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赋役制度的整顿与改革，主要是就清代前期而言（1）。本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赋役制度本身的整顿；二是均平赋役；三是摊丁入地改革（2）。
一、整顿赋役制度
清代财政收入制度的最初确立，是以确定赋税征收额为出发点，其中，田赋又是最为重要的税源。对赋税、人丁册籍的掌握，既是对财政命脉的控制，同时又标示着新的统治权的确立。所以，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率师进入北京后发布的第一道诏谕就是令各地“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册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3），足见新统治者对掌握原有赋籍的重视。随后，河南道御史曹溶、户科给事中刘昌等纷纷条陈，要求“议国用”、“施实惠”、“定经赋”（4）。但由于明清之际战火燎烧，州县旧籍多已无存，即如《清史稿·食货志·赋役》所称：“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赋税的征收失去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十一月，山东道御史宁承勋奏称：“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祈敕部于赋役全书外，无艺之征尽行裁革。如恩诏内有全免者，有半免者，有免三分之一者，著定书册，刊布海内，令州县有司遵照规条，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5）在这里，宁承勋已隐约提出重编《赋役全书》的建议，但户部议奏后，一时没有下文。到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才又谕令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而兵火之余，多借口方策无存，增减任意……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查核，在京各衙门钱粮数目，原额若干?见今作何收支、销算?在外各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蠲免若干?见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应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内责成各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赖。”（6）这是第一次明令编定《赋役全书》的谕旨，其中亦有许多具体的要求，但征收钱粮的具体标准，此谕没有提及，据随后的有关免除明季加派的谕旨以及《清史稿》的简明记载，可知是时“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之旧”（7），亦即遵循着“万历则例”的征敛原则。
《赋役全书》何时编定?学者们一般认为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8）。拖延如此之久，似乎不太合乎情理，这里恐怕存在着一些误解。笔者认为，顺治三年（1646年）奉旨编撰《赋役全书》，不久即告编成（9），随后的工作仅仅是“订正”而已。如顺治九年（1652年）覆准：“令督抚务饬所属州县，每岁终，造荒田有无开垦，户口有无增减，订入《全书》报部，分别劝惩。”又题准：“各省《全书》，责令布政使司刊造，某项系明末加增，应去；某项系原额，应存。每州县各发二本，一存户房，备有司查考，一存学宫，俾士民检阅。”（10）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赋役全书》，开载州县田土、户口、赋役，有关国计民生”，再次令户部会同户科订正，结果“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11）。经过这次订正，又形成一个新的文本，目的在于“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解运支销、考成蠲免诸法，悉据此书，用垂永久”（12）。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订正全书”，并发布一篇长谕，除了强调上述事项外，特别申令“详稽往牍，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细加清核，条贯井然。后者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13）。
从顺治三年（1646年）谕令编撰《赋役全书》，中经几次修订，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详密而完备的《赋役全书》编成，体现了清廷整顿赋役征收款项、以万历年间钱粮征收则例为基准的定赋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同时，又分条明了原额、除荒、实征、起运、存留、本色、改折、豁免、新增等种种事项，“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这在清初赋役制度特别混乱的情势下，也是十分必要的。
也许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所定《赋役全书》过于详密，所以又出现了“头绪繁多，易于混淆”的弊端。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又令“新修《简明赋役全书》，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杪）以下尾数，可除吏胥飞洒苛驳之弊。各州县遵照新编全书，造征粮比簿，不必另行造册”。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编全书告成进呈（14），户部遵旨议定：“旧赋役全书，遵行年久，每年增减地丁银米数目，皆有各年奏销册籍可稽，新编全书，停其颁发。”也就是说新编《简明赋役全书》并没有颁布实行。但这里所揭明的意味在于，当时征收赋税钱粮的凭藉，除原编《赋役全书》外，还有年度《奏销册》，《赋役全书》规定其根本，《奏销册》则标明临时增减，二者相辅而行。
以后，又有所变更。雍正初年因实行“摊丁入亩”而导致赋役制度的变化。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重新更定《赋役全书》，令“直省赋役全书，悉以雍正十二年为准。凡额征地丁钱粮、商牙课税内，应支官役俸工、驿站料价，以及应解本折绢布、颜料、银、、铜、锡、茶、蜡等项，各分析原额、新增、开除、实在，并司府州县卫所总散数目，详细考核，纂辑成书”。并同时规定，今后每十年修订一次。《赋役全书》经过这次修订，也就形成了著名的“四柱册”样式（即原额—新增—开除—实在），与原有的《奏销册》中的“四柱式”步趋一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又经奏准：
《赋役全书》开载额征正杂钱粮，及应支俸工料价等项，其不经名目，不一而足。最明白简便者，莫如奏销一册，前列山地田荡、版荒新垦，次列三门九则额征本折地丁、起解留支。一经开册，了如指掌。此书大指，即其张本，嗣后刊刻全书，均以奏销所开条款为式，每逢应修之年，止将十年内新垦新坍各总数，添注于下，其余不经名目，一概删除。这段话很重要，以后道光十四年（1834年）、咸丰七年（1857年）等的有关谕令议奏亦大致准此。这说明，乾隆中期以后虽然仍是《赋役全书》与《奏销册》相辅而行，但事实上已是以《奏销册》为主要征赋凭据，这是值得注意的（15）。
赋役制度本身事实上相当复杂，除上述《赋役全书》、《奏销册》外，作为赋税征收的凭藉，还有《丈量册》、《黄册》、《赤历册》、《会计册》等赋税征收的辅助册籍，即如《清史稿·食货志》概述：
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有黄册，岁记户口登耗，与赋役全书相表里。有赤历，令百姓自登纳数，上之布政司，岁终磨对。有会计册，备载州县正项本折钱粮，注明解部年月。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16）。
在具体的赋税征收过程中，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征敛弊端，还向纳税人户颁行过易知由单、截票、滚单等，细述仍难免繁琐，前揭李华、朱金甫等文也略有涉及，可以参看。这里仅略述易知由单的沿革，以窥其制之一斑。上揭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的奏折中，在要求编撰《赋役全书》时，已同时要求“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此时要求复行明代易知由单之制（17），未被清廷理睬。至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复经户科给事中董笃行之请，方才由户部议准颁刻易知由单：“将各州县额征、起运、存留、本折分数、漕白二粮及京库本色，俱条晰开载，通行直省，按户分给，以杜滥派。”（18）但在具体实行中，却非如统治者想象的可以“杜滥派”，所以，顺治八年（1651年）刑科给事中魏象枢又提出在易知由单之外，再造“格眼清册”以杜其弊，其疏云：
有司派征钱粮，皆假吏胥里书之手，或蒙弊不知，或通同作弊，朝廷虽有浩荡之恩，而小民终未免剥削之苦。请敕该督、抚、按，速檄各州县，照本年易知由单备造格眼清册，详注某户、某人、某项钱粮，及蠲免、开除、征收数目，送督、抚、按复核无差，即将原册钤印发征。倘有改册征收、自立红簿等弊，立行纠参（19）。
这是刊发易知由单后仍不能防止胥吏上下其手、通同作弊的一个例证，因此不得不采取其他方法加以弥补。不惟如此，同时还存在着不刊发易知由单，或少刊发、迟刊发等诸多问题，对此，户部尚书陈之遴在顺治十年（1653年）所上揭帖中言之甚详：窃惟天下有司剥民之术大要，应征钱粮数目不使民知，任其明加暗派，敲扑侵肥，无凭申诉。惟有颁给易知由单一法，足制其弊。职部非不屡行严饬，乃上自布政司、粮道，下至州县，往往官胥通同迟延不造；即造矣，迟至夏秋方颁；即颁矣，不过数张而止。小民谁敢向官长索单?上官谁肯为有司匿单?即如去年送到职部单式，止有江南一省，顺、永二府，其余怠玩可知!
真可谓是有令不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鉴于此，陈之遴建议：
今后似应著各该抚按严饬各州县，每年预将来年钱粮照一条编法开造易知由单，前列应征本、折款项，次列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后列每亩应征银米数目。定限十月初一日申到抚、按、布政司、粮道、本府，裁酌确当；定限十月十五日发下各州县刻印完备；定限十一月初一日申到该抚、按及布政司、粮道、本府，照验讫，汇集各州县单式，并开前项申发月日；定限十二月终旬报送到部，职部于正月察明汇题。凡州县违限不申，抚、按、布政司、粮道、本府违限不发不报，计其月日议以降罚。有开造朦混者，酌量轻重议处。其颁给之法，各州县定限十一月初一日，于公所齐集儒学、卫所等官，及文武乡官、举人、贡监生员、粮里、花户、屯丁人等，公同给散。……凡有司卫所有单外多征者，许诸色人等告发，抚按审实题参，官胥并计多征银米论赃科罪。如此，则上下少知警戒，而小民可免横征矣（20）。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份揭帖，不惟是其尚未见学者引用，而是在于它的重要，从中不难发现清廷的良苦用心以及刊发易知由单程序的细密。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各州县开征，预颁由单，定于十一月初一日颁发。至报部日期，直隶限十二月内到部，山东、山西、河南限正月内到部，江南、浙江限二月半到部，江西、湖广、陕西限二月内到部，福建、广东限三月半到部，四川、广西限三月内到部……”如违限、违例，分别予以罚俸、降俸、降级、调用的处分（21）。
顺治十五年（1658年），工科给事中史彪古又针对当时“每有一项正供，即有一项加派”的实情，要求“将申饬私派之旨，刊入易知单内，使闾阎小民，共晓德意”（22）。前前后后的有关用意无疑是好的，但由此，刊发易知由单的程序也慢慢地由简到繁，不胜琐碎；易知由单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由少到多、由易到难，“易知”也就变成“难知”了。康熙帝即位后，已有“由单款项繁多，民不易晓”之叹（23）。虽经删繁就简，但其作用已日益式微，不得不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废止。
易知由单废止后，代行其职能的主要是截票。“截票”又称“印票”或“串票”，始行于顺治十年（1653年），初分作二联，称作“二联串票”（或称“二联印票”）。为防“奸胥作弊”，“康熙二十八年乃行三联串票，一存官，一付役应比，一付民执照。雍正四年更刻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至雍正八年，仍行三联串票”（24）。
可见，这种赋役制度的整顿，其政策导向一方面是使征收赋税的凭藉赋税册籍逐步走向规范化、简明化；另一方面则是在征收赋税钱粮的过程中，尽量采取防止胥吏从中作弊的制度化措施。
二、均平赋役赋役不均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痼疾，这里既有官僚地主、绅衿地主、庶民地主的特权与蛮横因素，也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在清初的战乱局势下，赋役不均更为严重。
前面说过，清初赋役制度整顿的重点，是确定征赋基准，按照明代万历年间则例征收赋税钱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楚当时的实有人丁数额以及熟地与荒地数额，但事实上，当时人丁数额与田亩数额都难以清查，所谓的按照万历则例按亩征税、按丁派役依然模糊不清，必然导致荒熟不分、硬性派征，加重赋役的不均。对此，时人曾反复条陈，顺治元年（1644年），真定巡按卫周胤称：“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若照额则征，是令见在之丁，代逃亡者重出，垦熟之田，为荒芜者包赔也。臣以为，欲清荒田，法在丈量，欲清亡丁，法在编审。果能彻底清楚，则钱粮自有实数，官吏无巧朦之弊，百姓免代赔之累矣。”（25）顺治二年（1645年），河道总督杨方兴称：“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倘不计口核实，一概征税，名为免三分之一，实以一二亩之地而纳五六亩之粮。荒多丁少，以荒地累熟地，逃丁累见丁。”（26）上谕也曾多次指出：“丁银虽有定额，但生齿凋耗之后，年老残疾尽苦追征，甚至包纳逃亡，贻累户族，殊甚悯测。”“赋役原有定额，自流贼煽乱之后，人丁逃散，地亩荒芜，奸民乘机透露，良善株累包赔。或有田而无粮，或有粮而无地；或有丁而无差，或有差而无丁。甘苦不均，病民殊甚。”（27）这也就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包纳逃亡”、“熟地包荒”问题。所以，均平赋役所实行的首要政策，除编审户口外，就是查荒与清丈。顺治元年（1644年），户部尚书英古代已要求：“严饬有司躬亲逐处清查，务令尺地不遗，册报臣部。”朱批：“是”。（28）上揭顺治二年（1645年）河道总督杨方兴的奏疏，也曾得旨：“各直省无主荒地，该地方官开具实数报部，从凭裁酌。”上揭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上谕又称：“著各布政使严饬该道府，责令州县官查照旧册，著落里甲，逐一清厘，隐漏者自首免罪，包赔准其控告，查确即于豁免，不许借端扰害，事毕造册报部，以凭覆核，即以查出多寡，分别各官殿最。”凡此，均表明了清廷查荒的决心。虽然当时的查荒因战乱、急科等原因未能全面实施，但有些省区查荒的效果还是显著的（29）。
查荒的目的在于查出荒地实数，以便“蠲荒征熟”，以免熟地包纳荒地之赋；清丈虽与查荒有一定联系，但清丈的目的则主要是在于清出隐漏的田地，以免有赋之地逃脱赋税。有清一代清丈之令屡颁（30），也有许多防范弊端的措施（31），但大多徒增纷扰，没有什么成效，一如王庆云所说：“田地有欺隐，而后有丈量。而丈量不足以察欺隐，徒滋扰焉。”（32）
应该说，查荒与清丈均属于均平赋役的范畴，但它的政策导向是宽泛性的，并不特别针对某一个阶层。如果说，明确针对绅衿地主及豪右势力的侵占花诡，以达到均平赋役的目的，那就是著名的“均田均役”政策。大概在江浙地区赋役不均最为突出，所以明代万历年间以后结合一条鞭法的推行，曾分别在常州、湖州、苏州、松江等地实行均田均役之法，并取得一些效果（33）。入清以后，顺治八年（1651年），江南苏松巡按秦世祯“以江南赋重差烦，征解失宜，民不堪命”，特上《兴除八事疏》，其一即要求“田地业主自相丈量，明注印册，以清花诡”（34）。显现出江南再度实行均田均役的信息。顺治十三年（1656年），经户部议准：“江南通计州县田地总额与里甲之数，均分办粮当差，豪户不得多占隐役，苦累小民，其推收编审，悉照均田均役，听民自相搭配。”（35）同时还规定了州县官员隐占田地的议处则例：“（隐田）十顷以上，罚俸三月；三十顷以上，罚俸六月；五十顷以上，罚俸九月；八十顷以上，罚俸一年；至百顷者，降一级调用。”（36）这样，就将清查豪户的隐占与地方官的责任结合了起来。据当时先行实行均田均役的娄县、吴江、常熟等县的情况看，均田均役的办法大致相同。如娄县：“先将该县田地通盘打算，均分若干图，每图应均准熟田若干亩；一图分立十甲，每甲应准熟田若干亩。无论绅衿役民，一并照田编甲，则田必入图，图无亏田，永杜偏枯之弊矣。……夫绅衿役户，向有优免之例，故田多者类皆诡寄避役，其在图承役者，悉属贫民小户，独膺繁苦，今已仰遵朝廷一体当差之旨，并入均图，照田编甲。在钱粮则各自输纳，差徭则各自承应，既不偏枯亦无牵累。”（37）据说，在这几县中，“惟知娄县李复兴行之最为得宜，各属皆仿而行之。……娄邑自均役以后，流亡复归，荒芜日垦，邻邑外省相继取法”（38）。这种赞誉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由于绅衿地主拥有许多特权，且在地方上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均田均役很难如愿进行，随后仍不断有人指出：“因杂差繁苦，未免有亲族人等冒借名户，希图幸免，以致绅衿名下之田半皆影冒。”“三吴田赋十倍于他省，而徭役困苦莫甚于今日，豪强兼并之家，膏腴满野，力能花诡避役，以致富者日富；贫弱无告之民，役累随身，每至流离逋负，将见贫者益贫。”“差役偏重乡民，以役破家者接踵，小户附于大户求为代役，大户役使如奴隶……户役不均，始则病民，终则病国。”（39）所以，康熙元年（1662年）、十三年（1674年）又令江南苏、松两府再行均田均役之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山东巡抚佛伦又上奏称：“累民之事，第一职役不均，凡绅衿贡监户下，均免杂差，以致偏累小民。富豪之家田连阡陌，不应差徭，遂有奸猾百姓将田亩诡寄绅衿贡监户下，希图避役。应力为禁革，请限二月之内通令自首，尽行退出，嗣后凡绅衿等田地与民一例当差，庶积弊一清，而小民免偏枯之累。”得旨：“绅衿等优免丁银原有定例，其乡绅豪强诡寄滥免，以致赋役不均，积弊已久，该抚所奏，直省应一体行下其事，九卿确议。”遂议定：“直省绅衿田地与民人一例差徭”。（40）至此，均田均役始告一段落。从中亦可见，均田均役能否有效实施，与绅衿地主的优免特权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废除了绅衿地主的优免差徭特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清除隐占影冒、赋役不均的弊端。
三、摊丁入地
“摊丁入地”或称“摊丁入亩”，是清代最为重要的赋役改革。一般认为，摊丁入地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和深化，这从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较大变更来看，当然是正确的。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将力役改为代役的银差，丁银纳入田赋，赋与役合一。但是，即使在明代，一条鞭法也并未得到切实的推行，“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则顿紊，不能尽遵”（41）。明末又加派“三饷”，赋役更是混乱，“条鞭明存实亡”（42）。清代虽然在赋税征收上沿袭明代的一条鞭法，但由于清初的战乱局面以及规章紊乱、赋重差繁，依旧使得赋役之制混乱不堪。上述赋役制度的整顿以及查荒、清丈、均田均役法的实行，目的正在于稳定税源、理顺赋役关系。从这一点上说，清初的一系列赋役整顿措施又开了后来摊丁入地的先声。特别是均田均役与废除绅衿特权相表里的政策的实行，又清除了许多梗阻，为后来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所周知，摊丁入地与一条鞭法在丁银（人头税）、田赋（土地税）合一上有其相同之处，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一条鞭法中的“丁银”主要是一种差役代征银，或如上面说的“代役的银差”，王庆云曾这样表述：“一条鞭之法，先查一州县岁额，各项差役若干。黄册丁粮除应免外，应役丁粮若干，以所用役银，酌量人一丁、田几亩，该出银若干，统征于民，官为雇募供亿（供给）。……凡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有丁、粮者，为中户；及粮多人少，丁、粮俱多者，为上户，丁、粮并纳。”（43）亦即将一州县的差役银摊入本州县的丁、粮额内，摊派时有所谓“丁四粮六”、“丁三粮七”、“丁粮各半”等种种办法，丁口必须按时编审。且不说一条鞭法后来如何混乱，仅就其本来意义上讲，所谓的“赋役合一”也是很有限度的。摊丁入地中的“丁银”虽然也带有差徭的遗迹，但它主要是一种固定化了的人丁税额，即所谓“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44），亦即王庆云所说“直省丁赋以次摊入地粮，于是夫徭口赋，一切取之田亩，而编审之法愈宽”（45）。固定化了的人丁税额摊入地亩，必须有固定的人丁数额作为基础，康熙后期所宣布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正是推行摊丁入地的重要条件。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发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这事实上是不准确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谕称：
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毋增毋减，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册题报。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自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实数耳!
在这篇上谕中，虽然也指出“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毋增毋减，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编审确实，借以知晓人丁实数，而且以何年人丁实数（编审在册的人丁）为准，也没有指明，“不必征收钱粮”一语，也嫌含混。为此，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再颁“恩诏”。
嗣后编审增益人丁，止将滋生实数奏闻，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就是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丁额为准、摊丁入地的来由。同时，为了弥补人丁故除导致的人丁缺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又补充规定：
新增人丁，钦奉恩旨永不加赋，令以新增人丁，补充旧缺额数。除向系照地派丁外，其按人派丁者，如一户之内，开除一丁，新增一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倘开除二三丁，本户抵补不充，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抵补。其余人丁，归入滋生册内造报（46）。
至此，征纳丁银的人丁数额才最终确定下来，从而为摊丁入地的实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郭松义先生的研究，明代中后期，在河南、山东、湖南、陕西、浙江、广东的某些州县已有摊丁入地的个例，其对清代的摊丁入地有着深刻的影响。入清以后，要求摊丁入地的舆论加强，某些地区也继续进行着摊丁入地的实践，食盐钞银、匠班银的摊丁入地也大都先期进行（47）。这些实践活动，无疑对后来的摊丁入地提供了范式，但摊丁入地之所以没有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正与当时丁额的未有定数有关。而“滋生人口概不加赋，则丁口亦有一定，可以派归田粮，永为成例”（48），也正说明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广为推行之间的必然联系。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谕颁布之后，最先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摊丁入地的是广东省，其后，四川、直隶、福建等省依次进行，各省摊丁入地的具体情况，上揭郭松义文已作了细致的考述，《大清会典事例·户部·户口·丁银摊征》及《石渠余纪·纪丁随地起》等也有概要的记述，毋庸多言，仅综合作一简表以明其要（49）。
省
区
摊丁入地时间
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数广
东
康熙五十五年
一钱六厘四毫
四
川
康熙末年以粮载丁，每丁载粮不等
直
隶
雍正元年
二钱七厘
福
建雍正二年
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
山
东
雍正三年
一钱一分五厘河
南
雍正四年
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
浙
江
雍正四年二钱四厘五毫
陕
西
雍正四年
一钱五分三厘
甘
肃雍正四年
一分六毫至一钱五分九厘三毫
云
南
雍正四年
三厘六毫至七厘七毫
江苏
雍正五年
一厘一毫至六分二厘九毫
安
徽
雍正五年一厘一毫至六分二厘九毫
江
西
雍正五年
一钱五厘六毫
湖
南雍正六年
每粮一石摊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
广
西
雍正六年
一钱三分六厘
湖北
雍正七年
一钱二分九厘六毫
山
西
乾隆十年
一钱四分七厘至三钱三分八厘贵
州
乾隆四十二年
每亩摊丁银五厘四毫
摊丁入地在某些地区虽然拖得时间很长，但它基本上集中在雍正年间。从上表也可看出，有关各省都规定了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若干的标准，这比之于原来各省各县丁银等则的复杂混乱，改善良多，进一步简化了赋税手续，赋与役的合并在新的意义上得以完成。同时，由于摊丁入地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计亩科算”，田多则征丁银多，田少则征丁银少，无田则不征丁银，这对田连阡陌的绅衿地主当然不利，却减轻了无地贫民和自耕农的负担，从而也减少了编审、征敛过程中的许多弊端。王庆云称之为，人丁“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保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穷免敲扑，一举而数善备焉”（50）。曾王孙则总结出摊丁入地与否的三利三弊（51）。其“三弊说”云：
丁不随粮，有三弊焉。丁差之法，二十上丁，六十下丁，今则耄耋不下，强壮不上，其弊一；丁有死绝者开除，古之制也，今则素封之家多绝户，穷檐之内有赔丁，其弊二；粮多者为富民，粮少者为贫民，今富者既多脱，承差者俱属穷黎，或逃或欠，下累里甲，上累考成，其弊三。
其“三利说”云：
丁随粮行，有三利焉。舍粮编丁，可以意为增减，若一概从粮起丁，则买田者粮增而丁亦增，卖田者粮去而丁亦去，永绝包赔之苦，其利一；就丁论丁，弊端百出，若照粮编丁，则岁有定额，富者无所庸其力，贫者适应得其常，一清吏胥之弊，其利二；丁与粮分，则无粮之丁无所恋，而轻去其乡，丁随粮行，则丁皆有土，有所藉而不致流亡，里甲不累，考成不碍，其利三。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摊丁入地可谓是“去三弊而得三利，计无便于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摊丁入地的实施与完成，可以看作是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变革的终结。
注释：
（1）这方面已有几篇比较重要的论文发表，请参看彭雨新《清代前期的赋役混乱和整理改革》，载《江汉历史学丛刊》1979年第1期；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载《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朱金甫《论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郭松义《论“摊丁入地”》，载《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2）限于篇幅，这些探讨都集中在最主要的税种田赋方面。盐课方面请参看拙著《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关税方面请参看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3）《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4）《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六月庚申、甲子。
（5）《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庚戌。
（6）《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壬寅。
（7）《清史稿》卷121《食货二》。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赋册粮票》亦称：“顺治三年诏定《赋役全书》，悉复万历间原额。”
（8）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2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周远廉《顺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前揭彭雨新、李华等先生的论文。
（9）《清朝通黄》卷7《食货七》第2057页，在顺治“十一年钦定赋役全书”下按称：“《赋役全书》，顺治三年纂，凡在京各衙门钱粮项款原额，及见在收支销算数目，在外直省钱粮，见在熟田、应征、起存数目，均载入，颁行。每年令布政司将开垦荒田及增减户丁实数订入。至是，复行订正。”
（10）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赋役全书》。
（11）同上。另参见《清史稿》卷121《食货二》；《清朝文献通考》卷1《田赋一》，第4858页。
（12）《清世祖实录》卷83，顺治十一年四月丙寅。
（13）《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四年十月丙子。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赋役全书》。按：《清朝文献通考》卷1《田赋一》及《清朝通典》卷7《食货七》均将此系在顺治十三年下。
（14）此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赋役全书》。《清圣祖实录》亦系在康熙二十七年九月条下。《清史稿》卷121《食货二》记作康熙二十六年。
（15）以上所引史料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赋役全书》。
（16）《清史稿》卷121《食货二》。参见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赋册粮票》。
（17）关于明代易知由单之制，请参见梁方仲《易知由单的起源》，载《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8）《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九月甲戌。（19）《清世祖实录》卷57，顺治八年六月辛酉。
（20）《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顺治十年四月二十三日陈之遴揭帖。
（2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7《史部?处分例?征收地丁钱粮》。
（22）《清世祖实录》卷121，顺治十五年十月癸巳。
（23）《清史稿》卷121《食货二》。按：山西道监察御史蒋龙鸣更历数由单之繁：“臣见今之由单，头绪纷纭，项款繁杂，大而起运、存留，细至裁存、仓口，无不刊载，连张广幅，阅不能尽，不惟民不能知，即官吏亦未能通晓。”见档案，康熙二十年十月六日蒋龙鸣题：《为请更由单之式，以副易知之实事》。（2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赋册粮票》。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1《户部?田赋?催科》。按：议准征收钱粮、更刻四联串票的时间应为雍正三年。又按：雍正八年复行三联串票，与前此三联串票的形式已有所不同，并不是简单的复旧。
（25）《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庚申。
（26）《清世祖实录》卷13，顺治二年正月己丑。
（27）《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二月癸未；《清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壬子。
（28）档案，顺治元年八月二十日英古代题本，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29）参见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第9页表“山东河南蠲荒征熟实例”，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30）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5《户部?田赋?丈量》。
（31）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5《户部?田赋?丈量*》。
（32）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纪劝垦附丈量》。
（33）参见彭雨新《明清赋役改革与官绅地主阶层的逆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34）《清世祖实录》卷59，顺治八年八月丙寅。
（3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7《户部?户口?清厘丁役》。
（36）《清世祖实录》卷105，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37）李复兴：《均田均役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0。另据赵锡孝《徭役议》称：“何谓均田?统计一县之田分为若干图，图分十甲，每甲均入田若干是也。何谓均役?统一县之田，使各自编甲，或类聚偏甲，以图中第一甲当本图一年之役，至十年而周；或以本图一、六甲当本图上、下半年之役，至五年而周是也。”见同治《苏州府志》卷13。
（38）《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二》，第5049页。
（39）均见同治《苏州府志》卷13《田赋二》。
（40）《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二》，第5051页。
（41）《明史》卷78《食货二》。
（42）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
（43）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停编审》。（44）乾隆《江南通志》卷68《食货》。
（45）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丁额》。
（46）均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7《户部?户口?编审》。
（47）参见郭松义《论摊丁入地》，载《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48）乾隆《海宁州志》卷3《田赋》。
（49）此表主要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7《户部?户口?丁银摊征》而作，其他作为参考。又按：刘志伟《广东摊丁入地新论》对广东摊丁入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可以参看，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0）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
（51）曾王孙：《勘明污县丁银宜随粮行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0。
（资料来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