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预备立宪为什么会发生？人们在分析其原因时往往归于清政府的立宪动机：消弭革命，拉笼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需要。粗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详加考究则有两点难使人满意。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上述分析正是“在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预备立宪发生的“终极原因”，这是一：持这种分析的同志同时又认为预备立宪是假的，清政府根本就没有立宪的诚意，那岂又不是清政府不愿消弭革命，拉笼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需要了？这是二。显然，仅从清政府的立宪动机来解释清末预备立宪发生的原因是很难说明问题的。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即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演化过程，从统治集团内部在新形势下的分化组合，从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三个方面对预备立宪的动因作一探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同志们教正。
1、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亦即近代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2]凭借着“船坚炮利”，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度和思想文化缓慢而又不可遏止地传播开来，古老落后的中国渐次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种情形正如《*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造出一个世界。”[3]
当然，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在甲午战前它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其表现就是西方近代机器的输入和洋务军用、民用企业的创办，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尽管这一时期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如马建忠、郑观应等已开始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比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优越，并发出了要求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微弱呼声。但是主持着当时近代化运动的是从封建顽固势力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官僚，除郭蒿焘等个别人外，他们只主张创办近代企业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议院”、“宪法”则讳莫如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遵循的*纲领。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梁启超说过：“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万兆始。”[4]正是以中午战争为契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高举着“救亡图存”的爱国大旗冲上了中国的*斗争舞台，他们在光绪及帝党官僚的同情、赞助下，力图突破洋务运动的框子，把中国近代化运动从经济扩展到*领域，这样，就出现了戊戌变法。然而，*近代化则意味着旧的*体制的变革，这必然要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恐惧和仇恨。而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尚处于形成之中，维新派尚未脱尽封建阶级的胎记，根本无法与封建顽固势力抗衡，结果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下戊戌变法惨遭失败，“戊戌六君子”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首批殉道者，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演化过程受到重大挫折。“朝野上下，咸仰承凤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涉及”[5]。直到二十世纪初叶，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近代化的车轮又才转动起来。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受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侵略的鞭挞后，为巩固岌岌可危的统治而被迫进行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为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奖励民间资本、废科举、兴学堂、选派留学、编练新军、修定法律等等。就其性质来说，不言而喻是资本主义的或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使中国近代化程度有了加深。但是，由于新政的主持者是买办化程度已经很深而又腐败不堪的清政府，因此，新政不仅给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开了绿灯，并且是极不彻底的。如兴学，不少学堂是“改换书院匾额，仍试策论：易义塾名目，仍授经书”，[6]仅变换名称而已。尤其是，新政除增加、裁并了几个衙门外，没有触动根本的*体制。而没有*体制的相应改革，经济、教育、军事的改革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当时有人就指出：“政体不更，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7]改革不能成功，清统治者企图用此来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也就无法达到，国内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到1905年前后，新政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1905年7月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清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但“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8]
然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毕竟不是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了。民族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初步发展，据统计仅1903年全国就自办工矿企业185家，资本总额为56590000元，到1911年企业总数增加到521家，资本总额达159650000元。棉纱工业1903年有纱绽350592枚，2715家，1904年纺绽增加到527000枚，2726家。[9]资本主义文化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进化论、民权论、三权分立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其他各种*学说成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界革命”产生于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已从“物质文明”转向*制度，要求实现*民主化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在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壮大起来，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社会经济文化和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要求突破旧的、与之不相适应的*制度，使新的*制度矗立其上。中国近代化运动从经济、教育、军事领域扩展为*制度的变革已是水到渠成，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其反映就是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民主革命的高涨。当时清政府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沿着近代化运动演化的方向，把新政扩展为*制度的变革，改专制为立宪。选择这条道路对它来说是被迫和痛苦的，但有可能挽救至少是暂时能挽救它的灭亡；另一条道路是逆近代化历史潮流而动，坚持封建专制统治，选择这条道路是它所期望的，但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在这种新形势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带有资产阶级化倾向的亲贵大臣为了自救，更为了使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能延存下去，纷纷要求改变政体，实行立宪。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只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样，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体制的变革，就顺理成章了。由此可见，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如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一样，既是统治阶级的自救措施，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必然结果，具有不依人们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客观强制性，也正因为清政府是在这种客观强制性的压力下被迫而为之，所以它在实行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就不免敷衍、拖沓、甚至还夹杂着某些欺骗。我们在探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动因时，如果忽视了其发生的客观必然性，而仅仅归之于清政府的立宪动机，那势必会滑入动机决定论的泥坑。
2、清统治阶级并非铁板一块，在历史潮流这个万能的上帝面前，同样要产生感应和分化。如果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出现是统治阶级内部第一次重大分化，那么二十世纪初伴随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入，统治阶级内部又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分化。一些亲贵大臣为了达到消弭革命和富国强兵的双重目的，主张顺应近代化运动演化的方向，在中国实行立宪，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影响和推动着清末预备立宪的进行。他们既和资产阶级立宪派不同，又与统治集团中的守旧派相区别，当时的中外报刊称他们为“维新派”[10]、“改革派”[11]，或“新党”[12]。由于他们主张立宪，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相对应，可以把他们统称为，“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
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主要包括四种人：一是原先的洋务派，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二是出国考察大臣，如载泽、端方、戴鸿慈、达寿、李家驹等：三是驻外公使，如孙宝琦、胡惟德、汪大燮、梁诚等；四是较开明的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如善耆、锡良，赵尔巽、瑞徵、岑春煊、林绍年、沈家本、张百熙、唐景崇、程德全等。这些人之所以会主张在中国立宪，是与他们的经历，尤其是资产阶级化倾向分不开的。第一，他们大多是清末新政的积极倡行者。袁世凯于清廷“变法”上谕发布不久，就提出以扩练新军、广兴学堂、派遣留学为内容的新政要点十条，“自此改行新政，多由直隶一省先行试办”[13]。张之洞在与刘坤一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竭力主张“兴学育才”“兼采西法”。其他如时任地方督抚之岑春煊、端方、赵尔巽、锡良、周馥、林绍年以及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崇文门监督着耆等对新政都颇为积极。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科举制的废除，就是袁世凯、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联衔奏请的。这些亲贵大臣倡行新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在倡行新政的过程中，与资本主义或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如新式企业、学堂、新军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有的就是这些新式企业、学堂、新军的主持者。因此，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调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浅不一的烙印，使他们成为带有，资产阶级化倾向的封建官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阶级和个人，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变成资产者”。[14]当然，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他们的这种资产阶级化倾向和程度，实际上直到清朝灭亡时他们的资产阶级化倾向还是十分微弱的。第二，他们大多对“西学”颇有了解。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所处的地位和经历，他们不同程度上都与“洋人”、“洋书”、“洋货”打过交道，不少还到过欧美日本，于资本主义制度有目睹耳闻。因此，与那些主张“以忠信为干橹，以礼义为甲胃”的顽固官僚不同，他们对清朝“内忧外患，”的窘境极为敏感，于西学颇有了解，有的还是“西学”的传播者如沈家本自1904年起先后主持翻译了法、俄、德、荷、意、日、比、美、瑞士、芬兰等国法典和法学著作共33种，被称为我国近代法制思想的先驱者。端方根据自己在外洋考察搜集的资料，编辑成《欧美*要义》和《列国政要》两书，详尽地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制度。正是从对“西学”的了解中，他们提出了不能“墨守旧章”，“宜随世运而转移”，“甄采”“西学”的主张。[15]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1904年以前，这些亲贵大臣对“西学”的认识尚未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尔后由于日□战争的影响，才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度比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优越，开始以立宪奏闻朝廷。第三，他们大多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关系密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清末新政中形成起来的，因此他们与新政的倡行者、后来的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他们希望借助这些亲贵大臣的影响，促进清政府实行已有利于*经济政策，而这些亲贵大臣也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增强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袁世凯、端方、岑春煊等与江浙张□、郑孝胥集团关系甚密，而亲贵中的载泽、善耆则与海外康有为集团保持着往来。可以说，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倡行立宪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推动。早在1904年6月，张□就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们奏请立宪，并代拟了一篇立宪奏稿。不久他又写信给自己原来的学生、直隶总督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16]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板垣诸人，以促成清政府立宪为已任。待五大臣出洋考察*，张□活动更为积极，又是写信，又是会晤，仅在端方回国途经上海时，他就与之会晤了七、八次，“竭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17]，而且代起草了致各省督抚请求支持立宪的电稿，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对张□等人也是极为联络。1906年张□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岑春煊仅开办费就捐资一万元，还表示愿担负常年经费每年一千元。[18]袁世凯、端方也表示支持，瑞徵甚至列名会中。1908年初，袁世凯、张之洞又联名保奏另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著名人物杨度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据胡思敬说：“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19]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这种密切联系，既推动着他们倡行立宪，也是他们具有资产阶级倾向或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将这些主张立宪的亲贵大臣的职务加以排列，就会发现他们是以地方督抚为中坚的。以预备立宪宣布的1906年为例，在全国8个总督中，赞成立宪的有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周馥、云贵总督岑春煊、四川总督锡良、闽浙总督丁振铎等7人，反对者仅陕甘总督升允一人而已。自镇压太平天国后地方督抚势力急剧膨胀起来，成为享有一方用人、行政、财政、军事大权的地方割据势力，“西人尝谓，中国二十一省，无异二十一小国”。[20]他们的政见与他们的实力相联系，因此在清政府的重大决策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尤其是袁世凯不仅拥有一支六、七万人的北洋新军，而且还兼有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商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八项要职，加上又得慈禧宠信和有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作后盾，故在统治集团中地位非同一般，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问诸北洋（指袁——引者）”[21]。袁世凯和多数督抚赞同立宪，就不能不促使清政府作出立宪的选择，1904年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驻法公使孙宝琦首先上折请求朝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22]。到1905年张之洞、岑春煊、林绍年等都纷纷请求立宪。7月，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请派大臣出洋考察*，以为立宪预备。上奏后不到10天清廷诏命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为考察*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年底五大臣出国。1906年7月间，五大臣先后回国，一致以立宪入奏，但遭到守旧派的反对。他们“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肆其簧鼓，淆乱视听”[23]，气焰颇为猖獗。8月27、28日，清政府召集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和直隶总督袁世凯会议立宪事。会上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和守旧派展开了激烈争论，双方唇枪舌剑，互不上下，气氛极为紧张，“竟有人言戊戌将见者”[24]。但由于立宪派据理力争，加上又争取到了奕□的支持，9月1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东方杂志》就此评论：“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有知也。故说者谓此次宣布立宪，当以泽公等为首功，而庆王、袁制军等实左右之”[25]。
由上可见，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一个赞同立宪的*派别，即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这是清末预备立宪得以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然而，我们以前在分析预备立宪时却不承认统治集团内部有一个主张立宪的派别，认为清统治集团铁板一块，没有任何*派别的分野，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任何一场来自上层的经济或*改革，统治集团内部因经历、地位和利益的差异、不同，总有赞同、反对的分野，如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派和顽固派，戊戌变法时期的帝党和后党就是这样，预备立宪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和守旧派也是如此。而且，这种来自．上层的改革能否发生和进行下去，往往视统治集团内这两种势力的力量对比而定。洋务派由于凭借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增涨起来的实力来推行下去，尽管顽固派拼命反对，还是能进行下去，直到1895年因甲午战败才退出历史舞台。帝党仅是一批无拳无勇的官僚，清廷实权当时握在后党手中，因此后党一旦发生政变，他们只好引颈受戮，戊戌变法失败：预备立宪也是如此，当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的势力比较强大，能影响清廷重大决策时，预备立宪能得以发生和进行下去，但一旦宣统年间政局发生重大变动，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或被罢官，或以忧病死，其势力一落千丈，朝廷为载沣为首的保守派所控制时，预备立宪就日益走向穷途末路，最后彻底失败。[26]
3、《东方杂志》在分析清末预备立宪的动因时指出：“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27]这个分析恰当地估价了日俄战争在促使清政府立宪中所起的作用。
1904——1905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进行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成为中国政局演化的一大转折，促使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正是以日俄战争为契机，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开始以立宪的建议奏闻朝廷。归纳起来他们从日俄战争中得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启迪。首先，开始认识到立宪政体优越于专制政体。“蕞尔鸟同”的日本为什么能打败幅员辽阔的俄国？这些亲贵大臣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端方在给驻日公使杨枢的信中写道：“一则民心固结（指日），一则民心乖离（指俄），未尝不叹立宪专制之不同，其收效大为异也。”[28]林绍年分析说：“夫土地之大小，人民之众寡，财力之厚薄，地势之夷险，俄之于日何止倍蓰，乃战辄不胜者，政体异也。”[29]由此出发，他们还进一步从欧美日本与俄国富贫强弱的变化中看到了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的优劣。“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而推之于俄国，其所以骤邻于弱败者，实以仍用专制之故。……专制政体之国万无可以致国富兵强之理由也。”[30]第二，变专制为立宪是世界潮流所向。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革命的到来，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沙皇被迫让步宣布立宪，这对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专制政体再无法存在下去了，载泽指出：立宪制度，“滥觞于英伦，踵行于法美，近百年间，环球诸君主国无不次第举行”，惟“俄罗斯处负□之势，兵力素强，得以安常习故，不与风会为转移，乃近以辽沈（指日俄）战争，水陆交困，国中有识之士，聚众请求，今亦宣布宪法矣。”[31]内阁中书刘垣在条陈预备立宪折中也说，现在欧美各国，没有不立宪的国家，即使以专制著称的沙俄，“近亦颁布宪法，是居今日而谓必当立宪，殆众所同，且终不能不立宪，乃势所必至。”[32]岑春煊得出结论：“窃观今日殆无立宪之国，无论何种政体，变迁沿革，百折不回，必归于立宪而后底定。”[33]第三，中国国贫兵弱，外患日深是专制政体造成的。在探索日胜俄败的原因时，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也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国贫兵弱，外患日深？端方指出，“中国数十年来，谈洋务者亦未尝不震惊其（指列强）国富兵强之效而思有以仿之，练陆军设海军以求强，筑铁道兴航路务工商以求富。”但为什么“求强而反以益弱，求富而反以益贫”呢？可见根源不在“末”——富强，而在“本”——政体。[34]林绍年在指出政体优劣是日胜俄败的原因后继续说道：“我中国所以屡受外侮，莫自振者，亦必因政体之异，不待言矣。他且不论，即目前所最急者如理财，如练兵，以土地人民计之，似一省可以与日本相衡，何二十余省而尚远逊乎？政体之所关，一至于此。”[35]第四，中国要国富兵强、抵御外侮，就必须改专制为立宪。端方一再强调，在列强林立，弱肉强食的今天，“不能自存，即将灭亡，不能夺人，即将为人所夺，断无苟且偷安而可图生存者，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36]载泽等在分析了“我国东邻强日，北界强俄，欧美诸国，环伺逼处，岌岌然不可终日”的严重外患，以及立宪能转国贫为国富，兵弱为兵强后指出：“臣等反复衡量，百状交集，窃以环球之势如彼，宪法可行如此，保邦致治，非此（指立宪）莫由。”[37]第五，只有立宪才可消弭革命。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蓬勃兴起，如何消弭革命？这是统治阶级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从他们镇压革命活动的实践中，尤其是从“警察之干练，法网之严密”，号称世界第一的俄国仍发生革命的事件中认识到，要消弭革命仅靠镇压是不行的，还必须“*上导以新希望”，也就是改变政体。[38]因为革命党人借以号召群众的口号，“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渔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39]如果清政府主动立宪，无异釜底抽薪，“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40]如此言论，在当时主张立宪的亲贵大臣奏折中所见皆是，这里不再一一论列。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主张立宪是以立宪政体优越于专制政体这一认识为前提的。立宪政体为何会优于专制政体呢？他们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认为专制政体是“人竞*”，也就是任人不任法，“凡一国中之事无论大小皆由君主一人裁决”，“然以一人之心力尽治天下之事”是不可能的，须委之官吏，官吏无法可依，仅凭一人之命为是非，这就给那些不肖者提供了贪赃枉法、为所欲为的机会，结果造成*黑暗，吏治败坏，国贫兵弱，外患日深[41]，革命党也得以“煽惑人心”，“倡为革命之说”。[42]与专制政体正好相反，立宪政体是“法意*”，也就是任法不任人，宪法“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43]依据宪法的基本精神制定出各种法律法令，官吏有法可依，所以上下一心，内政修明，国富兵强，没有专制政体下的“内忧外患”之虞。[44]因此，中国要富国强兵，消弭革命，就必须采行宪政。由此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不是从人民主权、从*民主化的立场，而是从富国强兵，消弭革命的实用主义立场来认识1立宪与专制之间优劣的。因此，他们虽然在奏折中不时提到洛克、孟德斯鸠，但他们并不是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创始人的信徒和追随者。然而，对于二十世纪初统治集团的一分子来说能承认立宪优于专制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不仅那些认为中国*制度“乃历代圣神文武创垂后世，我朝列祖列宗损益至三”是至善至美的守旧派官僚不能与之同日而语，而且那些死死抱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信条的洋务派官僚也只能望其项背，二十世纪初的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洋务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综上所述，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高涨起于此，清政府预备立宪也起于此。正如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条件虽已瓜熟蒂落，仍需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刺激才得以发生一样，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演化过程从经济教育军事领域扩展为*体制的变革尽管水到渠成，但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活生生事实，没有1905年俄国发生的革命，没有沙皇在革命的压力下被迫宣布立宪，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亲贵大臣就很难在这个时候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桎梏，认识到立宪比专制优越，从而就难分化出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可以说，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体制的变革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但恰好是1905年前后清政府开始酝酿和宣布预备立宪，这又是偶然性在发生作用。这种偶然性的出现完全是日俄战争影响的结果。而我们以前在分析预备立宪动因时则把这点忽视了。
（文章来源：《求索》1987年06期）
