沈葆桢）、《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96页及《百兰山馆政书》卷十四等处。）就因此，对吏治非振作一下不可。
（二）
面对台湾地方官吏贪暴成风的状况，丁日昌不畏惧，不退缩，而是下决心，勇敢地起来，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台湾的吏治。在整顿吏治时，他绝不装腔作势，而是扎扎实实地在调查并掌握具体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有效途径，对那些贪得无厌、违法乱纪、民愤甚大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严加惩办：该杀的杀，该罢的罢，该贬的贬，决不搞下不为例，更不兴这个照顾那个通融，而是认真追究，顺藤摸瓜，件件查清。同时，对于坚持为群众办好事的好官，该升的升，该保的保。总之，整顿的原则和做法，在于明是非，兴赏罚，正视听。
为了抓好台湾的吏治整顿工作，又不致影响省城福州各方面的正常工作。丁日昌很注意讲求实效，改变那种讲排场、摆架子、人未来声先到表示威风的作法。平时他自己虽在省城福州，但饬地方官留心教养，不得容纵差役贻害闾阎，同时，还“不时密派委员改装易服前往查察”，以防营私或走过场（丁日昌：《抚闽奏稿》一，“署内设局派员清理诉讼片”、“清理积案以苏民困片”、“遵旨冬春驻台片”。）。这样，既能及时掌握情况，又可防止偏差，更不致出现偏听偏信的毛病。
在整顿过程中，丁日昌不讲情面，决不手软。他到闽任职前后总共不到两年时间，两次到台湾巡察，发现了许多问题，即着手进行解决，先后参了台湾府凌定国、副将周振邦，革办了彰化县知县朱干隆、噶玛兰厅通判洪熙涛、嘉义县知县杨宝吾和何銮、台湾县知县白鸾卿，处分了彰化县知县彭鏊等计一府四县厅的头目，还有其他文武官员或被罢，或受参，或被贬，当时台湾总共不过二府八县四厅，被革办被参被处分的竞有一府三县一厅的头目，这本身不难说明丁日昌整顿台湾吏治的决心和魄力了。
这些不免过严了吧！不，这叫“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丁日昌认为，若不认真严劾，“民困何由得苏，吏治何由得肃？”（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肃军政而儆效尤？”（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有的官吏，“非从严参办，不足以警其余”，只有即行革职，才能达到“以示惩儆”的目的（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丁日昌提到，象是台湾县知县白鸾卿，任职十年，对于该县县役林陞平日遇事索诈、众怨切齿的事，竟毫无所闻，“实属不胜首要之职”，自应撤职。不但要撤职，且“如查有故纵情弊，再行严参”，这是为了“锄（奸）安良”。（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丁氏还提到，嘉义县知县杨宝吾，对于*棍拒捕伤官和窃贼拒毙事主之案，或延不获犯，或刑逼成招；且纵容幕友娶妓为妾，入官署张乐饮酒，昏愦糊涂，尤其是任差勒诈生事，后又贪贿累及良民，诬良为盗，还将事外无辜非刑致死，草菅人命。对此除提拿胥役人等彻究，就是要将杨宝吾先行革职，听候查办（丁日昌：《抚闽奏稿》二，“参虚冒克扣及贩洋药之文武各员疏”、“特参谬妄不职知县疏”、“申明科场成例拔取真才疏”、“台营病故员弁请卹片”、“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
外族对我台湾耽耽虎视之心一直未死，早引起丁日昌的不安。为了抵抗外来侵略，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是十分重要的事，而台地营务废弛，北路尤甚，是令人忧虑的。丁日昌发现，北部沪尾营水师守备嘉朝泰很不负责，玩忽职守，为此，丁日昌在查明之后将他革职，“永不叙用”，以为“玩视营务者戒”。（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对于那种克扣勇粮，贩卖洋药给兵勇吸食的武官如管带镇海左营总兵朱名登、帮带游击郭珍明等，丁日昌也都提出了具体处理办法，因为如不从严惩办，恐各营效尤，必致勇皆无用、饷尽虚靡，台事更不可问。（丁日昌：《抚闽奏稿》二，“参虚冒克扣及贩洋药之文武各员疏”、“特参谬妄不职知县疏”、“申明科场成例拔取真才疏”、“台营病故员弁请卹片”、“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
地方文武泄沓相承，酿成积习，其汛官除收受陋规，克扣兵粮，此外无所事事，这对地方治安颇有影响。如彰化县盗贼横行，就因为这种缘故所造成的。丁日昌查明，驻防犁头店管汛兵吴拔高，到防数日私自回县城，结果使乌石庄、邱厝庄两地发生抢劫案。丁氏认为，这种行为“实属纵贼殃民”，要依军法从事；彰化县知县彭鏊不能先事预防，得摘去顶戴，北路都司赵品，不认真缉捕，请旨予以革职留任；其他有关文武分别予以处分。（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革办了一些贪官暴吏，并不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可能还会有人阳奉阴违，所以丁日昌在革办了嘉义县知县，裁革了诸弊后，又饬将告示泐石多揭分贴各乡，俾百姓永远周知，不致再受讹索。其差役，诬良为盗、佐杂擅押平民以及词讼延不造报，无不随时参办。（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
在整顿台湾吏治中，丁日昌一边严办贪官暴吏，一边奖赏有功人员，提拔有用的人才。丁日昌认为革除贪官暴吏也就是为了选拔真才，多除一弊窦，即多得一真才；若姑息优容徒博宽厚之美称，使挟赀舞弊者得以侥幸成名，则寒窗苦读矻矻穷年者转多屈仰（丁日昌：《抚闽奏稿》二，“参虚冒克扣及贩洋药之文武各员疏”、“特参谬妄不职知县疏”、“申明科场成例拔取真才疏”、“台营病故员弁请卹片”、“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
奖励有功人员，最突出的可举恒春县知县周有基。周在组织开山筑路工作中成绩显著，丁日昌特上奏朝廷给予嘉奖，以鼓舞士气。
选拔真才方面，丁日昌首先注意在传统的考试选才中杜绝枪替顶冒之弊。他自己亲自巡视考场，深入实际发现人才。著名的邱逢甲就是由丁日昌最先发现并加以培养的，其次，他着手增设儒学，加开塾学，广开才路。
为台湾拔取真才，丁日昌不是讲讲而已，而是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注意发现人才，而且注意保护人才。
台湾矿产资源丰富，但一直未很好加以开采，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很得力的有才干的人到台主持其事，丁日昌提出要从大陆派出“朴勤廉干素熟情形兼通洋务大员”到台担任这方面的领导工作。为此，他经过多方了解考察之后，推荐广东一位道官叶文■到台主持办煤务。丁说，叶氏对洋情洞如观火，且到过台南，情况熟悉，工作上任劳任怨，公而忘私，连沈葆桢也认为该员堪可胜任，看来是合适的。（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
丁日昌对人才的爱护，从他为守备孙思敬的作保中，人们不难看到一些。孙思敬原系江苏教练，跟丁日昌多年，攻敌奋勇，教练得法，颇著公效，很受丁的看重。丁将他带到台湾，委以守备之职。江苏巡抚因孙思敬久无消息，要严办孙。丁日昌得知此事，即为之作保。丁说，此事因本人病中忘了交代清楚，不是孙的过错；退一步说、即使孙有错，但孙不避艰险，弃安就危，亦尚情有可原。还有，如今台湾军务极需整顿，需要人才，为此让孙暂留台地，如有发现他什么问题再严办不迟，如果实在非处理不可的话，可将我丁日昌交部议处，因为责任在我丁日昌。（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负责的精神！
还有一件，即对于在保卫和建设台湾过程中有功人员，丁日昌也提出了具体照顾的办法。他说，台湾孤悬海外，又是瘴毒之乡，一经得病，医药俱无，死亡之后藁屍海岛、且无亲丁看视，较之内地死亡尤为可怜，因此对立功后病故的要从优议卹，一般病故的照例议卹。这事做好了，不但对病员及其家属是个安慰，对于进一步调动其他在台人员的积极性，也会起一定的作用。
总之，丁日昌主张赏罚要分明，“非加以重赏重罚，不足以除民害而挽颓风。”（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光讲好听是没用的，是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拿出行动来。他在台湾正是这样进行整顿吏治的。
整顿吏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民众的痛苦，所以平时对于受灾的民众，丁日昌尤其注意给予抚卹赈济，同时引导台胞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方法，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可以这么说，丁日昌在台湾进行的吏治整顿是采取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的，也是取得相当的成效的。一时间在台湾那些压榨勒索不敢进行，劣员逃跑，*场自闭，民众拍手称快。就连西方国家，也有人说，丁日昌治台“大得民心”，使“全台大为生色，是于台有再造之功”云，（上海《申报》1878年11月26日“西人论台湾”。）当然，丁日昌在台湾的吏治整顿，即通常所说的察吏安民，仅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拿办了一批贪官暴吏，为老百姓解了苦和恨。不过，台湾老百姓所痛恨的贪吏，他不可能全行拿办。有的官吏其所以敢于肆无忌惮，除了本人品质恶劣，有的还同制度、政策有关，所谓“骗子有屏风，贪吏有法宗”，就明白指出，封建制度保护某些官吏为非作歹。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得改变封建制度。丁日昌是个封建官员，他要维护封建制度，自然他不会去改变它，所以他在台湾的吏治整顿不可能彻底。
特别需要提一笔的，因为丁日昌进行的吏治整顿是属于台湾地区性的，所以即使成效很大，也很难改变全国的状况。当时全国的状况是，清王朝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夕，败亡之日屈指可数，那是无可挽回的，所谓“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尽管当时与丁日昌一样的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的人还很不少，他们也都想改变那种腐败的局面，以挽救危机。可是由于清王朝内部从上到下多是由一批贪官污吏所把持，改变也难。那些贪官污吏沆瀣一气，互相利用，互相包庇，民心丧尽，百姓怨恨。对于这样腐滥的政权，国人多希望它早日垮掉，人们好喘一口气，所以整顿也没什么大用处，而且整顿也未必就能顺利，因为无能的清政府，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叫人无所适从；而官员中派系纷争，各级用人唯亲，用人唯派，当权者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即使为其好亦视为眼中钉，非拔掉不可。就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早失去了信心，多以观望态度对待它，既没有正直的人为之出谋献策，更没有敢干的人为之卖命。这是腐败政府和贪官暴吏所面临的无可奈何的局面。丁日昌又怎能改变得了呢？
尽管丁日昌对台湾吏治整顿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但他也无法坚持到底。这因为，在那*腐败的年代，办好事非但无赏，还会遭到非议，一般人多不愿花力气干好事，也不支持办好事的人。台湾同胞希望丁日昌把台湾吏治的整顿工作搞得彻底一些，可丁日昌的上司并不支持，这使他无法进行下去。在贪盗盛行、假话成风、奉迎拍马者得势的日子里，丁日昌不与之同流合污，自是吃不开。他的上司不支持他，首先在经济方面卡他。丁日昌说台湾非得三四百万两银子不能兼营并举，但这笔巨款拿不到，就是原来已定的台湾每月饷银八万四千两，也难如数派给。工日昌在职时，自九月至十二月仅解过饷银五万两，每月不过一万二千五百两，核计不到八分之一（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其他的可想而知了。闽浙总督何璟，以省事为重的理由，不给予支持。这就为台湾的吏治整顿，台湾的改革和建设工作设下了重重的障碍。丁日昌甚感不得畅其志，一颗雄心很快被碰碎了，只好称病回粤就医（1877年底离闽）。丁日昌原来满怀信心，以为可以借风放火烧贪吏，那知风火逆转烧自身。
丁日昌走后，台湾的吏治整顿工作也就停了下来。以后虽有刘铭传，想再振作一番，但仍蹈覆辙，同样没能挽救败局，这是病态*社会的必然结果。令人深思。
（三）应该如何评价丁日昌在台湾进行的吏治整顿呢？
其一，评价一个*家，根据的是什么呢？主要应看他是为绝大多数人着想，还是仅考虑自己和同自己有关的一小撮人的利益和特权。亦即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或是为少数人谋私利，其他方面多只是附带的。丁日昌在台湾进行的吏治整顿，打击了一撮贪官污吏，不但保护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且为他们伸张了正义，这是明摆着的。在整顿吏治过程中，丁日昌自不是从不考虑个人得失问题，开头他劲头其足，后来因得不到支持，不得畅其志托病离开，致使台湾吏治整顿工作半途而废，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局限性。不过，他非但与那些贪官暴吏不同，就是与那些只会作威作福的官吏也是有别的。绝大多数的封建官僚有一种通病，即不愿正视自己的问题，有时，越是病越羞说病，越是感到前途不妙越不让别人揭露弊病。他们使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讲大话唱高调，用以吓唬别人，也为自己壮胆。丁日昌则不是这样，他无情地揭露了阴暗面，对那些社会蛀虫（贪吏）绳之以法，加以严办，为受苦的百姓出口气。丁日昌的可贵处，讲真话不讲假话，为百姓着想而不替贪官辩护，他与那些好讲空话、假话，只会为贪吏辩护而不顾百姓死活的封建官僚相比，显得形象高大。
其二，封建官僚中，常常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只会讲求特权而又无所用心者。另一种是肯动脑子而又认真负责者，丁日昌在台湾吏治整顿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勇于负责的精神，举个例子，有个时候台湾道，和台湾镇总兵刚好都生病，台事无人主持，丁日昌人在福州，但心挂台湾，他感到这样对台事不利，尤其军事急逼，“多一日之耽搁，即误一日之事机”，但又考虑到两边难兼顾，于是决定省里一切事由督臣兼办，平时公务由藩司代行，以免积压或贻误，让自己放心到台去（丁日昌：《抚闽奏稿》二，“参虚冒克扣及贩洋药之文武各员疏”、“特参谬妄不职知县疏”、“申明科场成例拔取真才疏”、“台营病故员弁请卹片”、“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不但不为一时困难所吓倒，而且安排得很周详。身为福建巡抚兼福州船政大臣的丁日昌，掌管着台海两边的行政和军务，事情多而且繁杂，无疑困难是很多的，而他全力以赴，试图打开一个新局面。虽然难得改变那种面貌，但他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其三，丁日昌在整顿台湾吏治过程中发现，台湾远隔海外，事事到福州请示闽省而后办的做法，颇为不便，“案例往返必致有误”。他指出，每办一事必赴省请示，往复需时。坐船遇风遇雾动则累月经旬，吏胥因之舞弊，贻害无可胜言。丁日昌考虑的办法是，必须统筹台湾全局，派有威望的、知兵的重臣，到台督办几年，俟有成效后徐议督抚分驻之局，亦即待台湾各方面具有一定规模后，再设法让它成为一个新的行政单位即建为新省。（丁日昌：《抚闽奏稿》三，“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片”；连横：《台湾通史》卷六“职官志”。）这些周密的考虑和建议，为以后台湾建省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我们可这么说，丁日昌在台湾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和对黎民百姓的同情。对封建朝廷的尽忠，对黎民百姓的尽职，可说是封建社会中廉洁官吏的信条，丁日昌也正是这样的。他曾表示：“苟能效一分之劳，断不敢惜一分之力。”（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他在台湾惩办了一大批贪官暴吏，为民除了害，因而受到人民的感激。前述台湾县衙役林陞，作恶多端，丁日昌查明后予以严惩，立毙杖责之下，其时万众聚观，咸谓地方从此除了一巨害，无不同声称快。（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
对平民百姓来说，现实痛苦的威胁使他们受不了，谁要是能为他们解除一些痛苦，他们会感激不尽。丁日昌就因为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解除了台湾同胞的一些痛苦，而受到台胞的称颂。丁日昌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清官角色出现于福建和台湾的历史舞台上的。当然，丁日昌因看不到腐朽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无可挽回的形势，还企图设法让它好起来，自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而他在台湾的吏治整顿工作也并没进行到底，更没有创造出什么奇迹。可见，封建官吏不可能改变封建制度给人民大众造成的苦难，不过，我们不能因此抹杀丁日昌在台湾整顿吏治的意义。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