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从清兵入关一开始，以一个人数少，文化比较落后的满族，内部必然也有矛盾和斗争，再加上面对广大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的反抗，除一方面采取武装镇压的高压手段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尽量推行吸收、利用、限制广大汉族官绅士人共同合作的政策，以达到清朝统治全国的长治久安的目的。清朝前期反映出来的众多问题可以概括为：一、皇权与八旗分权之争；二、满、汉党祸之深；三、南北党人之争；四、朱、王理学之争；五、中宫党争之烈。今依次略作介绍，以就教于海内外之清史专家。一
顺治(清世祖福临)、康熙(清圣祖玄烨)冲龄即位，军政大权仍操于八旗旗主(和硕亲王)之手，顺康两帝颇受挟制；及至康熙八年智擒鳌拜1，大权始归皇帝。
众所周知，清兵入关前夕，顺治皇帝之得立为帝，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而方达成妥协的。最后两红旗中立，两黄旗舍长(豪格)立幼，两白旗作出让步，顺治才以六龄继位，而由其亲叔多尔衮与堂兄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军政大权仍操于八旗旗主诸王之手。时值农民军首领李自成首破北京，明朝已亡；明将吴三桂把守山海关以拒李自成而开关以迎清军，多尔衮首先统帅铁骑长趋入关，分遣诸将追歼李自成，抚定华北疆陲，一切开国创制规模，皆前明降臣范文程一手所掣画，百姓安堵如故2。多尔衮功最大，被加封为皇叔父摄政王，寻又晋为皇父摄政王，是不啻为拥有皇权之太上皇3。而同为摄政之济尔哈朗仅加封为辅政叔王，亦莫如之何。多尔衮死，虽遭济尔哈朗全盘翻案——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才得昭雪——但顺治一朝，全依以多尔衮沿用“参金酌汉”实行过的前明大政方针，而无大变革。当时运筹帷幄之臣，如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冯铨、金之俊辈；直言敢谏之臣，如魏裔介、魏象枢、杨雍建辈，皆多尔衮手下任用过之大臣。
顺治逾弱冠之年卒，“遗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勿，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皇太极)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孝庄文皇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经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或恨)。今永违膝下，反上仅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努尔哈齐)、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依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问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侔，未能随才器使，致每次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诸王大臣会议，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机，岂能一无违错?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心腹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4。按遗诏以十四罪自责，主要大意是说他自己渐习汉俗，与明朝无异，而对本民族祖先努尔哈齐、皇太极的子孙以及满洲大小诸臣未加重用优遇，深自痛悔(按顺治遗诏出自汉大臣王熙之手笔而全据四大辅臣之一鳌拜的意旨写成的)。于是由八岁的康熙皇帝继承皇位，而特命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共同辅政。辅政四大臣中，以鳌拜最为专恣，藐视康熙年幼。索尼先死，鳌拜以拨换镶黄、正白两旗旗地为由，攘诛苏克萨哈，遏必隆俯首听命。康熙拱默于一时，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康熙少年英俊，赖皇亲国舅索额图打倒了鳌拜。(一说康熙用相扑手智擒鳌拜下狱)5，并穷治党羽，把他们一网打尽。自后权归皇帝，八旗旗主分权之旧传统日衰。皇权一尊的封建专制政体逐步得到巩固和加强。
满汉由于民族立场互异，对峙相抗，冲突不断。汉人或以结社结盟，图谋恢复亡明；或于朝中与满官相倾，成为风气。
入关以后，顺治一朝的军政大权先由多尔衮一人独擅，后经辅政四大臣把持，其间以牢笼、利用汉人为收揽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的人心之用。然满汉之畛域，对峙相抗，自不能立时一扫而光。即以禁缠足与废八股来说，自是满、汉两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同，终清一代莫之能改。从民族矛盾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兹不妨举出几例如下：顺治八年(1651年)，汉御史匡兰兆奏请依汉制朝祭，宜复用衮冕(汉族历代帝王所用服式)，得旨认为：“一代自有一代制度，……何必再用衮冕?”十年(1654年)时，汉少詹事李呈样更进一步条议各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门任用汉人。顺治对汉大学士洪承畴说：“李呈祥此奏，大不合理!夙昔满臣赞理庶政，……大业得成。彼时岂资尔汉臣为之耶?”“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耳。”承畴不能答，最后呈祥发盛京(今沈阳市旧城)居住。
清初，大兵下江南，破南明福王朱由崧小朝廷，上下江民兵四起，莫不以复明反清相号召，虽不久失败，而汉族文人每每逃匿，不与清朝合作。具有高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者，孙奇逢、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其最著者也。然明季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相搏击之旧习，影响及于清初，而有几社、复社诸名目。他们名义上以讲学论文相标榜，实际以怀念故明，图谋恢复为职志。例如，钱谦益主持江南文坛几十年，暗中与海上抗清名将张煌言以及南明桂王朱由榔的名相瞿式耜多有书信往还；北方文豪吴伟业主社，几次举行十郡大会于虎丘(位于今江苏省苏州市境)，震动甚大。所以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下令严禁社盟组织，即使投刺(类似今之名片)往来，亦不许用同社或同盟字样，违者治罪，至此社盟之风始息。
然满、汉相倾，成为风气，迄未中断。康熙初期，从表面上看，满大学士凡有明说建议或批评的话，汉大学士们唯唯诺诺，不敢不服。到了乾隆嘉庆中、后期，汉宫始敢公开表示与满官不同意或不合作的态度。例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就曾经训斥过满汉大臣，说道：“今看两议之事，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如果两议，亦应满、汉相间，岂可截为两议?”又说：“看来近日或有人欲专权用事，此辈在朕前则不可。凡事俱宜满、汉合一，折衷办事，自用可乎?”并严加指责汉大臣说：“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辗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今河北省)、江南(今江苏、安徽两省)人俱以报复为事，朕犹记忆。即如宋儒之洛党、蜀党(尚有闽党、濂党)，朱子亦深以为非。”从*上满、汉诸大臣们的政见分歧可以看出，满汉两民族间的民族矛盾在有清一代是长期存在的。
顺康之际，满、汉党争之外，又有以徐乾学为首的南人党与以冯铨、刘正宗为首的北人党相倾轧；双方并各依满人以自固，复通中贵，以结主知。杨青慕答刘正宗书如龚芝麓(龚鼎孳)之镌十三极则以蜀洛分党也，赵韫退之坎坷终身则以避马未远，周栋园之拟立斩，则以报复睚眦也。陈百史之无辜伏法则以争权竞近也。6
江苏崑山人徐元文(状元)与兄乾学、秉义(皆探花)先后以文采擢巍科，世称三徐。乾学倾心接纳后进，东南文学之士想猎取功名者，莫不依倚三人以为奥援，因而形成为南人党，而乾学为其党魁。同时，徐乾学与王鸿绪、陈名夏、高士奇诸人相结纳，以抗北人党(以冯铨、刘正宗为党魁)。时汉大臣张英与陈廷敬辈甘心自下，始得保全性命。张英有诗云：“牛李终相怨”，是张英明明道出自己告老还乡乃由于党争之故也。
康熙初年，江南民人沈天甫撰逆诗诬告人，诛之。被诬者皆不论，御史田六善言奸民告讦，于南人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北人不曰“王七党”，则曰“逃人”，请鞫诬反坐7。南北党均各依满人以自固，复通中贵，以结主知。南人党陈名夏初为多尔衮所赏识，后倚谭泰。谭泰诛，名夏屡为冯铨所厄，赖顺治护持得免。不一年，北人党人宁完我揭发陈名夏提出留发、复汉式衣冠，立致太平的主张。廷鞫时，冯铨、刘正宗均为作证。名夏赐死，置株连南士四十一人而不问。南人党魁徐乾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召试翰詹，乾学得首列，入直南书房。明年，乾学由内阁学士擢升礼部侍郎，以至左都御史，力倡风闻言事。这是因为康熙深知乾学颇得士心，所以重用乾学来作为打击权臣之用。二十七年(1688年)，乾学为会试主考官，晋升刑部尚书。王鸿绪(江苏娄县人)于徐乾学为门生，于高士奇为姻戚，于是三人奉密旨，合谋嗾使御史郭琇劾罢权贵满大学士明珠及余国柱。不久，乾学亦牵涉张汧案解任，留京修书，而弟元文仍得正揆席；旋又遭左都御史许三礼严劾。明珠已先令其甥傅拉塔总督两江，为督过乾学预作准备。傅拉塔遂劾乾学及其弟大学士元文诸不法事，元文解任8，乾学后亦革职。自后数年间，日有告讦徐氏者，时明珠已复职多日矣。三十三年(1694年)，元文已前卒，康熙有诏取乾学、鸿绪、士奇三人回京修书，而乾学不知其来召之意，只知有使者来，疑有叵测之祸，遂惊悸死。然则康熙一朝，明珠既斥，康熙始得尽揽八旗兵权于皇帝一人之手。
徐乾学不过是康熙的一条听人指使的走狗，既驱使他咬伤明珠和余国柱，复恶乾学反覆，必欲稍抑之。然则暗中一手操纵南北党局的生死大权的就是康熙本人。据先师邓文如(之诚)教授有云：“自顺治中禁社盟，士流无敢言文社者，然士流必有所主，而弘奖风流者尚焉，乾学尤能交通声气，士趋之如水之赴壑。同时宋德宜、叶方霭不能及也。余国柱独与之争，遂成怨府，李光地但欲抑之使不得速化而已，本附明珠、高士奇以进。二十四年召试翰詹，乾学首列，入南书房。翌年，由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以至左都御史，力倡风闻言事。盖圣祖知其得士，欲倚之为搏击之用。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臬，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专政，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与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乾学、元文，嗾郭磅劾罢之。二十七年，乾学主会试，晋刑部尚书，复令琇劾士奇及王鸿绪，未几乾学亦牵涉张淠案解任，留京修书。旋遭许三礼严劾，乃听回籍，犹赐“光芒万丈”匾，以宠其行。明珠既斥，天子始得尽挽八旗兵权。恶乾学反覆，必欲痛抑之。先已令傅拉塔总督两江为督捕地，傅拉塔遂劾乾学及其弟大学士元文诸不法事，元文解任，乾学夺职。自后数年间，日有告讦徐氏者，明珠则已复职矣。三十三年(1694年)，元文已前卒，有诏取乾学、鸿绪、士奇回京修书，乾学知有使者来，而未测祸福，遂卒。盖悸死也”9。只有王鸿绪兄弟保持富贵，终康熙之世无恙。世或以鸿绪专任史局，著有《明史稿》之故，而不知鸿绪实充康熙耳目侦伺之役，有《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后附有王鸿绪奏折档可证。
康熙晚年，因皇太子再立再废，诸皇子各自立党，殆成敌国之势。康熙为此大伤脑筋，最后二十年间寝食不安，心身体力为之折磨消耗殆尽。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老臣王掞(江苏太仓州人)眼见皇储久空，皇上忧伤，遂与御史陈嘉猷等八人上书，共同请求早立太子，王拔等几得重罪。四年后，即康熙逝世的前一年，王掞揣想康熙之意，又同御史朱天保、柴谦等十三人力请复立废太子胤礽为皇太子10。康熙大怒，责其沽名树党，祸几不测，王掞以年老免充军，仍命其子詹事奕清与十三御史同赴西台效力。至此，南北党局稍结。
二康熙时期，由于帝王之大力提倡，理学名家辈出，然因门户之见，形成朱王理学之争，并与南北党争相呼应、相牵连。
康熙初年，鳌拜既除，康熙亲政。有鉴于明季清初*纷乱，社会败坏，学风陵替，一般士子不读书，人心涣散的不稳定局面，康熙遂大力提倡朱子(熹)的学说。康熙六年(1667年)汉大臣熊赐履首先上疏提出：“考诸六经之文，鉴于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很快就为康熙所采纳。又因为康熙本人五、六十年间的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大力以提倡朱子理学为主要之事，藉以纠正明季以来王(阳明)学空谈误国之失，上行下效，蔚为一时风气。
康熙一朝，理学名家辈出，如陆世仪、陆陇其、张履祥、汤斌、李光地、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张伯行等人先后大力提倡，以性理入程(颐)朱之门，文章登韩(愈)、柳(宗元)之室自勉，相反，乃以排斥王学为职志；然能为王学收拾残局者，则有孙奇逢、李颐诸人。朱、王理学家学派虽不相同，然皆笃于身体躬行，力返明季之颓风于两宋者则一也。
康熙初，岁岁河患，河臣靳辅主置闸筑堤束水注海，(乔)莱陈四不可议以阻之。争论得失，至于角党。11其实亦南北党人之争，见之于治河治淮也。
这时党见甚淆，门户各别，稍一差错，动辄得咎。如曹禾(江苏江阴人)初师事陆世仪，世仪为之作介于魏裔介、王崇简(皆北人党)，落落寡合，终不得意而归。《禾传》有云：“是时党见甚淆，门户各别，稍一参差，动致倾踬。禾诖误未知何事，为人排挤中伤则可必也。禾初师陆世仪，世仪为之作介于魏裔介、王崇简，力戒其不可先文而后道，禾竞背之，终致铩羽而归。酒友乔莱、汪懋麟皆几即于祸”12。非落于党祸而何?又如彭定求(江南长洲人)师事汤斌，以陆(象山)、王(阳明)为宗，但陆陇其大力阐发王阳明之说，乃撰文痛斥其伐毛洗髓，非致良知不可。是知朱、王理学之争，与南、北党争又有何异?
其实，“是时党争剧烈，(汤)斌与政府明珠、余国柱积不相能。(黄)宗羲及(方)苞备述国柱借黄汉臣上书事以倾斌，谓出斌指使。圣祖不能无疑，欲置斌旗下，而宗羲遽谓遣学士德勒格至寓宣手诏，赐旗下田宅，迎母就养，为旗下矜式，未免不核。李光地《榕村语录续录》谓以斌爱民有心无术告示进呈者，徐乾学也，所以陷斌。然乾学撰《神道碑》，盛推斌政事学行。其辞出姜宸英代笔，李语恐非实。斌为余国柱所陷至死。天下人皆知。(康熙)二十七年，徐乾学奉命嗾郭琇劾罢明珠、余国柱，琇为斌所举吏，不啻为斌报仇……汤余之争始结”13。
我们知道，清初学者一般都认为：从汉唐以降儒家用大气力于经学，经学是立身致用、治国平天下之本；到了北宋，周敦颐、程颐诸大儒倡明绝学，而南宋朱熹继之以集其大成，实为理学之正宗。康熙则认为读书明理，贵在致用；理学必是能躬行心得之人，才算得上真理学，否则所行之事全与所说的话背道而驰，怎么能算得上是真理学?然当时世人，口讲理学，却多半是追逐名利之辈，投入著名理学家的门下，成为党争之工具。例如徐用锡(江苏宿迁人)一生倚恃李光地，不离北人党局；又如彭定求(江苏长洲人)，少受庭训，师事汤斌，以陆(象山)、王(阳明)为宗。……于同时孙奇逢、李颐尊之为真儒。唯陆陇其力阐阳明，乃申论伐毛洗髓，非致良知不可，亦未尝以峻语相加14。汤右曾(浙江仁和人)、吴凉(江苏太仓州人)都是徐乾学会试门人，两人都是南人党。是知朱、王理学之争，与当时南人党与北人党之争大有牵连。且在康熙看来，即便平日最倍加肯定的第一流理学家中，如汤斌、李光地、徐乾学辈，他们的言行也并不一致，而且他们互相攻讦。汤斌为江宁巡抚时所出“救民有心，拯民无术”的告示，就是由徐乾学向康熙上报揭发的。又如熊赐履、张伯行辈，康熙说熊死后即有人议其后。所谓“有人”不知其人的姓名谁何，但其人为党局中的人进行报复，似可断言无疑。
一次，康熙与大学士王熙品评当时理学家的是非优劣时，说各家所宗宋朱熹与明王阳明的学派互有不同，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相持久不相下。康熙固然是热衷于提倡朱子理学之人，但他也十分清楚，如果朱王理学被卷入党局之争中，他是坚决不赞成的。康熙指出：不同派别的理学家“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此变易其说耳”。“是时大学士备位不问政事，虽各兼部务，亦见夺于满尚书，间有建白，无关大政。故冯溥、李蔚、宋德宜及熙仅以文学备顾问。暇则结纳名士，竞尚诗文”15。很显然，王熙虽未记载直接回答康熙垂询的问题的话，但据其思虑言行，足见其与康熙认为朱、王理学家讲学能坚持己见，是许可的，但各立门户，结党相倾轧，则是绝对不许可的。康熙有子三十五人，除早夭的十一人外，存活的尚有二十四人。康熙十四年(1676年)，依照汉制立嫡传统，册立嫡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时皇太子才二岁，从幼学书识字，莫不由康熙亲自教之诲之，诗文骑射，均有可观。在皇太子未废以前三十多年，康熙外出远征期间，让皇太子试之以政者再，太子按章办事，均无差错。三十多年间，康熙对太子之眷宠未尝一日少减，仪制亦未尝一日少损，而太子之声望亦未尝一日少衰。稽之当时群臣之于太子，如宋犖之颂扬，高士奇之陛辞以及李炳石之觐见，莫不拜谒皇太子，均可作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与五十一年(1712年)，皇太子一废再废之后，无人再敢提及皇太子者固不乏其人，然而挺身而出请复立东宫而得罪者亦大有人在，如前面已提及的，先有老臣王掞与御史陈嘉猷八人，后又有王掞及御史朱天保十三人16，可以为证。
为争夺帝位继承权，康熙诸皇子与朝臣互结党援，相互构陷，祸害甚烈。
皇太子胤礽党自以舅舅索额图为首，此外尚有皇长子胤褆(庶出)党、皇三子胤祉党、皇八子胤禩党和皇四子胤禛党，康熙其余诸子除年幼无知者不计外，大都引用邸下人及名士墨客，纵横捭阖，各为其主；而见利思迁，倒戈相向，朝秦暮楚者亦屡见不鲜。康熙诸子中，皇八子胤禩希冀为皇太子，早在胤礽未废之前，即与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祯结为死党，企图加害太子，即所谓“张明德谋刺太子”之案，系由皇长子胤褆告发之。其实长子胤褆又何尝没有希冀皇储之意?所以当拘禁皇太子胤礽时，胤褆对康熙竟说出“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的话来，则胤褆意在取胤礽皇太子而代之，不问可知。
皇八子胤禩与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祯结党。胤禟与揆叙各拥有数百万家赀，要结阿灵阿等同为党援，财大气粗，最为横暴。其党羽之众，声势之大，其他皇子诸党似莫能与之抗衡。而胤禩图谋大位之所以终告失败者，在一次康熙当面询问群臣谁可立储时，满、汉群臣均推胤禩。本来康熙有意于胤禩，而马齐与舅舅佟国维预先泄之于众。故而康熙大怒，不但不立胤禩为太子，而且认为胤禩结党，对国家大为不利。于是大治胤禩之党。
也正因此，马齐自禩党倒入皇四子胤禛党中了。
当时一口否认曾经结过党的为皇四子胤禛党。胤禛目睹皇储位虚，诸邸公开角逐，又岂甘落人之后?但胤禛为人阴险，貌似淡然与事无争，而雍邸中人有年羹尧、傅鼐、博尔多、诺岷、戴锋、沈廷正、沈竹、金昆、黄国材、黄炳、魏经国、常赉、官达辈。但其中的关键性人物为舅舅隆科多和马齐二人。其声势党羽，何亚于其他诸邸各党?
雍正夺嫡成功后，诸邸宾客谋士多获重谴，并大兴隆科多、年羹尧、阿其那(皇八子胤禩)、塞思黑(皇九子胤禟)诸狱。
首禁隆而后诛年者，所以灭祸口也；次诛阿、塞而禁胞弟皇十四子胤祯于高墙者，防反侧耳。雍正四年(1726年)以钱名世赠年羹尧诗，将其逐回原籍，并赐榜书“名教罪人”四字悬之其中堂以辱之，为处置党人的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方式。此外，皇太子党曹寅父子与李煦之败，自然是由于曹氏父子党废于太子胤礽，特借逋赋为题，祸至不测。
雍正初，曾静之狱，表面上看，曾静令其徒张熙劝四川总督岳锺琪(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起而反清，为岳飞报女真(满洲的先人)之仇，雍正特宥曾静死，刊颁《大义觉迷录》于全国各县学宫，特详华夷之辨，令士子习之，似纯为消除当时满、汉民族矛盾而发，实则为惩皇子诸党外谪各省之诸王邸下人散布流言蜚语而发。乾隆皇帝一继位，立诛静、熙，尽毁《大义觉迷录》书版，禁止流行，是不啻乾隆为乃父翻中宫之案。
综观清朝前期的党争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结论：从入关一开始，由满、汉之间反映出来的民族矛盾，到康熙初皇权与八旗诸王分权之争，康熙尽揽了全部八旗兵权，使封建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矛盾得到基本解决。经过南北党局之祸和中宫党争之烈，最后雍正夺嫡成功和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达到了最高峰。乾隆六年(1741年)在左都御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盛世，然而晚结当慎，责备恒多。臣窃闻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铸者十人”17。鄂文端张文和素不相得，时谓鄂党多君子18。乾隆在康、雍两朝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罕见的太平盛世。
注释：
1、拙著《清史列传校注·鳌拜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二册，第355—356页。2、《清史稿·世祖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二册，第85—86页。
3、参拙作《释汗依阿玛》，刊于拙著《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96—111页。
4、前引《清史稿·世祖本纪二》，第二册，第161—163页。
5、同上《清史稿·圣祖本纪一》，第二册，第177页。又前引《清史列传·鳌拜传》第二册，第355—356页。6、清王士稹著《分甘馀话》(《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2月)卷三，第54页。
7、上引《清史稿·圣祖本纪一》，第二册，第174页。
8、《清史稿·傅腊塔传》有云：(康熙)二十九年“疏劾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尚书徐乾学纵子弟招权罔利，巡抚洪之杰徇私袒庇。诏毋深究，予元文休致”。见第三十三册，第10063页。
9、邓文如师著《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上册，第364—365页。
10、参拙撰《清世宗夺嫡考实》，见拙著《清史杂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9月再版)170页，第26小注。
11、前引《清诗纪事初编·乔莱传》下册，第535页。
12、同上《汤斌传》，上册，第455页。
13、同上，下册，第905—906页。
14、同上，《彭定求传》，上册，第326—327页。15、同上《王熙传》，下册，第611页。
16、前引拙著《清史杂考·清世宗夺嫡考实·胤祯西征纪实》，第147—193页，第194—207页。又拙著《清史新考·清圣祖遗诏考辨》(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309 332页。拙著《清史续考·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64—179页。
17、杨钟羲著《雪桥诗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卷五，第200页。
18、同上，卷八，第377页。
（资料来源：《清史馀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