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称道和肯定的爱国志士，他毕生为台湾回归祖国而奋斗，特别在1895年的抗日保台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在他个人的生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这段历史的评价，却与唐景崧相提并论，不加区别，持否定的多，持肯定的少。笔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本文拟就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对丘逢甲和唐景崧在1895年抗日保台斗争中的表现作一比较和评述，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丘逢甲（1864年——1912年），字仙根，号蛰仙、仲阏、仓海，诗文常署仓海君，又别署南武山人，祖籍广东梅州员山（今蕉岭县文福区），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铜锣湾。丘逢甲“幼负大志”，“为秀才时，毅然以天下为己任”。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他深感国家民族之患，日益“留心中外事故，西方文化，慨然有维新之志。”1888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但他无意仕途，回台湾讲学，主讲台湾衡文书院，台南府罗山书院，嘉义县崇文学院等。在讲学中，注重教育学生勤阅报章，关心国家及世界形势，积极宣传西方文化和种族复兴思想。正当丘逢甲“亟思展其夙所抱负以为国家用”的时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台湾受到严重威胁，他毅然投笔从戎，积极投身于抗日保台的斗争。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中法战争后（1885年）改为行省，直隶清廷管辖。由于台湾孤悬东南海中，*、经济、军事上的地位又十分重要。因此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就已成为列强侵略的目标，他们企图侵占台湾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如1867年，美国曾侵入瑯■被台湾人民所击退；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船事件，派兵侵犯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坚决抵抗；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在八、十月间两次进犯台湾基隆，均被台湾军民击退。十年后的1894年，“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挑起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平素极为关心国事的丘逢甲，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已“窃窃忧之”，预感到台湾必将为日本所患，“天下自此多事矣！”发出“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的感慨。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台湾，在这一年的9月，他主动请旨督办全台团练（同年11月改称“义军”），以“拒倭守土”号召乡里，动员青年入营当兵，他说：“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不啻瓯脱。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民之自爱。官兵又不尽足恃，脱一旦变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吾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之地，掷诸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兵饷不足，丘逢甲带头变卖家资，以充费用。在他的号召和努力下，“全台编册有一百六十余营，特别编练者三十二营”组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台湾抗日义军。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在战争中实行一条妥协、退让的路线，使中国在战争中遭到惨重失败，1895年3月，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到日本议和。此时丘逢甲为台湾的前途担忧，他意识到“和局不成，台地必有大战”、“北方停战，倭寇全力赴台，自在意中”，表示“如当国真有弃台之意，窃愿举所有义旅共保危疆。”因此，逢甲根据部署，率领各路义军驻守台中，指挥部设在战略要地南嵌的元帅庙，配合唐景崧、刘永福统领的官军。为了加强义军的战斗力，准备迎击日倭，他到处奔波，不辞劳苦。为了布署兵力，制定出作战方案，他深入实际，“日日帕首短后衣，巡阅各营防，山迳丘间，舍车徒步”，纵然有时身体不适，“积受寒湿，痰饮感发，心绪颇闷”，也在所不辞。为了鼓舞义军士气，他团结将士，“誓与士卒同甘苦，借结人心，故帕首短后衣，日周旋健儿间。”为了解决枪械与粮饷，他历尽艰辛，奔波筹集，三月至四月，逢甲给唐景崧的信中说：“军中一切应用之件，种种未齐，战事又在旦夕，思之焦虑……”，“如府念孤军分扎要地，势难徒手而战，仍请速饬备齐军械，勿杂坏枪，尅期运往后垅。”由于逢甲又能“咸晓大义，动以利害，勤加训练，成军不久，卓著成绩。”在他的辛勤努力下，为台湾人民进行抗日保台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然而，身为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不顾国家民族大局，搞个人积怨，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当时台湾防务单薄。因为台湾改建行省后，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带来淮军精锐四十余营，被后任台湾巡抚非淮系的邵友濂裁减半数，仅余二十余营，而且分散，驻扎于台北、台南、台东各地，一支勇敢善战的国防军队削弱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台湾防务，先后派了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南澳总兵刘永福各率部入台增防。1894年11月，邵友濂惧怕日军攻台，密请清廷内调湖南巡抚，改派布政使唐景崧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就任台湾巡抚后，本应团结各军，加强防务，共同对敌。但唐景崧是一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与僚属动辄龃龉”的人，他与刘永福共事于越南时，就“意见不同、怨仇日深。”在日军将犯，台湾危急之际，不顾大局，仍与永福交恶。当时刘永福不念旧恶，从大局出发，向唐景崧建议将台湾肪务统一部署，自愿协助防守台湾北部。刘永福这一建议是对的，台北是台湾的中心所在。经营铁路（基隆至新竹）、商轮、屯垦、开矿，每年收入银三百数十万两。从战略上看，“全台形势集于台北，台南非其比。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台南失，未足于牵动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在籍兵部主事丘逢甲力赞永福之建议。为了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团结共同对敌，丘逢甲“焦唇敝舌”劝说，甚至“继之以泣”，但唐景崧固执不听，坚持调刘永福守台南，绅士林朝栋守台中，自任守台北。唐景崧为了建立一支亲信队伍，立即派同乡军官吴国华带银二十万两，回广东招募游勇数千人，因仓卒成军，毫无纪律，不听指挥，战斗力差。本来，林朝栋所部士勇十营，中法战争时守台湾，曾屡次击败法军，号称善战；刘永福的黑旗军，因援越抗法著名，从广东调来，所部仅二营，到台湾后扩充为八营。林、刘二人都是著名战将。但被唐景崧猜忌，把他们调离台北，致使台北这个重地防务单薄。丘逢甲叹息曰：“其殆天乎！”结果“坐误事机，台北失守，”使台湾人民抗日处于被动地位。
三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有割让台湾、澎湖一款。消息传出，举国大■，全国人民异常激愤，痛斥卖国贼，反对求和割地。割台凶耗传至台湾，台民更是怒不可遏，悲愤交加，夜以继日，无可抑制，“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骤哭于市。”并且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哭诉誓不从倭，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局不准停工，全部厘金充战倭之用。丘逢甲愤慨之极，乃和台湾绅民一道，积极投入反割台斗争，立即联络各界绅民，刺指血书上呈清廷，称谓“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守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从这里可以看出，丘逢甲与爱国绅民，为了保台，坚决表示要与日倭决一死战的决心。4月28日，丘逢甲再次以全台绅民名义上呈血书，表示“誓不从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手，不愿死于倭人手”，并怒斥“清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当时，丘逢甲的愤激程度，我们还可以从光绪皇帝的老师翁文恭（同稣）在1895年8月25日（旧历）的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看出：“得门人俞应震、丘逢甲电，字字血泪，使我无面立于人世矣！”人物》杂志1982年第一期。%但是，清政府不顾人民悲愤的强烈抗议，决意割台。5月2日光绪皇帝批准了《马关条约》，5月8日中日在烟台交换两国的批准书，清廷任命李经芳为割台专使，并规定限期交割台湾；日本政府派桦山资杞为台湾总督，办理台湾交割事宜。台湾爱国绅民，深知割台势不可免了。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受侵犯，为了保卫祖宗世世代代辛勤开垦的田园，他们不愿离开祖国的怀抱，不愿做亡国奴，展开了极其壮烈的斗争。这时，丘逢甲又再次率领绅民上书清廷。但清廷已置数百万台湾人民而不顾，决意按期交割台湾，电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饬令陆续内渡。”至是，台民愤慨万丈，输饷输械，决定据为岛国，誓死抗倭。丘逢甲在“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值”和日侵入侵的危急形势下愤愤地说：“余早知有今日矣！虽然，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于是，丘逢甲挺身而出，倡议台湾自主，建立民主国以自救，抗击日倭。他“登高一呼，全台皆应”。“其间忠义之士，尤慷慨愤激。痛詈清廷之负台民，而力赞仓海之议。”1895年5月25日，丘逢甲以台民名义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制定临时宪法，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用“永清”为年号，以绅士组成议院，推举唐景崧为大总统，改巡抚衙门为总统府，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军统领，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并设内务、外务、军务三部，并颁发台民布告：“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示誓死抗日保台的决心。
对于“台湾民主国”的问题，同志认为“它是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一幕丑剧”；也有的同志认为它含有摆脱中■而“独立”的意向；还有的同志在介绍丘逢甲抗日保台这一段历史时则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台湾民主国”成立的目的、性质和作用作一粗略的分析，以得出正确的认识。首先，从其成立的目的来看，它是在清廷决意弃台、日军日益逼近、国土即将沦亡的关键时刻，在“无天可吁，无主可依”的情况下，为了抗日保台，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虽然它不是民主运动的产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目的是极为鲜明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其次，就其性质而论，也并不象有些同志曲解的那样，含有摆脱中国而“独立”的意向，完全是出于反对日本侵台，尽可能把台湾保留在中国版图之内，这从台湾民主国成立后所发出的文告中看得很清楚。如“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等词句以及以“永清”为年号，都可以得到有力证明。再次，它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虽然台湾民主国只存在十二天，有如昙花一现，即告“消灭”，但其作用应看到，不仅在当时对于维系人心，组织领导台湾人民抗日保台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在以后，“他的影响，在日据五十多年间，始终不泯。”从上述分析应该肯定丘逢甲等首倡建立台湾民主国，在抗日保台，维护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上，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鲜明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可贵精神。
可是，在清廷议和割台出卖民族利益时，唐景崧却把最大希望寄托于国际的干，上，对帝国主义寄予幻想。唐景崧在台湾一再向英国领事金璋建议，台湾归英国保护涉所有政府不动产售与英商。在遭到拒绝之后，他又电请总理衙门，仿照舟山和朝鲜臣文岛不让他们占有之例，请各国公断台事。3月29日其电云：“查江浙之舟山，朝鲜之臣文岛，与各国皆有关系，可保中国之权，不致太伤中国体面。并为息争起见，台湾能仿此办法，不独台之幸，亦中国大势所关。恳将此电饬下总署，与各国使臣从公商断，不胜待命之至。”4月8日，唐景崧又电总理衙门，拟将台湾密畀各国为租界，其电曰：“如以全台畀各国为租界，各认地段开矿，我收其税，彼利益均沾，全台将益繁盛。而各国有租界，商本萃集，自必互禁侵扰，烟台上海，是其证明。方今中外局势已成，非惜西法，联络各国，难于自立”。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起，又希望三国干涉的范围扩大到台湾。但不久传来“谓俄法德阻倭占华地，而台不在列”的消息，唐景崧又立即复请张之洞连衔请英国保护，“台急浼英设法。许以金煤矿及茶磺瑙税之利益，速派兵船，来台保护，当为转圜”。显然，唐景崧在议和割台过程中，是要将台湾归英国保护，甚至要将台湾作为各国租界。这种态度，与丘逢甲三次刺指血书上呈清廷，要求抗日保台，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吗？三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丘逢甲清醒地看到，当时台北形势危急，而广勇纪律又涣散，为了有效地抵抗日军进犯。必须首先整顿队伍，加强军事力量。因此，丘逢甲“时进策于景崧，又请严肃军纪”，指出“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变，天下事尚可为乎？”要求对违反纪律者主张“杀一以儆百。”可是唐景崧听不进去。不久，日寇进窥台北，丘逢甲又建议唐景崧退守台中新竹，联合林朝栋、刘永福部，加强防务，以图再举，而唐景崧又不同意。未几，台北告急，这时逢甲正率所部义军驻南嵌。以林朝栋守台中，虽然兵力较弱，饷械不足，但义军多募自本土乡民，其心尚为团结，闻台北危急后，丘逢甲立即率所部义军前往救援，但行至途中，已得知台北失陷，便随即在新竹一带严密布防。日军占领台北后，继续沿铁路南下进犯新竹，丘逢甲与丘国霖、姜绍祖、吴汤兴、徐骧等联合布防，迎击日军。新竹是入台中的门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保卫新竹，义军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他们以土铳、长枪、大刀为武器，利用熟悉的地形，出没无常，到处袭击日军，打得日军昏头转向，狼狈不堪。由于义军的英勇冲杀，致使阵地几次易手，战斗相当激烈。据日人追记称：“人民就是士兵，其数不得而知，破坏铁路，割断电线，皆彼所为。见我兵（指日军）寡则来袭，见我兵众则远遁林中”，“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即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的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义军抗日保台的英勇事实，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新竹争夺战，从6月11日开始到7月22日新竹失守，大小战役二千余次，坚持一个多月，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推迟了日军侵台计划。在新竹的争夺战中，丘逢甲率领义军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昼夜”，由于义军伤亡很大，弹尽粮绝，又无援兵，被迫带领余部向深山撤退。日军知“台湾自主事为仓海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并放火烧毁了丘逢甲柏庄住宅。在新竹战败，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丘逢甲被迫于七月下旬含愤离台，内渡大陆。行前，自命“海东遗民”，并作“离台诗”六首，其中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和“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之句。丘逢甲内渡大陆后，对台湾仍惓惓深情，对台湾沦为日本甚为悲痛，时刻不忘台湾的光复，他经常对家人说：“台湾同胞四百万，尚奴于倭，吾家兄弟子孙当永念仇耻，勿忘恢复”。他在自己的住宅门楣上挂上“念台”匾额，命其所居为“念台山馆”。并将其子丘琮改为丘念台。他还写下了许多怀台报国的爱国诗篇，如“没番亲喝沦沧海，归汉郎官遁故山，已分生离和死别，不堪挥泪说台湾”，“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等悲愤感人的诗句。1983年2月23日。%1912年2月25日，丘逢甲不幸在家病逝，在他临终之际，遗言后人，“葬须南向”，并深情地说：“吾不忘台湾也。”这一切，表明了丘逢甲怀念故土亲人，渴望祖国统一，为收复失土台湾的雄心壮志。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唐景崧迫于人民的要求就任总统职，“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他在人民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宣言抵抗日军，以骗取人民的信任。因此，唐景崧就任大总统后，不仅没有号召和率领台民抗日，而且还竭力阻止群众自动组织抗日武装，他发出一个告示曰：“民间有假立名号聚众滋事借端仇杀者，照匪类治罪。”并且专倚广勇而轻土勇，还作好随时准备逃跑的打算。他给总理衙门请代奏的电报中云：“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所谓“相机自处”，就是相机逃跑。当时，清政府虽有“内渡”令，而大多数官员尚未成行，但唐景崧不想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在民主国成立之日，下令所有文武官弁于5月27日之前内渡。逾期求去者以军法论处，结果掀起一股内渡逃跑之风。5月27日之前，台北官员几乎全部逃跑，从而在*上造成了权力真空，无人负责的半瘫痪状态，极其不利于战争工作的进行。当时，“台湾守军据说有一百多营，每营定额三百六十名，尽管缺额颇多，就以三分之一计，至少也有三、四万人，加上团练义军，不下七、八万人。藩库存银有四十余万两，库存火药四百余万磅各炮台储蓄火药可供每炮三十发之用，枪弹有三百余万颗。”这些人力、物力、财力如果能很好地组织使用，是可以有效地抵抗日军进攻的。可是，唐景崧时刻想着“相机自处（逃跑）”，把藩库存银四十余万两以购买军械为名提汇上海，枪枝*也不发给民众和台中、台南将领。6月2日，清廷割台专使李经芳，带领美国顾问科士达，自上海至台湾淡水，乘日舰“千代田号”驶往基隆海口外，会见日本派遣的台湾总督桦山资杞，办理割台手续。随后，日军大举攻台，以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为司令，6月3日，日军在基隆东澳底登陆。由于唐景崧无心保台，治军不力，又不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所部军官发生内讧，守军吴国华与包干臣都自相火并，相续逃走。日军水陆两路夹攻基隆，广勇一击即溃，基隆陷落，6月4日，唐景崧在台北告急时，化装逃往淡水（沪尾），6月7日，在美国税务司的帮助下，乘德轮“鸭打号”逃往厦门，置台湾而不顾，台北陷于混乱之中，随即被日军占领。对唐景崧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和台湾人民的行为，丘逢甲闻讯愤怒指责说：“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四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出，丘逢甲与唐景崧在抗日保台斗争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丘逢甲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就积极筹建义军“守土拒倭”；在割台消息传出后，他三次刺指试书上呈清廷，在“无天可吁，无人肯援”的情况下，首创台湾民主国以抗日保台；台北失守后，他又率领义军与台湾军民在新竹和日军浴血奋战了二十余昼夜；内渡大陆后，仍念念不忘台湾的光复。综观丘逢甲这一时期的活动，表现出他是一个坚决抗日保台，渴望祖国统一，并为此而作出一定贡献的爱国志士，在中国近代反帝国运动史土无疑应有他一定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记住他，并且要学习和发扬他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尽自己一份力量。丘逢甲的爱国思想，并非偶然，这与他的家庭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丘逢甲不仅出生在台湾。而且成长在一个爱国世家里。丘逢甲的祖先是从广东嘉应州的员山迁到台湾的客家人。“1661年，郑成功辟台，其曾祖仕俊曾携家迁入台湾彰化……来台第一代仕俊曾起义。祖父学祥曾弃家财冒险入虎穴，救出被贼人围困的二千多老百姓。父亲龙章，字诰臣。别号潜斋，学问渊博，毕生从事教育，是一位咸丰年间台湾有名的秀才，具有高度的正义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丘逢甲对哺育自己成长的台湾，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出生和成长在这样的爱国世家环境里。经常受到爱国忧民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在丘逢甲的青少年时代（19世纪70年代—90年代）正值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了争夺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资本主义列强加剧了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我国的邻邦和边疆日益遭到列强的蚕食和鲸吞。而台湾又首当其冲，并连续受到列强的侵略。逢甲目睹列强豺狼般的侵掠，心中燃起对列强侵略者的愤慨，当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侵占台湾时，便积极投入抗日保台的斗争。然而，丘逢甲作为一位台湾士绅，也不可避免的有其局限性，他不能与台湾人民一道坚持抗日，与台湾共存亡，而内渡大陆。这一点不能不说是逢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虽然“当时的情形，使人心灰者甚多，似不能过于苛责”，但我们不能因为肯定他是一位爱国志士就回避忌讳这一点，这不是实是求事的态度。实际上丘逢甲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丘氏他自己似也预料到可能有这种指摘”。他赋诗云：“人间成败论英雄，野史荒唐恐未公，古柳斜阳围坐听，一时谈笑付盲翁”。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丘逢甲对这个问题的苦闷。
在抗日保台斗争中，身为台湾巡抚的唐景崧，本应负起抗日保台的重任，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甲午中日战争初起。清廷派他出任台湾巡抚，他为了功名利禄，不顾大局，搞个人积怨，排斥异己（刘永福、林朝栋），培植私人势力（招募广勇），不能团结各军共同对敌，致使台湾防务陷于被动；议和割台事起，他又对帝国主义幻想，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台湾人民的利益，乞求帝国主义保护；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他出于人民的压力就任总统，假装抗日，无心保台，最后逃之夭夭。综观唐景崧这一时期的活动，他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功名利禄、不顾大局，贪生怕死的可耻官吏而已。（资料来源：《广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